宫廷秘传怎么成为皇后 第一章 宫廷社会

第一章 宫廷社会  

　　对宫廷物质文化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有关统治者自我形象和治权政治的内容。清代宫廷社会是数种文化传统的折中融合体，并非出于偶然。大清帝国是以多民 族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统治者试图通过用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语汇与他们打交道，从而使这些联盟长久存在。在决心保持满族——金代女真统治传 统的继承者——特性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努力在他们视之为主要臣民的汉族和内亚民族文化模式中突出其统治形象。他们最初和最强有力的联盟是与蒙古人的结盟。 他们用儒学的语言取悦汉族文人士子。把满族统治者塑造为藏传佛教传统中的法王以迎合蒙古族和藏族。征服塔里木盆地后，他们资助穆斯林的清真寺，力图（尽管 不太成功）充当伊斯兰教信仰的保护者。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清代宫廷物质文化中得到了体现。> > 　　都城北京不仅是前朝——明朝（1368— 1644）——帝都，而且是辽、金和的首都。满族人还把盛京当做故乡满洲的象征，至少在清朝前半期把热河（1824年以后改称承德）当做非正式的避暑 之都。与早先的内亚征服者政权一样，满族人也采取了让征服者精英集团单独居住的政策。在语言、服饰和其他文化政策方面，统治者竭力使其独特的民族认同保持 久远，这延续了16世纪末期开始的自我界定历程。让人创造了满文。他的继承人于1635年下旨采用“满洲”之名，详细说明了统治集团的历史渊源， 以尚武传统强化了满族认同。本章集中探讨清代宫廷有意识地展现其统治者的非汉族文化渊源的许多标志的方式，以及促进满族政权的大都市政权和多民族政权之代 表性的方式。> > 　　多个都城> > 　　清朝多个都城的体制是模仿10—14世纪统治华北的契丹辽朝（907—1115）、女真金 朝（1115—1234）和蒙古元朝（1272—1368）这几个非汉族政权而建立的。傅海波对这种模式的意义做了如下总结：“与一般只有一个首都的汉人 朝代不同，辽朝有五个都城，清朝也有五个。二者皆可被解释为统治者居无定所时代的遗存，但也是随季节而迁徙的仪式化制度的遗存。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来说，多 都城制也提供了在不止一个地方建立中央集权机构的手段。”> > 　　都城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迁移，以加强军事进攻和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 制。辽朝和金朝的都城史为这些政策做了很好的注解，其都城均随着军队向华北的推进而不断南移。一旦这些政权的政治中心被统治者及其军队所选定，都城的名称 （采用汉人的主要词汇）就会发生变化，这在汉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所以，金朝的“上京”最初为林东（1138—1150），继而是宁城（1153— 1215）；“中京”最初为宁城（1120—1153），继而是北京（1153—1215），蒙古人占领北京后则为洛阳（1215—1233）。与宁城和 北京一样，原为辽朝都城的辽阳，在不同时期是金朝的“南京”（1132—1153）和“东京”（1117—1132、1153—1212）；辽朝的“西 京”大同也是金朝的“西京”。> > 　　更靠近未来战场的欲望，促使满洲政权的创建人努尔哈赤在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七次迁移其大本营所 在地。这些早期的政治中心中只有两个在1644年以后受到纪念。第一个是赫图阿拉城，1603—1619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他在该城宣布成立后金国 （1616年）。终清一代，他的继承人一直保持着对赫图阿拉的行政管理（1636年改名为兴京）。沈阳（1634年改名为盛京）是努尔哈赤的最后一个都 城，也是1644年之前大清的都城。皇帝（1644—1661）迁都北京后，盛京仍被保留为陪都。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就葬在附近的陵墓中，所以 清朝统治者定期前往盛京，盛京的宫殿在时期（1736—1795）被翻修一新。> > 　　承德> > 　　如果说北京是首都，盛京 是象征清朝“龙兴”的都城，承德则是出于象征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而被选为避暑之都的。承德位于长城以北，处在华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交界线上。辽、金和元 都在这个地区建立过都城，当康熙皇帝决定在此建立避暑之都时，他是有意识地仿效前人的。菲利普·弗雷特认为，清帝“同时承担起汉族臣民的皇帝、满蒙居民的 大汗和喇嘛教徒的菩萨的责任，这导致了三个首都体制的形成：一个在满洲（盛京），一个在中原（北京），一个在内蒙古（承德），承德也是”西藏宗教之都。> > 　　在北方寻找一个避暑胜地的工作甚至在征服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去世前不久，年幼的顺治皇帝的摄政王援引以前的非汉族朝代帝王离开北京“避暑”的成例，下令在承德建一个小型的避暑山庄。他死后，修建避暑山庄的工作停了下来，直到镇压了三藩之乱后才予以恢复。> > 　 　承德和木兰是被康熙皇帝（1662—1722）选为皇家场所的，当中国南方完全被平定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俄国对大清帝国北部边疆的入侵上。玄烨喜欢从 军事战略出发亲自巡视帝国领土，1675年察哈尔领袖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的反叛，凸显了培养蒙古盟友的重要性。1681年，在第二次巡视长城以北地区途 中，康熙皇帝冒险进入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狩猎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科尔沁、敖汉、翁牛特蒙古人的领地。这个地方变成了木兰——清朝的皇家围场。玄 烨还巡幸了位于吉林的都统治所，构筑这个要塞是为了更密切地监控东北边疆地区。朝廷还修建了一条官道（沿途有驿站），以加快东北各要塞、盛京（奉天）巡抚 衙门与北京之间的官方联络速度。> > 　　木兰皇家围场位于承德以北117公里处。其名称源于满族词语“木兰”（对鹿的称呼），意指满族人模仿 雄鹿的求偶鸣叫声猎鹿的方法。历史上的先例把这个巨大的狩猎场与辽、金时期的皇家围场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木兰是由蒙古亲王管理的，1706年后由隶属于理 藩院的一位总理大臣管理。围场是普通官民的禁地，四周环绕着柳条边，共有800名（后来增至1400名）满洲和蒙古旗兵分屯于40个哨所，在四周巡逻。这 个广袤的围场被分成67个（后来增至72个）狩猎场，每个场都有一个蒙古名。> > 　　从1681年到去世为止，康熙皇帝几乎每年秋天都到木兰 狩猎，只有两年除外，当时他正忙于重大的军事行动。因容易感染天花而免于到北京朝觐的蒙古贵族被轮流邀请到木兰陪皇帝进行每年一次的秋：这是“围班”， 与之相对的是到北京的“年班”。围猎活动平均持续30天时间，在此期间，皇帝及其扈从会猎杀鹿、野鸡和老虎。狩猎时采用的方法有若干种，但最具特色的是满 族的行围：骑手包围一块地方，将猎物从山上驱赶至山谷，以供等候在山谷中的皇帝和蒙古贵族猎杀。> > 　　1702年之前，康熙皇帝及其扈从在 往来于承德的途中都住帐篷。后来，随行的皇室成员，包括后妃、皇子和公主逐渐有了休息的房屋。在北京经古北口（出走中原的一个关口）至木兰的官道上建起了 “行宫”，从仅供小憩和饮茶的简易建筑（茶宫）、供中途吃饭的简易建筑（尖宫）到供夜晚住宿的大型建筑（住宫），不一而足。这些建筑可能只供皇室成员用， 其他人仍用帐篷。> > 　　玄烨及其扈从打猎时也住帐篷。围绕他的大帐形成的帐篷城的空间分布与都城的情况相仿。“其行营之制，中为黄幔宫城（黄色为皇帝专用色），外加网城，外为内城，设连帐75座，设旌门三；次为外城，设连帐254座。外城东旁设内阁、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门官帐”。> > 　 　皇帝从未巡幸木兰，但乾隆皇帝重新开始秋。弘历在木兰停留的时间比祖父少（平均每次20天），但他在位期间举行秋仍达40次之多。他从1755 年开始在围场内修建行宫，并使围场的面积最大化。虽然皇帝（1796—1820）在木兰举行了12次秋，但他每次停留的时间甚至少于他的父亲。琰 是举行秋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以后的几位皇帝统治时期，围场渐趋萎缩，而他们巡幸承德避暑山庄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 　　康熙朝和乾隆朝的大 型狩猎活动需要在机动性、粮草和住房等方面做精确协调和计划，与军事行动非常相似。据说与弘历一起在木兰狩猎的王公、大臣、旗主，以及蒙古、哈萨克和维吾 尔贵族有时超过3万人。狩猎规则体现了正式的和礼仪化的办事次序：展示皇帝、皇子和皇孙的皇家弓箭；满洲和蒙古贵族分别统领的队伍之间进行战斗演习；向皇 帝进呈每年一次的蒙古贡品“九白”（九匹白骆驼或九匹白马）；互相宴请，伴之以蒙古歌舞和赛马；摔跤比赛；皇帝赏赐蒙古贵族丝绸和金银等。> > 　 　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始于1702年，一直持续到1792年。热河行宫（最初的名称）位于武烈河西南岸，占地约5.64平方公里，面积超过北京城郊构成圆 明园的三个园子的总和。山庄内有一系列复杂的人工湖和人工岛，为修建宫殿（以北京的宫殿为蓝本）和湖泊（以江南园林中的湖泊为样板）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山 庄内还有山，与蒙古草原相似的草地，以及举行宴会和展示军威的场所。整个山庄被菲利普·弗雷特称之为一处“皇家景观”：在佛陀显灵之地，高墙环绕的行宫与 河对岸的几座大庙相映成趣。> > 　　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在避暑山庄外面修建了外八庙（最初是十二座）。最初的两座是溥仁寺和溥善寺，都是藏传佛 教寺庙，是宫廷支持和资助藏传佛教的具体行动的一部分（参阅第七章）。乾隆皇帝在山庄外的山坡上修建了九座大庙，其中不少是为纪念特殊的时刻而建造的。普 宁寺是有意识地仿照西藏的第一个寺庙桑耶寺修建的，为的是纪念清朝成功地平定了准噶尔叛乱（1755年）；安远庙是仿照被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 乱时毁坏的一座寺庙而建的。> > 　　菲利普·弗雷特和贾宁都指出，承德实际上是大清帝国的第三个都城，尽管它没有得到正式命名。18世纪20 年代，皇家山庄周围的地区在行政上被设为一个厅（热河厅），1733年被升格为承德州，隶属于直隶总督。虽然它在1742年被降为厅，但1778年又被升 格为府。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塞外之都，在理藩院的掌管下，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族人在这里实践宫廷礼仪。贾宁认为，朝觐皇帝的礼仪来源于穆斯林的朝 圣传统，因此包含着宗教意义。虽然藏族人不用朝觐皇帝，内亚的其他贵族每年都得分批前往清宫朝觐皇帝。朝觐常常被安排在承德的夏宫进行，正如另外一个宫廷 礼仪——围猎——被安排在木兰一样。贾宁指出，西藏喇嘛、蒙古贵族和穆斯林阿訇（伯克）参加的围猎是源于蒙古族和满族传统的一种礼仪。围猎活动给头衔较低 的内亚精英集团成员提供了在参加一种强化满洲和内亚联系的活动的同时，更亲密地接触皇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