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二回译文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译文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译文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曰：“汉晋春秋曰：‘……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於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案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所载亮表，即世人传诵之后出师表也。

此表既为亮集所无，复不见於亮传，其真伪遂为学者聚讼之点，兹分述各家之说於次：

何焯曰：“按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非也。

以元逊（诸葛恪）传观之自明。

第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於外。

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诸葛乔）写留箱箧，元逊钩致之於身后耳。

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陈寿）之疏。

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再出，其必殁於是冬之前矣”。

（义门读书记）此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

殿本考证即据何氏之说。

钱大昭曰：“按刘繇为豫章太守在兴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在建安初，孙讨逆（策为讨逆将军）卒於建安五年，据魏春秋此疏上於孙权破曹休之时，盖建兴五年也，（原注：‘蜀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

相隔二三十年，不必赘及。

（表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又云，“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

魏志亦无此人。

窃疑此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汉晋春秋著者）未之深考而载之耳。

承祚(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三国志辨疑卷二）。

林国赞曰：“又注（蜀注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颇不可解。

据“五攻昌霸不下”，案昌霸反东海惟一见先主传，陈志（指三国志）初无五攻事。

又据云自到汉中丧赵云等，又云於是有散关之役，然则此表作於建兴五年，据云传云卒於七年，则此谬矣。

是年冬春两出师，前此后此，均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也，而此表聒强不舍，辄刺刺於未解者六，亦深可疑。

陈承祚以蜀人而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故本传於其集若干篇若干字皆著明。

裴氏（裴松之）谓此表出张俨默记，亮集所无，张俨乃吴人，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三国志裴注述卷一）。

李宝淦曰：“诸葛亮后出师表，传既不见，集亦不载，仅见於裴注（指三国志注）中。

案承祚於亮最为心折，且如周鲂七笺胡综三文之类，无不全录，既取前表，岂独遗此？必出后人伪托，非亮文也”（三国志平义卷二）

钱大昭林国赞李宝淦等皆不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

外此如袁枚亦云此非孔明作也，枚之言徒涉空谈，有同策论，兹所不取。

余公平衡众说略附己见於次：

何氏之说，要点凡四：⑴以诸葛恪传观之，足明此表之真。

⑵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不便宣泄於外，故陈寿编亮集未见此表。

⑶此表之流传於吴，或云诸葛乔写存，诸葛恪钩致之。

⑷赵云当卒於建兴六年冬之前。

以上四点，除第一点留待后论外，其馀三点均颇难成立。

就第二点言之。

此表果为亮作，亮家当有底稿，纵系密表不便宣泄，蜀亡之后，自当流传於外，何以陈寿未见此表？是何说此点难成立。

就第三点言之。

蜀志诸葛亮传谓诸葛乔‘年二十五，建兴元年卒’。

建兴元年‘元’字，自系传写之误。

盖建兴五年亮至汉中，乔尚随行，其没自在此后。

且乔兄恪死於公元二五三年，年五十一（吴录），推知恪生於公元二○三年，乔若没於建兴元年（公元二二三），则应生於公元一九九年，断无此理。

何焯云：“详‘元’字当作‘六’。”其说颇当。

盖“元”字与“六”字形近，而乔较恪小一岁亦在情理之中。

诸葛乔既有殁於建兴六年之可能，而散关之役即在是年，则亮纵有此表，乔究及见否殊为疑问，更无论写存其文与否也。

是何说此点亦颇难成立。

就第四点言之，吾人不能因赵云未参与散关之役，遽信表文，谓云已殁於斯役之前，而疑云本传有误，盖建兴六年冬云当已病困不能从征，故次年即殁也。

何说此点亦属难以成立。

钱氏谓刘繇为豫章太守，又谓据魏春秋云云，又谓孙权破曹休在建兴五年，均属错误。

刘繇但为扬州刺史，未尝为豫章太守，孙权之破曹休实在建兴六年，又所谓魏春秋实无此书名，据吾人所知，惟有孙盛之魏氏春秋，而钱氏所据，实即汉晋春秋，并非魏氏春秋也。

此皆钱说之小误，惟尚无碍於论旨。

钱说要点有四：⑴刘繇王朗之事，距建兴六年不过二三十年，（实有三十馀年）不必赘及。

⑵魏志并无李服其人。

⑶此表疑为后人伪撰，习氏漫载之耳。

⑷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

案钱说第一点理由颇为薄弱，桓灵二帝之事，距建兴五年亦不过数十年耳，而陈志载亮建兴五年所上表，（即俗称前出师表者，此表学者公认真为亮作。

）故有“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

等语。

胡三省通鉴注曰：“李服盖王服也，与董承谋杀操，被诛”。

王服即王子服，见蜀志先主传及注引献帝起居注。

胡氏谓李服盖即王服虽不过揣测之辞，钱氏未引胡说，是钱氏之疏也。

钱说一二两点，殊不足令人疑此表为后人伪撰。

至钱云陈寿不采此表极有卓见，是谓陈氏曾见此表，陈氏究见此表否，实为疑问，兹待后论。

林氏谓散关之役在建兴五年，亦属错误，散关之役，实在建兴六年，惟此乃小误，於其论旨并无妨碍。

林说要点有四：⑴昌霸反东海，惟一见先主传，陈志初无五攻事。

案胡三省通鉴注曰：“昌霸，昌浠也”。

胡氏谓昌霸即昌浠，良确。

蜀志先主传叙昌霸反为先主，在曹操击破先主前。

魏志武帝纪叙昌浠叛为刘备，则在备败后。

此非二事，浠叛为备实在备败前，而操攻浠则在备败后，魏志为叙述便利故列浠叛为备事於操破备后耳。

魏志张辽传曰：“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浠於东海”。

尤足证昌霸与昌浠确为一人也。

考陈志所记，曹操凡三攻浠。

刘备既败，袁绍未破，操攻破昌浠，此第一次也。

袁绍既破，操遣张辽夏侯渊围浠於东海，数月，浠降，此第二次也。

冀州平，昌浠复叛，操遣于禁攻之，未克，复遣于禁与渊并力，浠诣禁降，禁遂斩浠，此第三次也。

（参看魏志武帝纪又夏侯渊传又张辽传又于禁传林说此点实未经详考，惟兹表所谓五攻不下，究与事实不符，盖昌浠(即昌霸）终於授首，而操攻昌浠实仅三次也。

⑵此表谓赵云已殁，实谬。

案林说此点确具理由，惟前人已有此说，故何氏加以辩正，并非林氏创见。

⑶是时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

案林说此点颇当。

蜀志李严传载亮表有云：“自先帝崩后，平（即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

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

李严不过欲专断一方，故不肯至汉中为亮所制，未尝反对亮北伐也。

果如世传后出师表（从俗称）所云“议者谓为非计”，则反对亮北伐之辞，陈志应有记载，如张翼反对姜维北伐，其事其辞均见翼本传，今陈志既未载有反对亮北伐者之辞，（廖立特空为大言耳，非反对亮北伐也）亦未记有反对亮北伐之事，可知世传后出师表所云有类无的放矢也。

⑷陈寿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张俨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

案林说此点亦当。

陈寿果见兹表，纵不信为亮作，亦当别加按语载入亮传或亮集，如吴志陆凯传之例，不当弃而不录。

故钱大昭“承祚不过采此文”之语，颇觉未惬，盖亮集及亮传均无此表，知陈氏当未及见也。

李说与林说第四点大致相同，兹不具论。

本人对此表之内容亦认为颇多可疑之点，兹述本人所见及者於次：⑴前出师表（从俗称）已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二语，今此表复云“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武侯何自好表白如此？此可疑点一。

(2)前出师表但云深入不毛而已，此表更云“并日而食”,亦属可疑。

⑶前出师表云：“将军向宠，性情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此表云：“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彷佛孙吴。

…… 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疑此为后人故袭前表语气以饰其伪。

⑷此表横插入“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以下一段韵语，颇觉不伦。

此可疑点之四。

⑸前出师表谓后主“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今此表以刘繇王朗为喻，案刘繇名为刺史，所据不过一二郡，王朗则一太守耳，以繇为喻，真所谓引喻失义矣。

此可疑之点五。

⑹前出师表云：“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故街亭败后，亮即上书自贬，今此表博引曹操之事以自解，颇近护前。

此可疑之点六。

⑺此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案上述诸人，除赵云外，皆不见於陈志。

阳群等若非重要将领，何必胪举其名，若为重要将领，何以陈志毫无记载，他书亦未述及？此可疑之点七。

⑻孙策未定江东时，不过袁术之一将，未有寸土，势非甚强，当其渡江，众不过五六千，及既逐刘繇，势乃转盛。

今此表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使孙策坐大”颇非事实，此可疑之点八。

⑼假定李服确为王服，王服之地位殊难与夏侯渊比，又四越巢湖指讨孙权，昌霸之地位更难与孙权比。

疑伪撰此表者习为排比，故摭拾不重要之事以入文耳。

⑽此表云：“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

又始曰“偏安”，继曰“偏全”始曰“逆见”，继曰“逆睹”，殊觉遣词之窘，不类武侯手笔。

此可疑之点十。

吴志诸葛恪传载所著论有云：“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兴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

何氏据此信兹表为真，似不无理由，惟此表恪究见及否，尚属疑问。

或恪因同僚反对出师者众，遂漫谓见家叔父表陈云云，欲藉诸葛亮之名以增强己之意见，未必曾见此表也。

余疑此表当系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

惟此种假设自难即成定论，本篇之作，实欲引起学人鉴定此表真伪之兴趣，有同抛砖引玉云尔。

二十三，三，七，武大。

余曩在武昌，曾撰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及校注，并载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之武汉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

时逾八稔。

始於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得见傅孟真先生《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一文，论及同一问题。

闻足音於空谷，喜可知也。

孟真先生亦疑此表为伪，与余见颇合。

惜其文仅引端绪，即因病搁笔，结论尚不可知。

余原拟俟孟真先生全文发表，略陈所见，数月於兹，不闻续作，武大同学会刊，流传极少，余文孟真先生或未得读，因重刊辨证於经世，以供留心此问题者之参考，亦以就正於孟真先生。

至余之意见，已较前更进一步。

余意所谓后出师表，当即诸葛恪所伪撰。

据吴志诸葛恪传，恪於孙亮建兴元年（二五三）十二月大破魏军於东兴，次年春复欲出军。

吴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以谕众意。

恪著论之外，当更伪撰此表，谬云亮作，以为己论根据。

亮虽蜀臣，素为吴人所敬佩，假托亮之意见，足以折服众口，且亮死已久无对证，不忧众人不信也。

恪所著论，大意可约为数点：⑴与敌不可两立，⑵不可任敌坐大致眙后悔，⑶应及己力尚强之时图敌，⑷不当惜目前劳费。

此与所谓后出师表大意若合符节。

如恪著论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此即后出师表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之意也。

恪著论谓六国之於秦，刘表之於曹操，吴之於越，均以纵敌致败，此即后出师表所谓刘繇王朗，不事~征战，使孙策坐大之意也。

恪著论若不及早用众，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此即后出师表所谓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之意也。

恪著论谓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乃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即后出师表所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之意也。

其出一手，至为显然。

余曩撰辨证，疑此表?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犹嫌未谛。

张俨吴臣，卒於孙皓宝鼎元年（二六六）见吴志孙皓传。

俨撰默记时，此表业已传布，故被载入。

默记首载此表，东晋时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复载之，刘宋时裴松之撰三国志注，更据汉晋春秋引入注中，此表遂俨若真为亮作矣。

余於己说，初不欲持为定见，甚盼孟真先生早竟前业，余文幸得为引玉之砖，诚不胜忻慕也。

三十一，四，五，三台陈家巷爽园。

一九四二, 经世季刊 二卷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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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重新发表时，先父正执教於东北大学。

对日抗战后，多所大学迁川，东北大学择地三台。

三台故潼川府治，而安岳县固潼川府所辖，此为先父任职地点离家最近之时；不仅暑假，寒假亦可归省先祖父母，除夕合家团聚，其乐融融，长留梦境，惜为时不久，次年即应张晓峰先生之聘，转赴迁於贵州之浙江大学矣。

盖先父之任教东大，实因当时萧一山先生在此任文学院长、蓝孟博先生在此任史学系主任之故。

次年两位先生均离开东大，而晓峰先生两度来邀，情不可却，遂不顾战时长途跋涉之劳，远走遵义。

先父向以教育学术事业为重，复重友情，数十年如一日，於兹可见一斑。

案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传诵已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之语，尤为脍炙人口，然实系伪托；先父与孟真先生先后为之辨证，论据充足，别具只眼。

先父始作此文时，尚为武汉大学史学系学生，斯时先父锐意治史，成果斐然，发表於《燕京学报》之“三国吴兵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三国食货志》，均在此时撰成。

与此同时，复积极参加救国活动，与师友创办宣传爱国精神之刊物；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敌於上海时，武大学生会发表之“抗日救国宣言”亦出於先父之手。

此盖非有过人之精力与才思，殆不可能。

然诚如先父至交所言，“书生报国有志，而适应乏术”。

终因国事蜩螗而致怔忡之疾，原有撰写张居正大传之愿，并已从明室档案中抄得不少珍贵材料，卒未能完成；先父对中国历史常有新解，间得聆听，顿时豁然开朗，而少有成文传世，惜哉！

先父重新发表“辨证”，盖有向孟真先生抛砖引玉之意，其后孟真先生是否又有论述，未能查知。

而先父受知於孟真先生盖非一日，当年去台任教，即系孟真先生出长台大后电邀，检阅旧牍，来电尚在，而孟真先生亦已早归道山。

翻阅旧籍，得此一段文字交往之记录，甚有感焉，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