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眼光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那么先进，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变法那么先进，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变法那么先进，为什么会失败？

变法并不是先进就能成功的，戊戌变法很先进最终不也是失败了嘛。国家就像机器，改革就是修理，随便掉一个元件，毁掉的可能就是几百万人的饭碗。所以自古以来改革都是很困难的，王安石变法是很先进，但是1.他的变法触动了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地主阶级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阻力之大可想而知）2.变法到后期，其中的漏洞以及不合理的地方被放大，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比如青苗法，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元祐元年（1086年）停止执行。）3.皇帝的压力也很大（皇太后就曾明确反对），产生了动摇。4.改革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导致了失败。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这次变法既是王安石的重要时刻，也是苏轼兄弟一生的重要时刻，更是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的重要的关键时刻。后来的研究者们对待这场变法，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梁启超作为后来一场大变法的首倡者之一，曾经专门写了《王荆公传》，书中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旗帜鲜明地为变法辩护，为变法的失败扼腕叹息。 王安石变法有两大主题：重视农业和强化军事。 围绕重视农业，王安石提出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围绕强化军事，则又提出了保甲法和保马法等。这些变法措施都立足于一个目的：充实国库。这些改革措施影响最大的是青苗法，因为这项变法措施被推及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并与每一个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是方田均税法，这项变法主要是要重新丈量土地（不管是大地主还是一般土地所有者），并按照土地的多少征税，这样就大大地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本身就是王朝的统治者。两项措施使得变法得罪了几乎各个阶层的人，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最后使得变法走向失败。 一、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任何一项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的出台，首要的是要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要，从而制订高度务实的战略。王安石一开始，就没有做好宣传工作，这个执拗的宰相以为凭借皇帝的支持和自己的能力就能够把改革的事情做好。变法的反对者单单执政一级的人物就有近十个之多，他们是司马光、韩琦、富弼、曾公亮、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维、吕公著，他们在朝野的口碑可谓德高望重，被冠以“贤者”之名者众。这其中还有如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是上一次改革——庆历新政的热烈鼓吹者，何以世易时移，他们都变成了变法的反对者了呢？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给人民带来实惠，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改革是不会走向成功的。 二、变法条令的颁行，几乎都是一帮子年轻人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闭门造车酝酿出来的。 没有一定范围的试验特区，没有考量各阶层人士对于改革的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变法就推行到全国。 三、疾风暴雨式的变法，带来迅速的王朝崩溃。 一个衰老的王朝、一个不是完善的体制来推行变法，它难免急于事功，暴富暴发的心态比较重。这是非常危险的，苏轼说，这就像一只很旧的箱子，你想拉着它走，你只能慢慢地、慢慢地拉着，才能到达目的地，你如果使用蛮力，猛力地拉拽，只能把箱子拉坏。在不完美的王朝帝国中推行变法，需要有持久的耐性，对变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要有渐进式变法的思维。 四、一个缺少学习能力的政府。 王安石与人争论，经常着急，一着急，就骂人：你怎么不读书呢？很多中枢的大僚就被他这样骂过。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的理论就是针对老旧臣僚的不学习而来的，他说：天不足畏，人不足衅，祖宗之法不足惧。据说，神宗在没有见到王安石之前，迫切想改变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渴望能臣干吏能够给他提供治国良策。他先是问计于文彦博，老迈的文彦博装聋作哑，接着，他针对宋与西夏、契丹的边事，问计于富弼，富弼却大摇其头，建议年轻的皇帝，永不言兵。整个王朝处在一个陈陈相因、故步自封的状态，丧失了学习的活力。难怪王安石一上台，对于老臣就失去了信心，提拔了一大批年轻人充实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这些人思维活跃，行动力强，在他们手里，九部变法方略很快炮制出来。 问题是，老臣虽然大权旁落，但是他们的作用还是非常大，整个政府的仍然是凭着经验办事，缺少学习的能力。 五、错误的变法顺序。 王安石变法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夜之间全面推行的，由于人员和经验的不足，很快它的副作用就显现了出来，引得民怨沸腾。按照现在来看，变法的顺序应该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完成农村改革，再进行城市改革，先在发达地方进行改革，再在落后地方进行改革，先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推动改革的整体进行。 对于帝国的百姓而言，他们最希望变法的首要任务能够帮助自己摆脱贫困，解决吃饭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帝国的很多问题包括国防问题，都极有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王安石变法没有做到这一点。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5、用人不当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
6、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首先，改革力度大猛触动既得利益者。不尊先辈而王安石又持才傲物，凡是反对的都无情打击，听不得反对意见，不接受他人合理的建议。太刚愎自用了。做事情不循序渐进，不把改革的好处说透说明白。眼里非白既黑。导致朝堂上，结党营私。众口铄之！一个人说坏话，皇帝不信。都去说，皇帝也没法平众怒！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他的变法触动了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地主阶级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2.变法到后期，其中的漏洞以及不合理的地方被放大，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比如青苗法，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元祐元年（1086年）停止执行。）

3.皇帝的压力也很大（皇太后就曾明确反对），产生了动摇。

4.改革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导致了失败~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四方面论之：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佑初期全被废罢。史称元佑更化。

王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变法一经推行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归于内因和外因的双重打击下，对外众多官僚集团统一战线联合反对，对内变法内部人员不断的产生内讧和矛盾，逐渐分裂成不同势力，本来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对新法有了怀疑与后顾之忧，朝廷内部两大太后纷纷哭诉给予皇帝压力，双重因素最终导致新法无法推行，变法失败。

揭秘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宋朝为什么会被称为弱宋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江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
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潢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江。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