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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旋择天记音乐 「美」谭旋:结束一场革命可能比开始一场革命还难
「美」谭旋:结束一场革命可能比开始一场革命还难 活过 1793 年和 1794 年的人,没有一个会毫发无伤。尤其在1794 年 6 月和 7 月的几周中,巴黎城中弥漫着死亡气息,举目皆是诀别情景。尼古

「美」谭旋:结束一场革命可能比开始一场革命还难
活过 1793 年和 1794 年的人,没有一个会毫发无伤。尤其在1794 年 6 月和 7 月的几周中,巴黎城中弥漫着死亡气息,举目皆是诀别情景。尼古拉·吕奥几乎陷入崩溃,看着他熟识的清白之人被关入牢笼,穿过街道,押向断头台,他全身颤抖着流下了热泪。多米尼克·加拉熬过了持续数月的软禁,在等待革命法庭死亡传唤期间,他将他的情绪倾泻在了一本热月之后不久就出版的「 ”回忆录”中。当提起自己幸存而很多同事朋友均被处决的经历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负罪感:「 ”幸运和机缘似乎变成了……主宰人类命运的瞎眼神明。”在这段时期,他着迷于思索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死亡中的死法:「 ”目睹了死亡降临在那么多无辜之人头上整整一年之后,一个人不可能不去思索自己走向死亡的道路。你不仅会思索自己如何走上断头台边,还会思索当生命走到尽头之时,灵魂如何震颤。” 加拉、吕奥、梅西耶以及很多同时代的人,对最近发生的事件感到极其痛苦。为什么事情会沦落到如此歧途?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称颂宽容、公平正义和人民主权的革命精英,会信奉国家暴力的政治文化呢?「 ”纯金,”梅西耶援引民谚反问道,「 ”怎么就变成了粗铅呢?”诚然,共和国历史中大部分的处决都与内战和叛国的武装暴动有关,参与这些活动也的确触犯了叛国罪,应当被处以死刑。然而,就算这一基本认识得到了广泛认同,那些被送上断头台、送到火枪队前没有经过任何公正审讯的一个个「 ”无辜之人”,他们也绝对不能因被扣上如此罪名而被认为死有余辜。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恐怖分子心态的出现明显不能归结为单一原因的作用。它不单受到旧制度文化的影响,也非仅仅出自几位历史人物的决定,更不仅是历史情境使然。恐怖统治,恰恰是由革命本身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发展而致。毫无疑问,最初,紧张情绪、革命热忱与社会关切,让法国社会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人接受了 1787 年之后涌现的新的革命价值。这些价值在 1789 年夏被写入了一份重要宣言。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成就是多么新奇,多么耀眼,多么非比寻常。不像现当代历史上的诸多革命,法国大革命并非基于一套已经存在的、发展完善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完全照搬启蒙思想的某个或某些理论学说。 18 世纪的思想家们创造了包罗宏富而又时相矛盾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为数不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为维持社会现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许,启蒙时代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它不断带给世人的自信。它使人们相信,人类个体有能力运用他们的智慧与「 ”理性”解决各类问题。大革命时期本身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旧制度的崩溃,给予了爱国者重整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这一进程开始于 1787 年,但在两年之后才逐渐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在这之后,革命者们才根据民主自决、公民自由、人人平等以及废除特权等革命价值,即兴创作,临时拼凑出了某种「 ”意识形态”。让这些成就得以实现的是无限的热忱,它指引着法国各地的男男女女为支持新政权而满怀激情地庄严宣誓,也指引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新人”横空出世:这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彻底改变。这一热忱的另一表现是在法国急剧高涨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情绪使法国将自身视为它所向往的新世界的毫无疑问的领导者。 最初,很多爱国者倡导与那些难以接受和服从这些转变的人进行和解,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旧贵族。然而,革命者不会接受旧制度的复辟,不会接受绝对专制和由血统决定社会地位的历史倒退。革命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强烈的社会关切,很容易转变为对那些拒绝接受他们的宏伟蓝图之人,甚至是那些企图阻止这一蓝图实现之人的敌视。这种敌视并不来自启蒙话语体系的辞令陷阱,也不来自卢梭的影响,或是时常被人谈及的关于「 ”美德”的抽象比对。它来自革命者对于他们概念中的社会革新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公平而又正义,值得革命者为保卫其不受反动势力影响而战。 事实上,的确很快就有一批有权有势的个人对革命表示反对。除了一小部分「 ”自由派”贵族主动接受了 1789 年的新思想,相当一部分贵族对新政权充满了不满甚至是敌意。作为职业军人,很多贵族做好准备去为消灭新政权而奋战,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其热情与试图保卫新政权的革命者相比毫不逊色。这种敌对情绪在国民议会「 ”贵族”派系的言语之中见怪不怪,在极右派报纸的狂热反动文章中更是屡见不鲜。这种情绪也展现在了逃亡贵族中——数千名贵族离开了法国,他们中很多人加入了德意志地区的军队,公开宣布要推翻革命政权。 国民议会改革天主教会的尝试导致法国约半数神职人员拒绝效忠新宪法,之后情势变得更加复杂。革命者们几乎不了解神学的微妙之处,坚信这些「 ”死脑筋的”神职人员加入了反革命运动。不难想象,这些神职人员会和留在国内的贵族势力一道,成为与境外势力相互勾结的第五纵队。不管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是否普遍存在,爱国者们都日渐执迷于调查来自曾一直主导着法国政治和社会的两大等级的政治威胁。从 1793 年开始,由对宗教改革的反对引发的法国西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起义势力对当地爱国者的大规模屠杀,使爱国者们心中的熊熊怒火逐渐失控。旺代省的叛军,被视为位于共和国腹地的阴险的反叛者,趁国家被外国军队入侵的时刻从背后捅了国家一刀。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革命者更加执迷于镇压内部敌人,而不是外敌入侵。 这种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政治氛围,随着国内政府机关的普遍崩溃而进一步加剧。在革命开始之后,由于许多行政和治安官员要么畏罪潜逃,要么被民众无视,许多旧政权机关迅速崩溃。因此产生的巨大权力真空一直持续到了 1791 年。在这一过渡时期,包括市政级别的国民护卫队、爱国社团和居委会组织在内的许多「 ”平级机构”被创立,其中大多数机构在新的革命行政和司法结构被确立之后仍继续运转。与此同时,自由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引导着法国社会对传统等级制度提出质疑。工人行会、士兵群体、妇女组织、大部分农民,乃至加勒比地区的奴隶们,都开始反抗「 ”暴君”,要求自由。 权力分散和社会动荡激起了各省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他们在新创立的各级政府机构中浮浮沉沉。在国民公会处决国王之后,这一举措所承载的终结父权制的强大形式意义,使局面变得更加动荡。人们越来越不确定谁在掌握局面,以及谁将为一己私利或代表革命政权的敌人操纵政治局势。这一离心倾向在 1793 年夏季达到顶峰,西部和南部的数个主要城市公开叛乱,反抗中央政府。这些「 ”联邦党人”的暴动动机复杂,但巴黎的革命党人很快坚信,暴动分子与外国入侵势力和旺代的反革命运动相勾结。 权力真空,再加上对于民主思想的推崇,使得巴黎平民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一时期,平民男女都展现出了对革命理想的极大热忱和誓死捍卫这一理想的决心。但是,首都的工匠、小商店主和劳工们也展现出了拥护暴力和仇杀文化的倾向,无论是在卡巴莱酒馆的舞蹈中、街头巷尾的约架扭打中,还是在有见证人参与的决斗中。 1789 年 7 月的民众起义,复仇显然是一大诉求。起义民众杀害了数位政府官员,这一事件在当时让大多数革命精英感到惊恐。平民阶层将从他们与一小群来自革命精英的激进武装分子的事实联盟中,获得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这些武装人员很快便开始吹捧和崇拜「 ”无套裤汉”,之后他们自己也被民众这样称呼。「 ”无套裤汉”被誉为自由平等运动之灵魂,数次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革命成果。他们因此广受尊崇,甚至于他们的暴力行为都因他们数世纪来所受的压迫而变得合理化。武装分子是将平民阶层引入政治斗争的重要推手,也因为这个原因,两个集团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对全国政治施加了空前的影响。 他们发展出一整套非暴力政策:向代表请愿,通过在国民议会的旁听席上发表言论,以及在巴黎的街道上,甚至在国民议会厅内举行盛大的游行来施压。然而,暴力与仇杀的倾向,以及让有罪之人获得报应的想法从未在无套裤汉中消失,这些思想也很快影响了激进武装分子。在 8 月 10 日针对国王的暴动中,这种思想达到了顶峰。数百名革命者,在被现代人认为是伏击的行动中被杀。「 ”无套裤汉”的怒火和复仇欲望,混杂着四起的谣言以及对不断入侵的普鲁士军队和藏在暗处的阴谋家的恐惧,成为 1792 年 9 月血腥的监狱屠杀的重要原因。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屠杀竟被一大部分中产阶级认为是必要的。的确,在充满紧张和不安气氛的这一年以及之后两年,巴黎民众和政治精英时常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情绪。无论如何,巴黎民兵和「 ”无套裤汉”的联盟,会对国民公会以及在法国共和历第二年初开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镇压政策,产生重大政治影响。 保卫新的革命价值观的强烈意愿、活跃反革命势力的存在、政权崩溃的后果,以及武装人员和无套裤汉联盟的政治影响相互交织,导致了恐惧和不信任的政治文化的出现。实际上,从一开始,大革命非凡的成就所带来的极度欢欣与热忱,就夹杂着紧张不安的情绪。这种紧张不安,来源于革命形势本身,来源于不断出现的巨变和始终伴随的不确定性,也来源于对失去权力和特权之人定会反扑以重获权力这一事实的认识。大革命所遭遇的强烈谴责,以及谣言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引发了恐惧。那些加剧了不确定性的谣言,很容易在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精英之间跨阶层传播。 这些谣言和怀疑,被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背叛所证实。路易十六、拉法耶特、米拉波和吕穆矣的表里不一让人确信:哪怕是曾经最受信任的革命支持者,也可能是披着「 ”爱国者外衣”的阴谋家。激进派们因未曾发现这些阴谋而深感羞愧,并发誓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出现。最终,人身威胁降临到革命者头上,例如 1793 年勒佩勒提耶和马拉遇刺身亡,以及 1794 年科洛·德布瓦和罗伯斯庇尔遭遇的未遂刺杀。 然而,在 1791 年冬季之前,甚至在法国被拖入战争之前,弥漫着的恐惧与怀疑气氛已经造成了许多革命者对揭发阴谋的执迷。他们认为,一个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制定的「 ”巨大阴谋”是革命遭遇一切困难的根本原因。战争打响之后,这一执迷使得反革命政变即将来临的谣言四起,在巴黎引发了一系列恐慌。无论是在 1792 年 5 月、1793 年 3 月还是1794 年 6 月,这些谣言都不仅在下层平民中传播,而且在上层政治精英中传播。1793 年春季的危机和恐慌引发的一系列举措,最终构成了恐怖统治的制度基础。一年之后,领导层内部的恐慌和恐惧,成为 1794 年夏季颁布牧月法令和实施恐怖统治的重要因素。 另外,恐惧和不信任的政治文化,也与激烈的派系斗争紧密相连。政治分歧反映在始于地方、展现于中央的派系斗争中,也反映在对具体政策——尤其是那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政治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政策——的不同观点中,还反映在几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袖间的斗争中。不管分歧来源于何处,各个派系很快就自立门户,并以对其他派系的反对为理论基础来定义自己,例如:爱国者对抗贵族,雅各宾派对抗斐扬派,山岳派对抗吉伦特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赞同这样的派系分化。事实上,大部分代表试图保持中立。但是,在 1791 年之后的情绪化的氛围中,那些从前保持中立的代表很快加入各党派,并攻击他们的政敌,将其视为危险的阴谋家和叛国者。流毒甚广的派系之争是恐惧、不信任和求生欲的产物,也是造成 1793 年和 1794 年自我毁灭的糟糕政局的主要因素。 然而,革命的进程不是线性的。恐怖政权并非一日建成,它的出现经历了众多人物、派系和事件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和反革命运动的态势滋养着恐惧,理性反思和复杂的情绪也为恐惧提供了养分。早在 1791 年 6 月国王试图逃跑,以及接下来 1792 年 8 月攻占杜伊勒里宫的时候,革命领袖已经对一系列镇压措施进行了试验,其中不少措施都应用在了共和历第二年。然而,哪怕是在 1793 年 3 月,在恐慌情绪中创造了恐怖统治的基本制度之后,山岳派也不敢大肆使用这些措施。最初,革命特别法庭遵循法律规范,因此犯人被处决的情况并不十分普遍。6 月 2 日,吉伦特派被逮捕之后,许多山岳派成员也试图缓和局势,他们既对武装群众的不断施压感到愤怒,又对发生在各省的清洗山岳派代表的行为感到恐惧。即便是库东、巴雷尔和圣茹斯特等未来的恐怖分子,最初也把对吉伦特派的拘留作为「 ”权宜之计”,就像他们呼吁与叛乱的联邦党人寻求和解一样。公共安全委员会彻底转为支持国家主导的暴力行为,要到 9 月才宣告开始。在 9 月,马拉已遇刺身亡;联邦党人和旺代省拒绝和解,武装叛乱继续;罗伯斯庇尔进入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武装民兵重返国民公会。 这之后的局势,对恐怖统治的到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革命者当时没有一个心理转变,没有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有一个悲剧性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没有认为革命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就有一个悲剧性的内在逻辑,大恐怖时期不会就此到来。当然,每一场革命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其特定的发展节奏,也是特定的历史偶然性与个人选择及情绪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是,纵观历史上的重要革命,很多都有恐怖时期,也都有对社会能够也必须革新的强烈信念,而这些信念很容易引向对反对意见的敌视和打压。对于所有的革命而言,那些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威胁的群体,都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对所有的革命而言,在无法避免的过渡时期,都会出现权力真空,也都会出现每一个权力机构均受到质疑的时刻:正如米拉波阐述过的,「 ”所有旧的权力分界都被清除了”。对所有的革命而言,人民群众的影响足以将革命推向意料之外的轨道。另外,对所有革命而言,也很可能都有执迷于揭穿阴谋、过度怀疑和缺乏信任的时期,都有充满不确定性以致于难辨敌友,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躲在革命誓言面具之下、披着羊皮的狼的时期。 热月政变处决了罗伯斯庇尔,清洗了他的盟友,但革命暴力并没有因此停止。事实上,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始一场革命。截止到 1794 年秋天,在巴黎和外省活跃着的政治精英,很少有人没有经历过一次或多次政治清洗,也很少没有人被作为嫌疑犯逮捕入狱或软禁在家。在激进的山岳派恐怖统治被彻底扫除之后,一种「 ”白色恐怖”在共和国各地爆发。那些曾被威胁和羞辱的人们,现在翻身做主,在「 ”复仇和报复仇之仇的恶性循环”中试图复仇。数百名雅各宾派和山岳派成员被投入监狱,甚至直接处决。 1794 年 12 月,幸存的吉伦特派代表被从监狱释放或从躲藏地归来,使热月政变之后的公会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右倾。1795 年 5 月,「 ”无套裤汉”最后一次尝试发起暴动,之后共和国军队回到巴黎,镇压激进派成为其工作的重心。数位左翼代表被清洗,其中几位被送上断头台或在狱中自杀,其中就包括拒绝摒弃激进雅各宾派理想纲领的吉尔贝·罗默。这之后的数个政权——督政府、执政府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在试图维持这个因党争和内战而分裂的国家的内部稳定时,诉诸暴力镇压和任意处决。大革命的巨大阴影,以及社会革新和反动镇压、共和主义和独裁主义、乌托邦理想和保守主义的恐惧等相互冲突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分裂这个国家,直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 ://detail.youzan./show/goods?alias=3nwq38vax8iam 很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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