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是哪七国 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为什么会出现“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为什么会出现“吴楚七国之乱？  

汉朝为什么会出现“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七王的血统关系如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工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楚王墓兵马陶俑出土现场 徐州市郊狮子山村土 吴楚七国之乱图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吴楚七国之乱是什么典故？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兀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人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愈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间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疸（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义从伏生受《尚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致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爱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在爱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问人于觳（山）渑（池）隘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觳、渑问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 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泅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臭必矣。”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入，入亦反王，奈何。”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蚕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轻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十二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方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

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

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景帝中五年（前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西汉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是谁平定的？

吴王刘濞的三十万军队同楚王、胶西王等诸侯王的军队会合后，立马增至五十万，在军队数量上远远压倒中央朝廷。但是叛军在梁国境内遇到了抵抗，吴王刘濞采取了错误的战术，在梁国费时费力攻打城池。这被绕后的周亚夫抓住机会，切断了叛军的粮草，并同梁国守军合力击败了叛军。吴王刘濞逃到东越境内，但是被越王诛杀，并将头颅献给了汉朝。其他诸侯王们也都无一例外地自杀身亡。七国之乱就此结束，周亚夫率领军队前前后后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声势浩大的叛乱。

吴楚七国之乱为什么齐国没反

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中国西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景帝三年（前154），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这时吴王刘濞就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

在七国之乱中，齐孝王刘将闾并没有直接参与齐国叛乱，但被另行册封的山东之王（济南王、淄川王、胶西王、胶东王）却参与了叛乱；而且刘将闾在被围困的过程中首鼠两端，并倾向于叛军这一边。他一面派人求救，一面暗与叛军联络。栾布击破叛军后，了解其情移兵伐齐，惧而自杀。因而在七国之乱中，齐国也是有反心的，而且后来也被列入叛乱的行列。只是齐国和叛乱的七国不同（他们是被剥夺封地），齐国仍旧保留自己的封地，汉景帝“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立刘寿为齐懿王，之后齐国就没落了。

吴楚七国之乱打了多久 七国之乱是谁平定的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在现今的扬州起兵，以“清君侧”为名义，向西进发同西面的楚君会合共同朝着长安奔去。会合后的吴楚两军是这次叛乱的主要军队，同时的齐王守在临淄不出，赵王则勾结匈奴意欲共进长安。

得知叛乱后的汉景帝开始准备出兵镇压一事，此时有人建议诛杀晁错以应付七国的“清君侧”之由。汉景帝批准了，于是倒霉的晁错被满门抄斩，晁错本人也被腰斩在东市。然而这并不能平息七国之乱，因为七位诸侯只是打着“清君侧”作为幌子而已，实际上要清的就是皇帝本人。最后汉景帝终于以晁错为代价，决心扫除七国。

吴楚七国之乱，究竟是为何？

吴楚七国之乱，我们首先要清楚，这次大叛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共七位同姓诸侯王参与的，分别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和胶东王刘雄渠。

其实仔细看这场叛乱，还是因为时任皇帝汉景帝，在自己官员晁错引导之下，发现了刘邦开国时分封同姓王的弊端，所以借口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从而展开对同姓诸侯王的削藩进程。这一点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问题，而吴楚七国，作为自身利益受到损伤，要发兵叛乱也是情理之中。

因此，这次叛乱是结构性的，所谓吴王刘濞的“清君侧，诛晁错”只是一个借口，所以汉景帝杀晁错以求退兵，其实是缘木求鱼，毕竟刘濞不仅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还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目的很明显，就是取而代之。还好最后的叛乱被平定，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

这次叛乱发生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汉朝王国势力威胁基本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一点说明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王并不靠谱，从西汉开始，到明朝都是如此。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在众多的史书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交代。那就是文景之治却是促进西汉经济的发展，但是汉文帝称帝，实际上在刘邦后代中，是有些疑问。故而不少同姓诸侯王对文景二帝并不买账，这一点对最后的叛乱发生，有一定影响。

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的前后经过如何？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谓“七国”是指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其带头的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江苏的扬州；楚国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郸；胶东国的都城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境内；胶西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省的高密县；淄川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昌乐，当时称作剧县；济南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章丘，当时称作东平陵。

汉高祖刘邦登基做皇帝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认为秦王朝那么快速灭亡，是皇室力量太衰弱的原因。于是，他大封刘氏子弟为诸侯王，想凭借刘家叔伯兄弟诸王的实力，作为西汉政权稳固的坚强后盾。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很快就掌握了大权。此时，诸侯国势力已强大起来，已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广大国土，各个王国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自行设置任免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吴王刘濞甚至免除国内赋税，专以采铜、铸钱，制取海盐作为财政收入，因此到文帝时期，各诸侯王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数也大有增加，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王国势力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中央政权的巩固。朝廷中的力主加强皇权，实行削弱诸藩的政治家——贾谊曾经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但当时没有切实执行。 在景帝即位之后，晁错升为内史，不久任御史大夫，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很受景帝器重。他依旧主张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削藩策》一文中，他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着手削减一些封国的领地，并先后削夺赵国的常山郡、楚国的东海郡以及胶西国的6个县。 公元前154年，吴王担心自己封地不断被削夺，于是开始策划反叛朝廷，并积极为叛乱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吴王刘濞深知与朝廷对抗，难服人心，便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把攻击目标集中在晁错身上，说他离间刘氏骨肉，自己起兵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并非反对皇帝，以此来掩盖他阴谋推翻朝廷，夺取政权的真实目的。 当时，吴王考虑到诸侯王中没有能够一起商议此事的，听说胶西王勇敢，喜好兵法，诸侯都怕他，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劝说胶西王说：“现在天子任用奸臣，听信谗言，削夺诸侯封地，对诸侯的处罚很重，而且日甚一日。吴国和胶西国是有名的诸侯国，一旦被怀疑，以后就无宁日。听说大王因为卖爵的事受到谴责，据我所知诸侯有罪，但不至于要削夺封地，朝廷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削夺封地！” 胶西王说：“那你认为怎么办才好？” 应高说：“吴王自认为和大王有同样的忧患，他愿意顺应时势，舍身为天下铲除祸害，大王意下如何？” 胶西王大惊失色地说：“我怎敢这样做呢！皇上虽然逼得急，但那只有死路一条，怎敢反叛不事朝廷！” 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都有反叛之意，愤怒已到极点。吴王对内以诛晁错为名，对外出兵追随大王车乘之后，纵横天下，大军所向，无不降顺，所到之处，莫敢不服。大王只需说一句话，吴王就率楚王攻下函谷关，守住蒙阳、敖仓的粮食，抵挡汉兵，修治军营，以等待大王的到来。大王如果真的能来，那么天下就可统一。两个君主分割治理天下，不也是可以的吗？” 胶西王终于被应高说服了。接着，吴王联合楚王戊、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赵王遂等，发动叛变，汉景帝一下子乱了阵脚。一些大臣向汉景帝建议说：“诸侯叛乱都是因为晁错引起的，当前只有斩晁错以谢天下，赦免七国之罪，恢复诸侯国原来的封底才能兵不血刃而退七国军队”。果然汉景帝听信了这番话，说：“如果他们真能够撤兵，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个人呢。”于是就下诏把晁错处死。 汉景帝杀了晁错后，派袁盎下诏书告诉吴、楚两国，说晁错已经被杀，希望七国退兵。这时候，吴王已经打了几个胜仗，夺了不少地盘，他听说要他拜受汉景帝的诏书，冷笑道：“现在我也是个皇帝，为什么要下拜？”其反叛之意溢于言表。随后，吴王派人把袁盎扣押起来，袁盎趁夜逃出，返回京城向朝廷报告情况。直到这时，汉景帝才完全觉悟，决定用武力平定叛乱。 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领兵东征平叛。周亚夫奉命率军东征时与吴楚联军相遇在下邑（今安徽砀山县）。吴楚联军人多势众，锐气正盛，频频发动进攻；周亚夫正面挡敌，统率大军，坚守不出。他命令梁王刘武（刘启的弟弟）坚守梁都睢阳，让吴楚的军队在此消耗实力，然后悄悄派出轻骑插入敌后，断绝吴军的粮道。吴楚军攻睢阳不下，转攻周亚夫率领的汉军，周亚夫仍据险固守，不急于应战。吴楚军队连战无功，士气低落，再加上批时军粮断绝，不得不退走。周亚夫挥兵猛追，吴王刘濞失败，仅带一千多人，逃过长江，企图退据东越。在汉王朝重赏的引诱下，东越人把他杀死。楚王刘戊也兵败自杀。胶西等四国攻齐不克，汉兵到达，诸国各自溃败，诸侯王被杀或自杀。赵王在汉军围攻下，城破自杀。声势浩大的吴楚七国之乱被完全平息。 汉朝(51)之乱(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