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md青年时期学习生活的经历

想知道md青年时期学习生活的经历  

md当年理应是步行去安源

林正德

2006.4.20《南方周末》发表了《〈md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P1158591）一文，该文的一个小标题是：“不是步行，而是坐火车”，对此，本人并不认同。

1967年10月1日，油画《md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md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中首先亮相，引起巨大的反响。

诚然，《md去安源》这幅油画的主题就是：md去安源。

从画面上看，补充主题的应当是md步行去安源，至于md穿的是长袍还是短褂，这只是一个细节，还有md右手执的是雨伞还是行囊，由于《南方周末》印的是黑白照片，无法准确辨清，我特地翻了一本当年的《md诗词句解》，上有这幅彩色油画插图，仔细辨认一下，确实是雨伞，不过，长袍还是雨伞都只是细节问题，而不是主题。

1968年7月，该画在全国公开发表并大量印刷发行。

该文道：“当年，bl、qj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ze住室里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画。

同年10月1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将《md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md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不是也可以说明md对这幅油画是认同的，否则，当他看见他老婆胸前居然佩戴着他不认同的像章时，难道他不会龙颜大怒吗？

该文说，“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md去安源》油画之时，md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

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不确切，众所周知，md每天都要阅览许多报纸，他早就上百遍看过这幅油画，也可以说上百遍亲自审查过这幅油画了。

退一万步说，就算后来有那么一次不知有什么正式规格、形式的“亲自审查”，他也只不过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请注意，在这里，明察秋毫之末的md并没有否定主题和否定补充主题，他只是对服饰这一细节提出异议。

尽管该油画的作者们在创作前曾深入安源矿体验生活，了解md多次来安源的情况，并广泛搜集反映md青年时代的文章，但应当承认，他们对md青年时代的历史背景、生活习俗不甚了解。

对于长袍这一服饰为什么会被历史淘汰掉，就是穿它太不方便了，它太笨重了，穿它怎么好长途跋涉？而且，md出门远行，什么换洗的衣服都不带，只带一把雨伞，据该文介绍说，“右手挟一把雨伞，说明md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其实，以我看，穿长袍和只带一把雨伞全是油画作者的想当然。

md早年好友萧瑜著有一本书《我和md的一段曲折经历》，该书原名《md和我曾是“乞丐”》，书中记述了他和md一起乞讨生活的一段经历。

1917年暑假期间，md和萧瑜约好一起外出过一段乞讨生活，体验一种身上一个子儿也不带作长途旅行的生活。

萧瑜在书中道：“一个美丽的夏日清晨，md一大早来到学校，他穿了一套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白裤褂，已经很破旧了。

我身为一名教员，日常在学校中穿着传统的长衫，但为了这次叫化生活，便改穿短装和布鞋。

md总是剃大兵式的光头；因此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也照他的样子把头发剃光了。”“md带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

包裹里有一套换洗的衣服、洗脸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萧瑜所带之物也和md大致相同，他还把钱交给学校会计代为保管，这样，“我们拿起了包裹，我锁好房间，便上路了。

我们把包裹挂在伞杆的一端，将伞扛在右肩上，把包裹靠近脊背，这样重量便分配得比较均匀，背起来也感觉轻松些。”

还有一本邵凡所著的《求索》也记述了md的这段经历，书中道：“他（指md——笔者注）穿着白竹布对襟短衫，青洋布长裤，剪着短短的的平头，胁下挟着一把旧油纸雨伞，肩上背着一个白土布包袱，脚上穿的是草鞋”。

综合这两本书所描绘的加以推测，md步行去安源的行头理应与当年外出乞讨时的行头大致相同，即他还是大光头，而不是大包头（这在时间上不过相差3、4年，按理发式应该不致于有太大的变化）；他是穿对襟短衫，而不是长袍；带雨伞，还带一个白土布包袱；还有他也不是右手挟雨伞，而是将伞扛在右肩上，伞柄的一端挂着包袱——我认为萧瑜是亲身经历，所描述的细节理当比邵凡更可信。

很显然，油画的作者把这些细节全搞错了。

md喜爱冒险的性格铸成了他敢于身无分文，却到处游历，走遍湘中山地和洞庭湖滨，他特别推崇司马迁曾经“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所以，司马迁的社会经历特别丰富 ，胸襟格外宽广，他主张读活书，不仅要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书，就是要向天下的万事万物去学习，而要零距离观察社会的最好办法就是走路，正是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尽管去安源有火车，但他还是选择走路。

红军为什么要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其中自然包涵了他的主张，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他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四渡赤水，把运动战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文革中，他支持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尤其大力支持红卫兵步行串联，就是要红卫兵们也要圆他年青时的梦，走路零距离观察社会。

据《〈md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一文说：“最早说md步行去安源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qj。

qj于1966年11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代表时说：‘安源煤矿md是走路去的，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遇到一个老乡就聊聊。”我想，qj还不致于平白无故要去造她老公的谣，她能在公开场合这么说，一定是md把他以前的经历告诉了她，尽管md去安源时她还小，但这些“枕边话”应该是可信的，“最早”说的也是最权威的，而且，在油画问世这么多年期间，md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否定他当年是步行去安源。

再说那个知情人王耀南少将也只是提出他记忆中md去安源是1921年秋天，并没有对md步行去安源这一事实提出异议。

综上所述，我认为md当年理应是步行去安源的，至于他是怎么走法，几次是步行去的,这是他一个人所为，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安源曾通火车，并不能说明他就不能走着去。

再退一步说，文中说，“到1921年，安源每天有两列运煤的火车开到长沙，并在运煤列车上挂几节客车车厢，以方便旅客从安源到长沙”。

如果王耀南的记忆有误的话（请注意，记忆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记忆失误的事例多得数不胜数），那么，md就可能是原先画说明词说的，“md1920年去安源”，因为关于md的说明词肯定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假若md真是1920年去安源的话，那安源不就是没有火车通长沙了么？这理由不是不攻自破了么？为什么md当年去安源，在文革前没有lq、李立三去安源的影响那么大，原因就在于他去安源的时间比较早，gcdzg是1921年7月才刚刚成立的，他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建立什么产业工人党支部，组建工会搞大规模工运呢？他去安源只是个人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连他第一次去安源的时间都没有准确的历史文件记载来证明，只是凭靠不住的个人记忆。

参考资料：://zj/asp/zhuce/tougao/CASE/viewarticle.asp?id=19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