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灵菱个人简介 戴高乐的个人简介

戴高乐的个人简介  

基本信息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法国军人、作家和政治家。于1913年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共和总统。在他总统任期间，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主张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主张美军退出越南，并周游许多国家以加强法国国际地位。[1]并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2]

人物简介

童年的戴高乐[4]

接受传统教育

戴高乐将军的父亲亨利·戴高乐（Henri de Gaulle）出身于一个法学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文学和历史教师。戴高乐在他后来的《战争回忆录》里面写道：“我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让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戴高乐坚信这位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上尉实属无辜，在他当时的圈子内十分罕见。戴高乐将军的母亲让娜·玛约（Jeanne Maillot）出身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戴高乐在巴黎和比利时的宗教学校读书夏尔-戴高乐简介，成绩优秀。1908年，他选择了从事军职，并进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Stanislas）中学读书，以准备参加圣希尔（Saint-Cyr）军校的入学考试。

1909年，他被圣希尔军校录取，与未来的朱安元帅为同窗。军校的学生首先应了解军队，于是戴高乐选择了步兵，认为步兵在战争中最直接接受战火的洗礼，因此最具有“军事”味道。于是，他来到驻阿拉斯（Arras）的第33步兵团，在当时的贝当上校手下担任学生军官。 1912年9月，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考试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未来的优秀军官”。毕业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团。[4]

女儿安娜

戴高乐与女儿安娜[5]

一战后，戴高乐应募去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他们结婚，后来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患有唐氏综合症，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6]

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对他们的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只有在安娜面前，这位严峻刻板的军官才会忘记自己的尊严。他一面跳舞，拍着大腿，一面唱着流行歌曲，还让安娜玩他的军帽。戴高乐下野以后，回到了科龙贝，这回可有时间和安娜玩耍了。他们夫妇还用写回忆录得到的版税设置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以便安娜在他们死后还活着时，能得到适当的照料。不幸的是，安娜在她20岁生日前夕患肺炎死了。戴高乐在她的墓前握着妻子的手说： “唉，她现在和别人一样了。”[7]

1914-1924年：接受战火的洗礼

从军照片[8]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中尉在驻扎在东北部的朗热扎克（Lanrezac）第五军作战。8月15日，他在迪南（Dinant）受伤，被撤离前线送进医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战场。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Mesnil-les-Hurlus）战役中第二次受伤。伤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团，担任连长，随后担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奥蒙（Douaumont）的凡尔登战役中他第三次受伤，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被战友认为以身殉国而留在战场，并受全军通令表彰。在被敌军巡逻部队发现后，他被送至马扬斯（Mayence）医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战俘营。

戴高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二个月的监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奈斯（Neisse）和斯库辛（Sczucsyn）战俘营，从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尔斯塔特要塞（Ingolstadt），1917年7月在罗森伯格监狱（Rosenberg），1917年10月在巴索军事监狱（Passau），1918年5月来到坞尔兹伯格监狱（Wülzburg），从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马德伯格监狱（Magdebourg）。他在狱中结识了卡特鲁（Catroux）上校，记者拉米·鲁特（Rémy Roure）和未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Thoukhatchevski）。他没有在狱中虚度光阴，通过阅读大量书刊加深了对德国的了解。在战俘营里，他就战争进展形势多次举办战略和地缘政治讲座。身为上尉的戴高乐不甘心做俘虏。他曾多次试图逃跑重返前线。但他五次越狱，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关进堡垒或惩罚营。

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他终于返回家乡，但后又地重上战场。这一次，他是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帮助年轻的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并大获全胜。

回国后，1921年4月6日夏尔-戴高乐简介，他与伊冯娜·旺德鲁（Yvonne Vendroux）结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儿子菲利普。当时他在圣西尔军校任讲师，1922年考入高等军事学院。1924年他先后在特雷夫（Trèves）和驻莱茵河马扬斯的法国军队参谋部实习。5月15日，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出世。[8]

1925-1940年：一位不墨守陈规的军官

1925年戴高乐在贝当元帅参谋部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营长。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儿安娜出世。1929年戴高乐被调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他的家人在贝鲁特度过两年。1931年，他在巴黎的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

在此期间，在贝当元帅的许可和支持下，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军事学院举行了多次报告会。他的独立思想逐渐显示出来，并提出军队首领应该具有“行动果敢”和“有个性”的素质。戴高乐认为有必要进行军队改革，并对军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索。在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他强调政治应优先于军事。在1932年出版的《剑刃》一书中，他强调了培养军事首领和进行战时分析的重要性。1934年，他写成《建立职业军》，在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够出奇制胜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应该成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

然而，这一设想除了得到右派议员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和菲利普·塞尔（Philippe Serre）的支持外，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热烈反响。但是，在国外，尤其在德国，戴高乐提出的使用装甲部队的想法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乐经常拜会以主张改革马奇诺防线防御战略的埃米尔·梅耶上校（Émile Mayer）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们二人的观点都没有被接受。

1937年，戴高乐晋升为上校，在梅兹任第507坦克团团长。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时，戴高乐上校指挥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1940年1月，戴高乐向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保罗·雷诺以及甘末林将军（Gamelin）和魏刚将军（Weygand）等八十多人发出了根据他在波兰的经验写成的备忘录《机械部队的诞生》，强调了坦克与飞机配合作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使用飞机与装甲车双管齐下的方法突破了法国防线，验证了戴高乐提出的理论。随后，戴高乐奉命指挥第四装甲师，在蒙科尔内（Montcornet）和拉昂（Laon）大获全胜，并于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维尔（Abbeville）阻断了德军进攻。他因此受到部队嘉奖，被称为“勇敢果断的杰出指挥官”。

1940年6月1日，戴高乐被拔擢为临时准将。6月5日，当时的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将其任命为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负责协调与英军的行动，以继续作战。6月9日，他与丘吉尔会晤，并试图劝说丘吉尔增派部队，包括空军部队，但遭到拒绝。6月10日，戴高乐离开了已交到敌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奥尔良、布里亚尔和图尔。6月16日，他从英国返回到波尔多时，得知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已经辞职，由贝当元帅接替。贝当元帅于6月17日要求停战。戴高乐将军于是被排挤出政府。[9]

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发表演说[6]

1940年6月：发出抗战号召

戴高乐立即返回伦敦，以准备继续进行战斗。贝当元帅宣布停战之后，戴高乐将军于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抵抗号召。在第二天报纸进行了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审判，宣判为死刑。[10]

1940-1944年：“自由法国”的领袖

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1940年6月28日宣布承认戴高乐将军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组织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自由法国军队”（FFL）。8月7日，由著名法学家勒内·卡森（René Cassin）起草的协议得到了英国的认可。根据这份协议，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国军队中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帝国防御委员会，但强调战争结束后，将由法兰西对其一切行为进行评价。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空军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战争由此转变为世界大战。1941年9月，戴高乐将军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CFLN，与吉罗将军（Giraud）共同主持。吉罗将军曾忠实于贝当元帅，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将军分配给联合指挥部一支部队。一年后，1944年6月3日，戴高乐将军被推选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从1942年起，自由法国与内地抵抗运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戴高乐委派让·穆兰（Jean Moulin）在法国成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代表所有不同党派、工会和抵抗力量，以协调针对占领国和维希政府的斗争，最终解放法国领土。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面对盟军，国民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尽管戴高乐作出各种保证，一些盟国仍然拒绝承认戴高乐为法国的合法代表，因为他的权利没有来自民主选举。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个月，临时政府才终于被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国承认。[11]

1944-1946年：解放者

戴高乐将军迅速地恢复了国民政府的权利。美国人本来要将解放了的法国看作是被战胜国统治和占领的国家。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他强烈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的战略计划则是不途经巴黎，而直接向欧洲东部进军。

戴高乐将军回归巴黎(4张)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他在这片被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8月24日，勒克莱尔将军率领装甲师解放了法国，戴高乐将军于8月25日重回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他以此强调维希政权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随后，他来到市政厅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法国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8月26日，戴高乐将军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民众向他热烈欢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从1944年4月21日起恢复了选举权的法国人民于1945年4月至5月期间首次参加了市政公民普选投票。1945年10月，即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选举出制宪议会。

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将军在国家的概念和政党的作用方面与制宪议会发生了冲突。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因为军事贷款问题向国民议会主席费力克斯·古安（Félix Gouin）提出辞职。[12]

戴高乐将军回归巴黎图册来源[1][13]

1947-1953年：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

戴高乐将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于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讲话。他陈述了宪法草案，即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其实这正是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雏形。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提案之后，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Bar-le-Duc）和埃皮纳尔（Epinal）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选民赞成的是国民议会法案。

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17日，他发起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选举上一举成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反对党派的专权制度，建议宪法改革，同时反对分裂分子，即共产党。戴高乐希望这一政治运动不成为一个党派，而是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即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成员都可以加入到法兰西人民联盟当中。但这一招没有奏效，因为传统的党派拒绝持有两种身份。

在这一时期，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往返于布鲁纳瓦尔（Bruneval）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宣传他的主张。但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51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席位，无法影响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是这一经历培养和动员了许多戴高乐的追随者。[14]

1953-1958年：荒漠孤烟

对于戴高乐将军来说，1955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无异于“荒漠孤烟”时期。他隐退于法国东部的小村庄科隆贝双教堂的寓所里，在拉布瓦瑟里（la Boisserie）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在这一段时期，他还多处游历。1953年两度去非洲，1956年去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法属领地，1957年到达撒哈拉。他的政治生活明显平静，但是他仍然关注时局。每周四，戴高乐将军仍继续在他的位于巴黎索尔菲利诺街（rue de Solferino）的办公室接见一些重要人物。[15]

1958年5月-6月：戴高乐的复出

内阁的不稳定和第四共和国面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许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警惕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号召起来反对国民解放阵线FLN。以萨朗将军（Salan）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乐发出呼吁。暴动规模迅速扩大，并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19日，戴高乐表示“准备接受共和国的委任”。5月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向这位戴高乐发出了呼吁。6月1日，议会的553票中以329票赞成通过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于是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议会通过授权给予戴高乐期限为六个月的特别权利，并准许其进行宪法改革。[16]

戴高乐将军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7]

1959-1962年：新共和国成立

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新宪法在法国本土以79.2%的压倒多数被通过，并在法兰西帝国（除圭亚那决定立即独立）也得以通过。12月21日，戴高乐总统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和非洲、马达加斯加法国属地的总统，于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职。

1959年，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权。1961年1月8日，在有关公民自决原则的全民投票中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得到75%的赞成票。在乔治·蓬皮杜与国民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多次非正式会谈之后，开始了以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路易·若克斯（Louis Joxe）为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1962年3月22日，双方签署埃维昂协议。协议在4月8日的法国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中得到通过。根据协议，阿尔及利亚可以独立，但两国仍将保持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共和国总统戴高乐还将履行法国签署1957年罗马条约的承诺。为了能使法国于1959年1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安东那·比内（Antoine Pinay）进行了财政改革（新法郎将从这一天开始发行），取消了关税壁垒，使法国的产品面向欧洲的竞争市场。[17]

1962-1968年：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国家的独立

晚年的戴高乐将军[16]

1962年8月22日被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组织OAS暗杀之后，戴高乐将军提出采用普选方式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提议遭到维护传统议会制和担心个人权利膨胀的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议会对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政府被推翻。戴高乐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将议会解散，并等待1962年10月28日举行的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投票结果，以进行新的立法选举。最后，法国人以62.2%的大多数赞成通过了戴高乐的提议。

1965年，法国举行了首届总统普选。第一个七年任期结束后，他以54.8%的选票击败密特朗，再度当选共和国总统。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戴高乐将军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寻求民众的支持。对于1962年的宪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维昂协议，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他都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进行裁决。

他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冈（Reggane）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美国人的监护，逐渐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1966年法国正式宣布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仍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

此外，戴高乐将军还寻求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并很早就开始同联邦德国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贝的私人寓所里接见了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Adenauer）。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标志着独立于欧洲体制的法德轴心的建立。他曾于1963年和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他认为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夏尔·戴高乐

1962年，为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他采取了共同农业政策，但同时在不违背罗马条约的基础上拒绝超国家权力。为此，他从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间执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对扩大欧洲委员会职权的反对。

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即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立，同时加强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寻求1960年以来宣布独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1964年，戴高乐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到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讲话时，抨击了美国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的口号，强调了维护法国在北美的历史角色，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的反对。

而且，戴高乐将军还注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大欧洲”体系。1966年，他前往苏联访问，开始了他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继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兰访问，1968年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18]

法国经济结构日益走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开始对社会结构出现的问题表示不满。法国的学潮运动从1968年3月开始。工会和左派政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工人总罢工。总罢工使政权在五月份期间陷入瘫痪，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了政府的统治。

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将军对外宣布，国家应该恢复正常秩序，以维护共和国的尊严。街上游行示威的人群无非是乌合之众，有极权政治的苗头。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签署格勒纳勒（Grenelle）协议，制定出的是一系列传统措施。5月29日，戴高乐突然神秘失踪，乘直升飞机不知去向，引起一片恐慌，导致各方揣测。戴高乐第二天回到巴黎之后，在广播讲话中语调坚定自信。发表讲话的当天，即1968年5月30日，大批市民上街游行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解散国民议会。各政党忙于立法选举，工人逐渐开始复工。然而这次立法选举的胜利却没有巩固戴高乐的政权。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右翼势力更加强大，但面对势在必行的改革却裹足不前。[19]

尽管许多人的反对，戴高乐仍决定就有关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将军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宣布辞职。午夜十分，他发布了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他从此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拒绝公开表示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和几位拥护者会面，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

覆盖着法国国旗的灵柩被送至科龙贝墓地[20]

《战争回忆录》于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将军去世时，《希望回忆录》只完成了两卷。1952年，他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在科隆贝双教堂，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位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运往小教堂。戴高乐将军被安葬在他的女儿安娜的墓地旁边，墓碑上只刻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字样。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举办了官方追悼仪式，在场的有政府首脑和许多国外知名人士。[21]

①《敌人阵营的倾轧》，巴黎贝尔热-莱夫罗尔（Berger-Levrault）出版社。1924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戴高乐上尉通过五项政治和军事心理分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战场进行了描述。

②《剑刃》，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32年戴高乐在书中就有关战争行为，军队领袖的作用（个性与威望）和指挥权限进行了心理分析。

③《建立职业军》，巴黎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34年他在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进攻也能够防御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有必要建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

④《法国和它的军队》，巴黎普隆出版社，1938年戴高乐将军在这部书中提出法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军队的历史。

⑤

写作中的戴高乐将军[22]

《三项研究》，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45年1925年至1940年的文章汇编。

⑥《战争备忘录》，普隆出版社，1954-1959年。《战争备忘录》共分三卷，分别针对第二世界大战的三个阶段。

⑦《演讲和咨文》，普隆出版社，1970年。汇集了戴高乐将军从1940年6月18日到1969年4月28日的演讲内容，共分为五卷。

⑧《书信，摘要和笔记》，普隆出版社，1980-1988年。《书信，摘要和笔记》按照年代编辑了戴高乐将军的家信和官方信件、私人电报和公务电报，是由他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进行选编的。

⑨《希望回忆录》，普隆出版社出版，1970-1971年。《希望回忆录》是戴高乐将军退出政坛之后写成的，共分两卷（戴高乐将军没有来得及完成第三卷）。[22]

戴高乐主义

研究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雷菲斯说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战争回忆录》一开头这句著名的话，概括了整个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对自己的“看法”作了如下解释：

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就会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国家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从这段冗长的话中可以看到，戴高乐的目标是：要实现法国的伟大，站在最前列，法国必须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

德雷菲斯认为：“1940年6月18日，当戴高乐在暮色中走出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戴高乐主义诞生了”。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强暴，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还是朋友，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行，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

现实与理想

弗朗索瓦·德雷菲斯在分析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时候的法国政党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

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戴高乐主义的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

戴高乐也了解欧洲盟国对他的看法，他说道：“我们的邻国拒绝接受法国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言，在某种程度上害怕我们称霸。”因此，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拒绝了戴高乐的政治联盟建议，不想完全拒绝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和作用，赞成接纳英国进入共同体。

戴高乐主义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抹杀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由于戴高乐主义中维护法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因此，当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而在法国，虽然其对外政策有过适时的调整，但体现戴高乐主义的这个总方针，却一直地延续下来。[23]

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也

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24]

被称为鲁瓦西机场(Roissy)，坐落于巴黎，是欧洲主要的航空中心，也是法国主要的国际机场。它位于巴黎东北25公里处的鲁瓦西(Roissy)。它是以法国将军、前总统夏尔·戴高乐的名字命名的。2004年，夏尔·戴高乐机场以51,260,363人的旅客流量位列欧洲第二大机场，按飞机起降量来计算，机场以525,660架次位列欧洲第一；按货运量来计算，2004年的机场同样以1,876,900吨位列欧洲第一。[24]

戴高乐号航母(6张)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Charles de Gaulle R91）是一艘隶属于法国海军（Marine Nationale）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也是法国海军的旗舰。正式成军于2001年5月18日，戴高乐号是法国史上拥有的第十艘航空母舰。其命名源自著名的军事将领与政治家夏尔·戴高乐。戴高乐号不只是法国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也是唯一一艘不属于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25]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胃动脉破裂在科隆贝猝然去世，11月12日，四万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科隆贝和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同日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作安灵弥撒，到场的有尼克松总统等数十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此外还有数十万巴黎市民冒雨在凯旋门前游行集合，举行悼念活动。次日，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以纪念这位法国当代史上的人物。[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