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 “大跃进”中1070万吨钢指标是如何出炉的？

“大跃进”中1070万吨钢指标是如何出炉的？  

　　“高指标”、“浮夸风”，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特征，然而，这并非是md一人之过。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各项“高指标”，貌似都是md的责任。细查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的讲话，他批评过“反冒进”，说过“赶超”，说过“要鼓干劲”，但并没有要求提出过高指标或类似的话语。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超级产量的诸“卫星”，他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南下视察中发现了，质疑过，而没有制止。而那些遥不可及的“高指标”(主要是1958、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二五计划指标)，则不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后来在庐山会议中，md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这大概是与他最直接和有关系的“高指标”吧。

　　然而，就是这个钢铁“高指标”，细查它是如何提出来的整个过程，却可以看出md的“无辜”——不过是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已。

　　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火热的情绪氛围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为此，md列了一个大提纲，要讨论的17个问题包括：(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形势问题，(13)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肥料问题，(17)民兵问题。

　　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1958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吨。

　　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md在谈到会议要解决的17个问题时，说：“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但在会议后期，对各项“指标”都已定调。眼看会议就要结束，把握全局的md却对这个高指标不放心了。

　　他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和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①。

　　在会上，md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

　　赵敏说：“可以。”

　　md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原钢铁厂)：“行不行？”

　　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md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麻书记回答后，md言归正传，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md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

　　刘彬告诉说：“我是刘英的弟弟。”

　　刘英是张闻天的妻子，是md的老熟人。md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

　　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

　　“就看你拿主意啦。”md说。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data-filtered="filtered" 袁宝华

　　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主要管建设和计划，对这样过高的指标自然心中有数，用他后来的回忆说，此时的心情是“心里打鼓”。他估计md也会问到他，只得作些准备。随后，md果然问到他：“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md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袁宝华讲了“十面红旗”，md很注意听了，他虽然“心里打鼓”，但也没直接说出行不行，这样的“提醒”自然不能算是提醒。接着，md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md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md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吨，翻一番是1070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md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他提出了钢产量，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会再次进行研究，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他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md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陈云说。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md对这个数字似乎还是不放心，又找陈云谈话。陈云告诉他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此句“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完全可能”。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md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md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md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md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md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这个1070吨钢铁指标是不切实际的。而这个数字也不完全是md在会议第一天提出来的。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给md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data-filtered="filtered" 薄一波

　　6月17日，薄一波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汇报性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md批发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21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呈送给md和党中央报告。其中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md于次日批示：“小平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6月27日，他作了两个批示：(1)“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2)“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

　　刘，指lq。邓，指dp，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可见，md在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提出的钢指标是在冶金部多次认为华北区能达到800万吨，全国能达到3000万吨钢铁的数字上，且批示给中央和地方众多高级干部阅看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提出“翻一番”的。

　　作为国家重大政策的决策人，md不可能把基层的任何情况亲躬弄清楚，只能根据各个部门提供的情况和其他负责人意见进行民主和集中来决策。这个数字，不是他摸脑壳想出来的，完全符合一般的决策程序。其他高指标的制定，也基本上是这个程序，是由各主管部门提出来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后，md没有回避自己的领导责任。除在庐山会议上，他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的责任外，还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本人要负责任，为此写出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lq压下没有发。

　　在西楼会议上，lq说：“md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md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

　　但md没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当着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四级干部、7000多人承担责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有意思的是，尽管高指标的出炉很复杂，责任涉及许多干部，但在md去世后否定“大跃进”时，有人把1070吨钢指标的责任全部推到md一个人身上。作为当事人之一袁宝华后来站出来，中肯地说：

　　“这一次md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

　　大跃进前，md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md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md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初md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讲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md。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

data-filtered="filtered" 谷牧

　　对此，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

　　因此，把“大跃进”的责任归于md一人身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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