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会 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

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  

1.初二历史题

摘要：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从历史学及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分析，似乎尧舜禹所代表的三个集团原本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尧舜禅让则是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事件，且是在周邻文化崛起以及气候变迁给中原居民造成极大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中平等式联盟是其发生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中原地区；尧舜禅让；联盟制；五帝时代； 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及至五四运动以来，尧舜故事仍是古史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过去，顾颉刚先生在考察尧舜故事时，曾不失敏锐地叹道：“有一桩遗憾，这便是我们对于商代以前的政治组织不能确实地知道，所以不能把这件故事所凭藉的时代的情形托献给读者看，这是要待锄头考古学的发展来帮助我们的”①。 中国考古学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已经使人们相信，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而与夏文化探索休戚相关的二里头文化就是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主要基础发展起来的。

尧舜禅让传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一故事本身已经涉及到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即古代社会的演进问题，所以在探讨尧舜故事之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也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包括国家的发生发展。 一、尧舜禅让传说的矛盾统一 近人在讨论尧舜禅让问题时，或信或疑，或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

这些观点不乏启迪意义，但却难作结论。我们曾就先秦各家的尧舜禅让观做过一番考察，发现儒、墨、法、道诸家对尧舜禅让事件的态度虽不尽一致，甚或截然相反，但在矛盾的异说中却也隐含着不少共同之处，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儒、墨两家都以尧舜为圣德之人，极力宣扬。儒家的禅让观中清楚地贯穿着天命思想，主张“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故“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荀子虽在《正论篇》中把尧舜禅让传说斥之为世俗之说、虚妄浅陋之言，实则是承继孟子反对现实社会中“好名”之辈迭起效仿，在克服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把天命思想隐晦化而已，目的当在避免政治宣传上的误导作用。 因而儒家的尧舜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天命禅让说”。

墨家的禅让观则极富其尚贤和尚同之政治思想，以“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等为据，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 不仅如此，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其首领“巨（钜）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

故墨家的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尚贤禅让说”。 法家和道家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说疑篇》中言：“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

韩非子着重在批评舜禹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道家对禅让说的批评则不同于法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方式来批评和反对禅让之举（《庄子·逍遥》）。

在道家看来，君王让天下不仅无可称颂，甚至还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有失为君之道。言外之意，不仅臣子不该受之于天下，君王亦不该让天下于人，一切当顺其自然。

法、道两家所以反对禅让说，他们顾及的关键是担心后人效仿，“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韩非子·忠孝篇》），“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庄子·庚桑楚》），真可谓遗害千秋。 儒、墨两家对尧舜禅让故事的态度无需赘言。

道家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并未否定尧舜禅让故事。其在盛赞许由等人的同时又证实了尧舜及禹之间禅让承继关系。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五蠹篇》中，把尧舜禹之时的生存环境描述得苦不堪言，王者让天下实乃是一件“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的好事。 这说明韩非子也承认尧舜禹禅让故事确实发生过。

尽管先秦各家的态度和解释不尽相同，但不难发现儒、法、道三家的尧舜观念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递变关系。他们都充分注意到政治宣传的负面效应及误导作用，并试图通过对禅让说的批判及对尧舜禹继承关系的具体阐述来加以克服。

实际上，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或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尧舜禅让故事。 二、尧舜禹三大集团的独立性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尧舜禹分别所在的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三大部族，其活动区域原本有所区别。

《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佚文：“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 ”冀方亦即《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其地约当今日河北、山西两省。

《帝王世纪》亦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

这些情况表明，陶唐氏可能兴起于冀南、晋北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南迁或南扩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关于有虞氏的活动区域，《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其。

2.利用古代遗迹了解古代历史的例子

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主要依赖于古代文献，这是谁都懂得的道理；凭借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恐怕这也是谁都懂得的道理。

但是这种局限到底有多大、有些什么表现、其程度如何，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个比较细致、具体和深入的考察，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较少的秦汉以前的历史时期以及没有即时的文字记载，仅留下传说和后人追记资料的史前时代而言。这篇稿子主要谈与史前考古、史前时代历史文化研究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并乞指正。

一般而言，物质方面的发现能够很快证实文献资料记载的真实性、正确性或者纠正其不足、缺漏与错讹之处，比如城池、村落、墓葬，各种祭祀遗迹、各种器物等，这是硬货，至少就存在而言是没有异议也无法异议的。比如笛子，古书上说“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但在夏、商、周时期并没有发现与我们现在所称所用相同的笛子。

由于笛子在汉代才有较广泛的使用，所以推测笛子在战国时可能已经出现，这样看所谓“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年代不会有那样早，夏、商、周怎么不见笛子呢？但是贾湖骨笛的出土就让这种认识和判断被重新颠倒过来，因为实物在那里摆着，谁能否定呢？所以“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又有某种真实性。比如漆器，春秋、战国时的文献《韩非子·十过篇》、《周礼·载师》都有相关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说庄子做过宋国的漆园吏，但漆器的历史能够早到什么时候，凭文献是无法推知的。

商代考古发现了一些漆器，于是漆器的历史可溯源至商代；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发现了木胎漆碗，于是可将漆器和碗的历史都上推至六、七千年前。比如织布，马家滨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有3块6000多年前的残布，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也普遍发现有各种纺轮存在，所以不管文献记载如何（甚至有没有记载都没有关系），织布的历史都可以上溯至六、七千年前。

物质文化的历史，只要有实物的存在、有新的发现，它马上就可以被改写，甚至不需要专家，老百姓都可以判断。但考古和历史研究显然不会也不能止于这个层次。

长城从古到今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 ?si=1 古运河扬州段是整个运河中最古老的一段。现在扬州境内的运河与2000多年前的古邗沟路线大部分吻合，与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则完全契合，从瓜洲至宝应全长125公里。

其中，古运河扬州城区段从瓜洲至湾头全长约30公里，构成著名的“扬州三湾”。这一段运河最为古老，可谓历史遗迹星列、人文景观众多。

在这段运河的沿岸，有世界四大宗教活动的著名场所琼花观（西汉•道教）；高寺（隋代•佛教）、普哈丁墓园（宋代•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堂（清代•天主教）；有反映扬州古港、水利和城池建筑的遗址水斗门、龙首关（钞关）、东关古渡（双瓮城）和古湾头闸；有古代帝王巡视扬州留下的遗迹：瓜洲古渡锦春园、高寺行宫御园和龙衣庵；有体现“富比王侯”的扬州盐商住宅群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园以及汪氏小苑等；有唐代扬州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时的启航地文峰塔。 在这条运河线上，留下了历代著名文人墨客大量的诗文名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李绅）；“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

这些千古名句，描绘了古代扬州曾经有过的“歌吹沸天”、极尽繁华的辉煌时代，而这一切无不与运河一脉相承。在运河绵延千里的岸线上，扬州与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 ?si=3。

3.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沿革,急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

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

（王记录《论〈明史〉编修二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 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

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

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一、总论 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

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

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

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

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

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

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统一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们对史馆修史已经有了一分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馆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与史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其间转换，极为复杂。雷家骥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市久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以“以史制君”观念为线索，分析了南朝、五胡、北魏以及六世纪北朝时期“以史制君”观念随着史馆萌芽而削弱的情况。

另外，雷家骥所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书的制度与风气进行了全面分析。该书没有孤立。

4.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情况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原华南师大历史系的基础上于2005年成立。目前有教职工43人，专任教师37人，其中教授19人（含博士生导师5人），副教授11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者共23人，占总人数的65.7%，形成了高职称、高学历、低年龄的师资结构，能很好地满足本专业教学科研的需要。我院有省级重点培养教师2人，“千百十”重点培养教师3人，培养规划合理，措施得力，效果好。我院还通过派出教师到海外讲学、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等形式，培养教师。教师爱岗敬业，有厅局级先进教师2人。

学院设有历史学系及历史研究所、岭南文史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等专门研究机构，历史学系下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和历史教学法等教研室，拥有收藏丰富、较为齐全的专用资料室和文物室等。目前具有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中国古代史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学院的科研成就颇为突出。近三年来，我院教师在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学术专著计3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计125篇；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12项，获得科研经费达数十万元；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计17项。还积极拓展与海内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联系，近两年来，请进来讲学和派出去访学的学术活动达30人次。

学院现有多媒体课室3间，微格室3间。有十余门课程建设了课件及多媒体资源库。学院资料室还长期订购《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近百种中外文专业期刊。资料室拥有十多万册的专业文献图书资料，包括四部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二十五史、明实录、清实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民国丛书等。丰富的文献图书资料为师生的教学科研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此外，学院还建设了若干教育实习基地和西安、湖南等专业实习基地，能很好地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

历史系本科专业， 主要培养中学历史师资和文史工作者。该专业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中国历史要籍选读和介绍、考古学和史学概论等 12 门专业必修课程；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中国近代家族社会史、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宗教文化史、宋元史、明清史、希腊罗马史、法国史、英国史、美国史等 43 门专业选修课程。另设公共课程和全校性选修课程多门。该专业还根据课程教学的需要，组织学生赴相关地区进行野外勘探和实践。修够教学计划所规定的 160 个学分并满足其他相应要求者，即可毕业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成绩特别优异者，可直接保送攻读硕士学位。此外，学生在学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兼读辅修专业、双专业或双学位。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网址是：/whyichan/64th/38tongchema.。

8.谁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资料,麻烦发我邮箱,谢谢,急需

一、“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0年8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同时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中心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客座研究员，这些专家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多门学科。

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与交流。据悉，一个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浩大的历史考古项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正式启动，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十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并拨出专款。

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专家组在豫西和晋南确定了4个预研究项目，分别是河南新密市的古城寨城址和新寨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及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已相继进驻这几个龙山时代的古遗址、古城址，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掘和预研究工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任务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1000年，溯源至炎黄时代（其上限大致距今5000年前），以落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惯常提法。

以下援引聂依匆先生的报道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标、目的和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说：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王巍还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于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

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王巍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涉及的主要课题有这样几项：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

王巍对一些主要课题研究内容或方法的阐释为：“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究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期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庞大学术工程还包括其他许多具体课题和相关研究课题，其中有“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等等。

聂依匆的报道还援引中国一些著名考古学家的观点说：石兴邦等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聂依匆《中华文明从哪里开始》，千龙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2001年8月初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作如是说：“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纪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

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以上引述表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三件事情上大致已有较明确的思路和设想：一是“探源工程”探索的年代范围主要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二是“探源工程”要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简略的尚未证实的记载落到实处，三是学者们已将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史记》中的“五帝”时代对应起来。

当然这些认识并不是偶然的。二、关于“五帝时代”的主流认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史前考古发掘进入高峰期以后逐渐热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