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何时意识到“接班人”地位已动摇

王洪文何时意识到“接班人”地位已动摇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74年11月6日，ze给md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ze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ze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ze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ze已意识到qj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ze的信，使qj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qj也给md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md在长沙看罢qj来信，提笔写下分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md意犹未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md的复函，qj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md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qj 1974、11、19 “闲人”不闲，qj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md捎话，去信。 md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qj两度自己出面要权，md寸步不让。qj自知再给md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了。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md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像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1974年12月23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ze的专机。ze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ze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獗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ze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md请示。ze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md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hg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md在湖南的生活。hg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md作为头等大事。听说md喜欢看电视，hg从北京为md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md，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自从7月17日ze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md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ze的到来，md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md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md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md谈起了dp。md指着王洪文，对ze说：“dp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md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ze立即明白。 md点了点头。 ze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25日返回北京。 25日，当ze前往md住处辞行时，md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md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md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12月26日——md八十一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md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md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ze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md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md邀ze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md和ze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这样，md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ze、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26日那天，md和ze单独长谈。 md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1975年2月18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md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且不论md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ze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md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12月23日，王洪文刚到长沙，md就对他说：“qj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12月24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qj要他说的话。 md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md当着ze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md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qj说过，ze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md的话，坚持ze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dp，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md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像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qj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qj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7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bl，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