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民国封面是哪些人 历史深处的民国评价

历史深处的民国评价  

1.如何评价民国这段历史

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

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

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

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

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

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

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

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

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

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

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

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

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

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

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

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

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

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

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

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

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

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

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

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

这一否定，加上md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

反右，md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

2.关于孙中山、袁世凯的历史评价

孙中山历经磨难，在上书革新未得到肯定的同时也看到了朝廷的腐败，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帝制，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革命队伍，扩充革命经费，并得到大多数同盟会员的支持下，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辛亥革命，各省独立，次年二月清帝逊位，清朝灭亡，他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被袁世凯所取代。

袁世凯出身行伍，年轻时投军，和孙中山相反是一名职业军人，为人阴险，不惜出卖维新派，扼杀了戊戌变法，使得清朝改革受到了压制，不过他后来曾一度主张学习西方新政，力主废除科举、君主立宪、训练新兵，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他善于见风使舵，随着权力的升迁，他有了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野心，希望通过他们的支持统治中国，于是对清廷的日益腐败已经不屑一顾，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年即夺取孙中山的权力，并宣布尊孔复古，不久还自称皇帝，但是因为帝制在当时已经不得人心，因此他称帝不到百日就失败了。 孙中山在推翻袁世凯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后来他注重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创办了黄埔军校，主张三民主义，加强了国共合作，促成两党的统一战线，为解放压迫和提倡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共和做出了奠基作用，不过由于他在共产主义方面还存在分歧，更偏重于国民党人，并没有通过一个正确的方式推行三民主义，这就为他逝世后两党的迅速分裂提供了消极影响。

总的来说，袁世凯由于个人的私欲和其畸形的行为，注定了他的千古骂名，而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为后来md领导的共产党做出了表率，他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者。

3.历史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

1：他的确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画上休止符。

2：他的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是却想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是行不通的，没有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愿望。

3：在那个动荡时期，孙中山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民主联盟中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为中华民族的自治打开了大门，解放了部分从封建过渡到近现代的许多劳动力变为了生产力，而在经济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和个体户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现代商业发展的基础···

总结：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他的功大于过···

4.求一篇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在民国初年，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并有一系列表现。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是为了反击北洋军阀横行中国的黑暗统治，指斥袁记中华民国，因此其言行尚不失某种历史的进步性。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对于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和推行帝制复辟的倒行逆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的行为则多所肯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是为了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用中国已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康有为批判袁记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同情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事实是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来说，随着政权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较之思想上的去旧要容易得多。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康有为：《复教育部书》）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