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能见到我死去的老婆吗 在国会中妻子代替死去丈夫的历史

在国会中妻子代替死去丈夫的历史  

明天，马里兰州第七国会选区的人将在初选中投票，决定谁将被提名接替国会议员伊莱贾·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卡明斯于2019年10月去世，留下了他自1996年以来的席位。在民主党初选的众多候选人中（超过20人）有卡明斯的妻子、公共政策顾问、马里兰民主党前主席玛雅·洛克伊莫尔·卡明斯。

如果获胜，她将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寡妇继承”传统的一部分，当妻子们要么参选要么被选来填补丈夫在华盛顿国会空出的席位时。（根据众议院法典，空缺的席位是通过特别选举来填补的；只有参议院的席位可以由州长任命来填补，但有些例外。）

这一习俗近年来有所放缓：如果洛克伊莫尔·卡明斯赢得初选，然后是将军，她将是自2005年以来第一位继承一个死于办公室的丈夫。但这一传统对20世纪的国会构成和女性政治代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洛杉矶时报》1998年报道的那样，“在1916-93年间首次入主白宫的候选人中，84%的寡妇获胜，而其他女性只有14%获胜。这一趋势在女性从政时最为强烈；1976年以前在国会任职的95名女性中，有35人是国会第一夫人。”

这一趋势曾经如此明显，以至于1970年代研究这一课题的政治学家黛安•金凯（Diane Kincaid）写道，“至少在统计上，对于有志在国会任职的女性来说，“最好的丈夫是一个死去的丈夫。”25年后，学者丽莎·索洛维伊和托马斯·L·布鲁内尔（Thomas L.Brunell）撰文认为，“这可以说是女性进入国会的唯一最重要的历史方法。”

当加州众议员约翰·诺兰（John Nolan）于1922年11月中旬去世时，在他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当地领导人向他的遗孀梅·艾伦·诺兰提出了一个想法。正如研究人员霍普·钱伯林在少数成员中写道的那样：美国国会中的女性，“一个不太可能由代表商界和工党的有影响力的旧金山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首先找到了她。”为什么要招聘一个“安静、愉快、有事业心”的女性来担任这个角色？钱伯林引用了一位政治内部人士的坦率观点：“诺兰的名字意味着胜利。”

诺兰当时说，“我应该感谢我丈夫的记忆来继续他的工作。”在结束约翰的任期并为下一任服务的特别选举中，她击败了6个对手，前往华盛顿，在那里她是第一个女性领导国会委员会（邮政局开支委员会）。

招募寡妇的政党领导人仅仅把她们看作是临时的占位符；他们“利用公众的同情来确保该党在过渡时期占有一席之地……并帮助该党避免内部纠纷和提供招募时间。”学者芭芭拉·帕尔默和丹尼斯·西蒙在《政治研究季刊》上写道：“真正的替代者”。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CAWP）主任黛比·沃尔什在一次采访中说，政党认为丈夫和妻子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可以指望妻子来维护他们丈夫的执政政治。

一些寡妇满足于政党所假定的占位符角色，只服务一年或一个任期。任期结束后，梅·艾伦·诺兰拒绝竞选连任，她不想再和华盛顿有任何瓜葛。她当时说：“政治完全是太男性化了，对女性的责任没有任何吸引力，但许多女性欣然接受了自己追求政治的机会，并令招募她们的男性感到惊讶。金凯在阿肯色州参议员海蒂·卡拉韦（Hattie Caraway）中找到了一个例子，她在1931年填补了丈夫在参议院的席位。金凯在《卡拉韦》一书中写道：“令任命她并公开觊觎她的州长蒙羞”她们丈夫的政治生涯。

“对于很多女人”这些天，她继续说，“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他们可能无法……仅仅介入并接受他的工作。

但是对于Rockeymore Cummings来说，她的事业与她丈夫的事业是一致的，她的政治野心早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她是马里兰民主党的主席，曾经是州长候选人，后来在卡明斯住院时退学。

在拥挤的初选中面对众多民主党同僚时，她与前面的寡妇们如出一辙，就像梅诺兰一样。正如她对CNN所说，“我现在正在竞选，以巩固他在国会的传统。”但是，如果她在初选中获胜，她也有可能自己赢得这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