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现并使用火的历史过程 火的历史

火的历史  

氧气大约在1.5亿年前逐渐稳定在了21%，派因认为这是生命的进化所得到的结果——在此之前，地球的石炭纪和二叠纪期间，氧气有可能增加到大气含量的35%，作者为我们描述了因氧气比重过高而使生物患巨型症的可能：“甲虫像小狗那么大，蜻蜓像乌鸦那么大”。

地球上的燃烧调节了植物与大气之间的气体交换——它把植物以木炭的形式埋藏，当然这并非唯一的形式。

和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我们相反，原始人类总是试图寻找到容易着火的地方以便摸索控制它的方法。

派因认为，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利用而非发明了火，或者换句话说，像原始人类驯服了野生的牲畜，他们也驯化了自然火——那种由闪电提供给我们的模式。

早期的原始人类追求的非但不是自然火的补充，相反，由于可以燃烧的物种群落是有限的，因此，人类从一开始就在和自然火竞争燃烧物。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此时已经关注到一个微妙的现象——他发现原始人类在掌握了人为火（二代火）后，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和石头刮削器、木棒不同，火带有病毒般的、可加速生态学的推进力——原始人类可以轻易将火和平时的狩猎结合在一起，通过焚烧植被来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

人类的这些行为无疑都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人类力量的不断壮大，农业的出现解决了耐火地貌的难题，人类一方面几乎可以用火来开垦任何一块土地，另一方面，种植可以作为燃烧物的植物来代替那些不易燃的。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仅以拓荒者的身份出现，而且还为我们创造出了繁多的火神话。

不论毛利人还是阿兹特克人，斯多葛学派的宇宙论亦或斯塔．特雷克（Star Trek）《可汗的愤怒》中有关“创世器械”的虚构，我们都能发现火的象征性意义。

甚至，包括在像冰岛这样的地方也同样存在着关于火的神话。

不仅如此，火为农业用耕地清除了与庄稼竞争的种子，并从灰烬中释放出养料。

不论是刀耕火种还是固定田地的轮作，都为燃烧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形成彼此依赖的循环。

而对于牧业，这种不断重复的休耕循环也同样适用。

由于火与草料的密切关系，使得“坐在炉边并照看炉中之火，就是驯化的定义”，这就是说火和牧群不约而同地都依赖着那些容易燃烧的植物，并从中获利。

有所不同的只是对前者而言植物是燃料，而对后者却意味着生命的供给。

而在工业革命前的城市里，由于人群密集程度的增加，火的生态学在与城市之外的其它环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类对其控制的程度上。

于是，城市中的壁炉和房屋成为了可控火的归宿。

这也正如同作者所言，“‘壁炉’一词的拉丁词根提醒我们，壁炉是生活的中心”。

与现代社会壁炉的装饰功能不同，那时的壁炉不仅为人类避免寒冷的侵袭提供着保障，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家的象征。

不过，城市之火在它燃烧的最初就呈现出某种潜在的道德意味——它一旦超出了人类的可控范围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纵火罪。

即便不是人为所至，城市也必须制定出相应的防火策略来抵御未来的危险。

在《看不见的永恒火焰：工业城市中的火》一节中，派因发现了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变化——“现代城市保留了由燃烧所驱动的生态系统。

火的影响遍及各处，但是，火的踪迹几乎无处可见”。

如同混沌理论的吸引力，未发生的火改变了城市的一切，而自身却退后了。

虽然“三代火”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取代“二代火”，然而它的增加已经付出了相应的生态代价。

派因在本书的结尾也流露出对于“燃烧太多而火焰太少的地球”的某种忧虑：“．．．．．．逐渐地，火似乎已不再是气候的结果，而正在日益成为改变气候的原因”。

至于人类是否可以在未来利用“三代火”重新塑造气候，派因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作为火在这个行星上的看护者，我们最后也会成为一种火焰的象征——不断地破坏、更新和转变，“不会熄灭的火将记下我们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