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1967年批《海瑞罢官》只有湖南没转载

md：1967年批《海瑞罢官》只有湖南没转载  

qj为何找到姚文元

md在1967年谈到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过，qj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姚文元的这个班子指的就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历史组。qj为批《海瑞罢官》是1965年2月来上海的。在这之前，1964年10月qj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11月间，qj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qj的要求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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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都是李希凡自己告诉胡锡涛，我是从胡锡涛那里知道的。胡锡涛原是复旦中文系的教师，后调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文革”期间李希凡到上海来，当时我问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事，他没讲。qj找李希凡没能达到目的，就到上海来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然后通过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将任务交给了姚文元。

那么qj为什么会先后找李希凡、姚文元这两个人呢？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北李南姚”之称了。他们两人都是md一手培养的党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在学术上，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有其积极意义，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对md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青，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而这些“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而小人物有了md的支持，也会以势压人。

姚文元是md在上海看中的“小人物”。姚文元出生于1931年12月，与我同年，1948年在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崔震。上海解放后，崔震在蓬莱区委工作，做组织员。那时我是这个区清心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我是在高二时参加地下党的），崔震负责联系我的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在“文革”时，我与姚文元都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联。姚文元解放初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写一点文艺评论。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的文章，对姚雪垠关于文艺创作的看法提出商榷，这也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姚雪垠是md关注的作家，所以姚文元这篇文章引起了md的注意。但姚文元真正起家的文章是“反右”运动中6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这篇文章将《文汇报》的版面与其他报纸作对比，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不对。md让《人民日报》在6月14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于是姚文元一下子成了“反右”英雄。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着眼点是政治批判，与他以前的文艺评论是不一样的。作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这是md为姚文元所确定的角色，姚也自觉地进入这样的角色，并主动地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为主人去寻找猎物，成了政治上的“撬棒”。由于他不是这些领域的行家，他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便不可能那么准确，所以人们会称他为“棍子”，成为一手拿框子，一手拿棍子，到处挑刺整人的人。但他乐于做这样的“棍子”，因为他是从正面去理解这个角色的，而且有党组织的需要，有市委在背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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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先找李希凡，没有弄成，再找姚文元，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起家的路子不一样，姚文元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他的政治敏感性高于李希凡，李希凡则是靠学术起家的。所以，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也因为这样，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不一样。就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历史上的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杜周。张汤处理案子时都是对照《春秋》经文来办理的，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案，而杜周处理案子则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但张汤被逼自杀后，家中除皇帝赏赐外并无其他财产。姚文元写文章也完全是按上面的意图，自觉地去作好“尖兵”的角色。姚文元作为毛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善于深文周纳的刀笔吏，为受过他伤害的文化人所痛恨。然而，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角色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还是有区别的。他在生活上可说非常简朴，平时穿着很随便，吃饭时拿个饭碗就到食堂去了。1967年1月4日，他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到武康路我们办公的地方来见他的妻子金英，正好是吃饭时间，他拿起饭碗就吃起来了。他对我们写作组成员的态度也始终没变过，并没有升到中央后就盛气凌人了。我与他前后相处十年，见面时始终非常正经而严肃，没有一句玩笑话，除了公事以外，从未谈过一件私事。姚文元与张春桥还是有差异的。张比姚更有心机，姚比较单纯些，书生气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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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找我提供有关海瑞的资料

姚文元接到批《海瑞罢官》这项任务后，大约在1965年的3、4月间来找我，因为批《海瑞罢官》与明史有关，而我是研究明史的。

当时我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组长，组里还有王知常、吴瑞武和朱维铮。我们当时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最早是我与王知常、朱维铮一起，写些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取了一个笔名“罗思鼎”，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1964年被上海市委集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一起去的还有金冲及，最初他是历史组的组长。借调我们是要写一篇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未定稿》，用的也是罗思鼎这个笔名，从此它就成了历史组的集体笔名。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他也兼管华东局的内刊。文章发表后，我们被集体留下来，因为内刊编辑部没有历史组。不久，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金冲及也被他带走。我们由张春桥接掌。因为张春桥不兼华东局的工作，上海市委属下的写作人员就与华东局内刊分手，单独成立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徐景贤。写作班有三个组，文艺组由徐景贤负责，哲学组由郭仁杰负责。我们就成了写作班的历史组，由我担任组长。那时我们在丁香花园中厅老虎尾巴下的那个办公室里办公。

姚文元是到丁香花园直接来找我的，说市委布置他写文章，要我帮忙。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在这之前，我从未与姚文元见过面，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并不认识他。虽然我们都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内工作过，姚文元兼任华东局内刊的编委，但并未看到过他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姚文元个头不高，比我矮，胖胖的，那时才30多岁，但已秃顶。他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也没改变。

当时姚文元对我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要我帮助找些资料。他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我的。我这时一点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就是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当时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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