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口大迁移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

1 、先秦时期的人口迁移

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 带,与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 周围的蚩尤氏发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战。

结果以蚩尤为首的夷族部落联盟失败了,诸夏部落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周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除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 外,还分布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

商人建国前后,在这里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

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8 迁和成汤后的5 迁,迁徙地都在黄河下游。

夏末,不 　之孙公刘为躲避夏桀,带领全氏族成员迁居到豳(今陕西　邑县) 。

“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粮食。

“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生产有了剩余①。

西周初期“封藩建卫”,建立了71 个属国,其中以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为最重要。

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

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师尚父(姜尚、太公望) 统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东半岛地区,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

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通过对东夷的不断兼并,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方大国。

可见,那时的分封是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的。

人口迁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规模。

春秋期间,各少数民 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各族间的地域界限。

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频繁迁徙。

如戎狄有往东、往东南迁徙之趋势,甚至在东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见到戎人。

除自然流动外,还有强制迁移,晋惠公迁姜戎于晋“南鄙之田”,齐悼公“迁莱于　”。

各族杂居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

北方民族游牧技术,南方冶铸青铜、制造漆器技术,以及东方种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种) 等,也都传播到中原地区。

战国时期,大约有2000 万人口,分布在北起阴山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②。

2 、秦至元的人口迁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向河套(即所谓“河南地”) 征伐。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设置34 个县,重设九原郡。

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迁3 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垦田生产,开拓边疆。

当时称这里为“新秦”。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

以后又有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军队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

次年,又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③。

西汉初年,为了“实关中”,刘邦由关东向关中移 民,总数不下30 万人。

西汉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 余万。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县。

南单于还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西河等缘边8 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使原先撤消的缘边郡县得以恢复,内迁的民众复返故居。

后来北匈奴的一部分西迁,越过中亚细亚移往欧洲。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陆续向内 地迁徙。

魏晋时,内迁活动更加频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旧史上称为“五胡”。

晋武帝时,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达20 余万之多,分布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

魏晋时期,鲜卑族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甘肃的陇西一带。

随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于上党武 乡(山西长治市北) ,后散布在太行山一带。

氐族原分布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集中住在武都(甘肃成县) 一带。

魏蜀争汉中,曹操先后徙武都氐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

原居甘肃、青海间的羌族,大部分被迁往陕西。

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④。

自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以来,先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70 多万人。

其中流寓在江苏的有26 万,安徽有17 万,湖北约6 万,江西、湖南各1 万。

另外还有一部分迁移往交、广地区。

未著籍的和依附大姓为客的,还未计算在内。

北方流民的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 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⑤。

大陆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台湾) 贸易。

隋大业六年(610 年) ,炀帝派陈　率军攻占台湾。

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初,因隋末动乱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

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黄河流域战争不断,造成西起关中,东至青(山东益都) 、齐(山东济南) ,南及荆(湖北江陵) 、郢(湖北钟祥) ,北亘卫、滑(河南滑县) ,千里无舍烟的惨状⑥。

人口大量南迁。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 迁。

靖康之乱造成500 万人南迁⑦ ,可见移民规模之大。

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

自唐代以来,有 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境内定居。

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中,记载了明代十几次移民的情况。

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

又徙沙漠移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⑧洪 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者田凤阳。”⑨永 乐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10)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11) 。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

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

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12)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1117 —1120 年) ,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

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 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

明洪武年间,迁往云南卫所的军人及家属多达100 余万人。

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于唐代,结束于清朝中叶。

其间迁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声势最为壮观。

因此“江西填湖广”的谚语广为流传。

两湖 则早在元代以前就开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万户,仅9 万人。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后,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来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有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几个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

1840 年四川人口已达3833 万。

清代不仅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台湾、关东、口外等边疆地区,也 开始成为移民热点。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

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才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

乾隆年间(1736 —1795 年) 台湾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13)。

嘉庆 年间(1796 —1820 年) 台湾人口已接近200 万,大部分为闽、粤移民。

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

后来为保“圣地”之纯洁,康熙七年(1668 年) 废止招民开垦,实行封禁政策。

乾隆、嘉庆时还多次重申禁垦政策。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 少的状态。

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汉通婚及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汉族人民前往垦种的还是不断增加。

康熙时,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的汉族人民,到蒙古地区垦荒 的就有数十万之多(14)。

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荒 种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户。

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

内地的汉人也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

促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近代的人口迁移

由 于内地人口迅猛增长、边疆局势紧张等原因,清道光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向关外、口外迁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放松。

光绪时东三省全部开禁, 内地移民涌向关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东三省的人口已达1445 万,四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万人(15)。

到了民国时期,迁往东 北的移民仍有增无减,并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扩展。

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万。

东三省的总人口由民国十年的2315 万上升至民国十九年的2919 万(16)。

口外蒙古地区也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

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迅速跟上。

尽管“走西口”也是习惯性的人口迁移,但由于自然条件等种种原因,移民规模 比“闯关东”的要小得多。

携家带口,迁往口外的汉人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