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国际形势 如何看待当今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看待当今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看待当今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10年是中国和平发展程序中不平凡的一年。回顾总结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国际形势走向，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外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加快了国际体系变革程序。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目前趋于企稳回升，但全面复苏的基础仍较脆弱。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牵制因素明显增多。金融危机引发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思，调整变革成为潮流。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逐步展开，二十国集团峰会走向机制化，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国际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而变革的程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 【展望2011】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中国的身影也越发活跃，过去一年，中国领导人频繁出现在世界多边峰会上，阐述中国理念，提振各国信心，凝聚共识推动合作。杨表示，今年“峰会外交”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亮点。展望2011，中国外交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展望2011，中国外交将继续深化与各大国关系，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 展望2011，中国外交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参与和引导国际体系变革，大力开展经济、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等领域外交，切实为“保稳定、促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如何看待当前班主任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抱歉，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不过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仅提供个人意见给你。
目前班主任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学生，分两个现象，一是城里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比较好，对教师的挑战更多表现在教学工作和师生日常生活中的沟通上，城里的学生受教育的年龄和知识面不断提高，小学以前的教育也许比较好管理，相对于初高中的学生而言，90后及00后的孩子难管理是个现实问题，这些孩子的教育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常可见于报端；二是农村孩子的问题，由于父母多在城里工作，许多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在这方面教师要比城里的问题更突出，因为长期得不到成长中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许多孩子变得比较独立，这是两面性的，心理成长更为复杂，长期缺乏沟通或者说大人和学校的教师根本无法了解孩子和学生的真实想法，孩子和学生又不愿意和长辈或老师进行沟通，所以在教育方面遇到的困难的很大的，比较逃课等等。
如果说教师还有机遇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教师从业人员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教师这个职业，现代的教师和十多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教师的定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教师的本质不变，但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教师去重新认识，尤其是作为班主任，日常的一举一动可能都会成为学生对抗班主任和学校管理的手段。

如何看待当今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当前形势下的我国面临着的是机遇还是挑战

一句话，内忧外患
看你要多少字了
我会写
可是这点分
算了
懒得费那个劲

如何看待中国制造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中国三十多年的工业化程序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1。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每年将增长15%-20%，这将超过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以中美两国做对比，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2。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
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
3。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根据OECD资料库资料计算，2014年，美国研发支出达46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起增长了3倍，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1.32%，提高至2012年的1.98%。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德国为2.4%。
中国制造业面临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必须从实施“制造强国”举国战略，加快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重塑国家创新系统创新能力，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1。加快构建制造业国家创新体系
2。将“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升为强国战略
3。通过“制造+服务”提升价值链控制力
4。启动国家智慧制造重大专项工程

如何看待中国制造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悄然而至。像历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条件和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这将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的路径和程序，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构成巨大挑战。

一是现有的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新的制造模式和组织形式下，生产过程使用的劳动力将大为减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将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成本价格竞争，而是如何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向市场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优越、效能稳定且更具创意、更个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加之，目前我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成本已进入加速上升期，由此将会导致我国的低端要素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而发达国家固有的技术、人才等高阶要素的比较优势则得以强化。因此，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间比较优势格局的变化将使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更大的路径选择风险。
二是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大。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发达国家都将产业政策重点聚焦于推动新一代资讯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通过加强研发提供足以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二是要存在对新兴产品的领先市场需求。总体上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供给和领先市场需求条件明显优于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为了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政府从技术、制度和组织等方面加快了新兴产业的发展部署，把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推动新工业革命的战略重点，并强化其在全球新兴产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我国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三是适应新技术经济正规化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薄弱。从前两次工业革命看，技术经济正规化的更迭不仅是制造技术的变革，更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同样的，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也不应侷限在技术基础、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变革方面，更深层次的是制度的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路化组织、开放式创新等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这些变化都将对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提出新的要求，也对我国目前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为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发展先机提供契机。就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带来了赶超发展的“机会视窗”。
其一，有利于促进二、三产业的深入融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进一步加深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资讯科技向工业、服务业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将打破传统的产品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在产业链上纵向融合，产业链本身也将重组，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实现二、三产业的深入融合。同时，二、三产业在地域上将呈现聚集的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多、消费需求旺盛，将有助于未来不同层次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心的持续形成。
其二，有利于催生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引起工业领域的重大变革，还会影响到服务业领域，催生新的服务业部门，二、三产业融合也将产生众多新的业态。未来工厂的生产环节将需要极少的一线工人参与，大部分就业集中在研发、设计、采购、营销等制造业相关服务业。
其三，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一方面，新技术、新工艺将大量应用于传统行业，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启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将转型升级为使用新技术、采用新生产方式、满足新市场需求的新产业。
其四，有利于缓解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催生一大批围绕资讯科技、新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的新兴制造业，其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结构非常适合城市的资源供给特征。这些行业以设计、技术、创意的输出为主，不需要大规模的制造过程，对土地和空间的需求少，属于劳动集约型和土地集约型行业；产品价值和特征由技术和个性化决定，属于人才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要素投入中，智力投入比重高，产品大多是实物与服务的结合，实物生产部分模组化、标准化程度高，对资源能源消耗小，排放也少，属于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行业；制造过程大量应用资讯科技，生产组织更加科学，属于物流节约型行业。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突破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

中国制造面临的新困境与新挑战
中国三十多年的工业化程序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每年将增长15%-20%，这将超过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以中美两国做对比，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因素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
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新一轮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阶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还低。且整体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比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比如，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但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据测算，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资料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如何看待？

加入WTO三年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部分经济开放地区集聚成群的中小企业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起来。在WTO后过渡期，国内关税最终减让、市场领域完全开放，进出口贸易总额持续攀升，贸易摩擦不断加大。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的健康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审时度势，研究并制定适宜对策，迎接新的挑战，抓住、用好新的发展机遇。
WTO后过渡期概述
一、WTO前后过渡期的划分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为尽可能地减少成员方由于市场开放而产生的消极影响，部分成员方允许保留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国内法规。WTO关于过渡期的安排，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方采用有时间限制的优惠，从而保证世贸组织更大的参与性。
我国在加入WTO 的谈判中，也争取了一个过渡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规定，我国加入WTO之后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和消除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拥有3~5年的过渡时间（即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而根据整个过渡期所具有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的时间特征，又可将过渡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过渡期是指我国加入WTO以后，开始履行关税减让的义务、灵活开放服务贸易、一定程度地保护和补贴服务业的一段时间，时间从2001年底到2004年；后过渡期是指我国加入WTO以后，在主要领域所做的开放承诺接近终点的最后一段时间，时间从2004年底到2006年底。
二、后过渡期与前过渡期相比的主要特征
按照我国政府加入WTO的承诺，后过渡期我国市场的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三年。与前过渡期相比，后过渡期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关税税率减让幅度降低
截止2004年底，我国的平均关税水平由1992年的42.7%降到10.4%，关税降低的幅度已经很大。按照承诺，我国2005年的平均关税水平将进一步降至10.1%，2008 年将降至10%。因此，WTO后过渡期我国关税减让的幅度将大大降低。
（二）市场透明度增强
在后过渡期，国内市场的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整体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主要表现在：我国政府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不断清理、废除和制订相关外经外贸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三）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在后过渡期，我国的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外商投资领域将大幅增加。随着非关税保护措施逐渐趋弱，特别是幼稚产业的保护力度下降，国外厂商对我国市场的争夺将愈加激烈，冲击力度明显加大。
（四）应对境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增大
在后过渡期，其他WTO 成员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来自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简称“两反一保”）将成为国内出口产品在后过渡期承受的主要风险，再加上一些国家频繁使用质量、技术、卫生、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给境外贸易环境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和可变性。
WTO后过渡期中小企业丛集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丛集取得长足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骄人业绩，带有“Made in China”标识的产品走进全球市场。步入WTO后过渡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每一个企业或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深受影响。中小企业丛集过去已经从区域经济开放中获得较大收益，此时又将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这一充满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能否适应环境变化，把握机遇，获得新的生机？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小企业丛集的自身特点，探讨WTO后过渡期中小企业丛集可以把握的主要发展机遇。
一、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
在加入WTO之前，我国一直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外，主要是依靠双边的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的经贸关系，这一不利条件严重地影响着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先期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丛集尽管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但由于时常遭受国外贸易政策上的歧视性待遇，无法进行公平贸易交往，因此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即使在国内，由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市场进行保护，分别出台种种歧视性政策，导致中小企业丛集在跨地区开拓市场时也可能困难重重，额外增加了交易成本，削弱了竞争力。自从加入WTO以后，这种局面大有改善。经过前过渡期国内外政府对贸易政策的调整，我国中小企业丛集所处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开放，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小企业丛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
（一）中小企业丛集的成本优势
WTO后过渡期，在多边、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下，我国的企业及消费者可以与其他WTO成员国的企业及消费者开展更为广泛的经济贸易交往，共同享受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实践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好处并非自动就可享有的，而是只属于那些具有开放特征和国际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全球性大企业。但对中国来说，当前我们还非常缺乏这样的全球性大企业，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反而是那些扎根于国土上的中小企业丛集。这是因为，如果在全球范围相比较，我国中小企业丛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充分地发挥了本土最大的资源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因此具有非常显著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有发达国家市场劳动力价格的二十分之一，大陆的劳动力价格只有台湾香港劳动力价格的十分之一，只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小企业丛集的形成源于经济开放，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中小企业丛集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和广东两省，它不但适应了丛集内部不同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还适应了丛集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非常善于把握外部机遇。中小企业丛集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此意义上，中小企业丛集正是市场开放的受益者，更加开放的市场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益。
（二）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
在WTO后过渡期，随着对WTO政策的逐渐熟悉和适应，我国政府和企业可以按照WTO框架下的基本原则，谋求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地位。在我国尚未加入WTO时，国外一旦针对我国企业提出反倾销，就自动地按非市场经济对待，涉案企业一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计算反倾销税，企业损失非常惨重，往往不得不退出国外市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尽管没有完全解决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但相对以前还是有很大不同，我国企业有机会通过争取，赢得市场经济地位。根据议定书第十五条，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没拿政府补贴，没有恶性竞争，没做假账，那么就可采用我国国内的价格或成本。这其实给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条生路。目前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在WTO后过渡期，随着对相关规则的熟悉，我国中小企业丛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可以据理力争，打破国外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出口的安全渠道。中小企业丛集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的风险中寻求可控制性，在全球化的复杂性中寻求可预见性。在WTO框架下，每一成员国贸易体制及多边贸易体制的透明度较强，更加稳定，更具有可预见性及安全性，这有利于中小企业丛集降低经营风险，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
第三，WTO框架下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公平贸易，主要体现在具备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这个体制要求成员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从而确保了竞争的公平性。这是中小企业丛集极其重要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小企业丛集实现出口利益和挖掘市场潜力。
（三）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
WTO后过渡期中小企业丛集的外部环境大有改善，这不仅体现在国际市场环境，还体现在国内的市场环境。加入WTO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强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我国政府承诺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统一实施贸易制度，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承诺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及地方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承诺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我国政府的有关承诺有利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降低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
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
2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在所有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它的劳动力和机器数量与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换言之，分工的升级以及技术的进步都依赖于市场范围（交换能力）的不断扩大。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每一项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以及由此而带动的经济进步，都是以充分的市场规模为前提的。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足够高水平的分工和足够大的相关市场，不仅新技术不能发明，即使发明了，在商业上也不可能被大范围地推广。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分工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这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具备较大规模。WTO后过渡期随着中小企业丛集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面向巨大的国际市场，将有利于促进其分工的进一步升级，获得更高经济效益。
（一）中小企业丛集与规模经济
加入WTO以后，尽管“中国制造”引起全球关注，但是我国制造业至今尚无一家大型企业进入世界一流工业企业行列。我国暂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企业，看似无法享有扩大企业规模和劳动分工所带来规模经济效益；但是，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的产生与发展，则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以打火机的生产为例，温州的企业家把打火机的100 多个零部件，分散到1000 多家企业生产，形成了打火机生产丛集，这个丛集即可充分享有规模经济效益，又避免了单一企业规模过于扩大时，由于内部组织成本提高可能会产生的规模不经济。在我国的传统制造业中，诸如打火机生产这样的中小企业丛集之所以具有很强竞争力，主要是因为：首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丛集内部可以购买并更有效地利用昂贵的专用技术装置，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在整个中小企业丛集的产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丛集内部自发地将生产过程分得很细，以充分享受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第三，我国丰富而且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稳固地支援了产业规模的扩大。
（二）后过渡期交换能力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此后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地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市场。在WTO的统一框架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WTO后过渡期，我国中小企业丛集面临进一步扩大丛集规模的契机，这主要归功于市场范围的空前扩大和交换能力的飞速提高。
其一，运输与交通业的突飞猛进。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铁路和航空时代的到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被称为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在当今世界，时间和空间对厂商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高度发达的铁路网，星罗棋布的公路网，以及航空和船运业的快速发展，大大地增进了商务往来，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这是全球厂商的交换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我国政府承诺2005年底将允许外商设立独资速递、公路货运和货代企业，2006年底将允许设立独资铁路货运企业。随着WTO后过渡期外商的进入，联络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运输服务业将会更加发达，国内外商品供需之间的交换能力将会更加强大。
其二，金融业的发展。根据我国政府在加入WTO时的承诺，我国已经于2004年底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2006年底还将允许外资银行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这对我国政府和国内金融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但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金融业的发展不但可以缓解中小企业丛集的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了国际贸易中资金流动的畅通，进而加快了货物流通的速度。
其三，现代资讯科技的巨大作用。电视、电话、网际网路的飞速发展，以及管理资讯系统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厂商收集、综合、整理、监督和传播资讯的能力，进而又引起了商业交流方式的巨大变革。借助现代资讯科技，厂商与厂商之间、厂商与使用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极大程度地拉近了。尤其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以及全球网际网路的出现，使企业的新产品资讯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到达使用者，使用者的需求与意见也会很便利地反馈给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厂商。在一篇关于企业丛集化的文章中，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一位台商参加美国某展销会，有位客户看了展示产品后，觉得其产品在某些方面不配套，提出如作若干改进后，就会大量订货。遇到此种情况时，展商一般会先要求客户提供详细的产品生产标准和合同定金，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新产品交付。而这位台湾展商则不同，在了解了客商对产品的要求之后，马上就通过电话和因特网将产品的具体要求进行分解，并通知企业丛集中各个协作企业去创新和生产，而后进行整合。展销会还没有结束，台湾展商已经将企业丛集生产的新样品展示给客商，从而拿到了这笔大订单。
三、对厂商信任的需求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很多研究发现，市场环境越复杂，人们对信任的需求就越高。相应地，此时如果企业的信任度越高，就越容易实现交易，赢得更大市场份额。因此，我国中小企业丛集基于人际关系的信任文化是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的重要竞争优势。
（一）产生信任需求的原因分析
其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风险。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单就商品交换关系来说，随着社会分工的升级，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由起始的面对面直接交换变成更多地依靠间接交换，现代社会因此也被称为“匿名社会”。这里面隐藏着大量交换风险。WTO后过渡期，经济交换能力的提高将促进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某件产品可能是由不同国家的生产者共同制造，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中间可能还有许多层经销商，这将导致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更加疏远，交换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在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下，难免会出现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的行为。处于交换关系中劣势一方的消费者随着其消费理性的提高，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或者说信任度较高的厂商所制造的产品。
其二，产业供应链上相邻厂商之间的不完备契约。商品交换中为了明确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往往会借助签订商业合同（契约）。这实际上是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通过建立交换双方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降低交换风险，满足人们对“放心”（或称特殊信任）的需求。在订约成本（包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这种基于契约关系的商品交换十分有效。但现实世界中订约成本可能非常高，其原因主要有：商品交换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买卖双方事先均无法预知；买卖双方由于事前的资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行为（adverse selection）；买卖双方由于事后的资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moral hazard）等等。
研究发现，现实中不确定性和资讯不对称程度越高，就越需要超越基于制度（契约关系）的信任，也即需要学者们所说的基于信誉的“一般信任”，或者称为“社会资本”，它对社会的繁荣以及经济组织的竞争力和规模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这种“社会资本”，不得不靠制订十分完备的契约来进行商业活动，必然会使商品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中小企业丛集基于信誉的信任
中小企业丛集内部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因此其交易不仅有法律上的约束，而且还有人文关系的约定。这种双重约定，使基本的交易只要口头承诺，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也是华人做生意比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前文关于台湾厂商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这种丛集优势。在与外部进行商务活动时，中小企业丛集内部的某个具体企业尽管无法享受大型企业所具有的品牌信任度，但对中小企业丛集整体来说，可能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中小企业丛集基于内部的非契约信任文化，得以建立丛集品牌或区域性品牌信任度。学者们依据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小企业丛集中的信任产生机制。
其一，根据博弈论理论，通过重复博弈建立起来的信任是企业丛集发展的价值资源。经济交往中，信誉发生作用需要具备四个条件：重复交易、双方有耐心、可及时观察资讯和有效惩罚。中小企业丛集内部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连续性多次交易是丛集中企业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处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位置上的企业通过连续性多次交易，企业之间非常熟悉和了解。出于对长期利益及担心遭受惩罚的考虑，他们在交易时往往会放弃机会主义行为而进行充分的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私人信任是在具体交易中建立的，每个人都会根据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进行信任度分类，并在连续性多次交易中进行动态管理。经历长期重复博弈，中小企业丛集逐步形成基于信誉的信任文化。
其二，根据共生理论，信任是中小企业丛集的内生媒介之一。在企业群落内，共生单元之间通过信任媒介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相对于市场媒介而言，信任媒介相对稳定，而且具有自我加强的趋势。信任降低了共生单元搜寻交易物件的时间和随机性，减少了能量、资讯和物质传输过程的损耗和失真。共生单元在信任媒介支撑下共同进化。
其三，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信任是关系资本的关键要素。关系资本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于丛集中的企业而言，合作伙伴的信任是企业独特的关系资本。企业丛集内部的由信任产生的关系资本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丛集对外竞争优势，而且还能够产生独特的关系资本收益，如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解决企业之间冲突的能力等，从而提高企业丛集的经济绩效。企业丛集的经济绩效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丛集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又开始新一轮的“信任→关系资本收益→企业丛集绩效”的正反馈回圈。
四、融资环境、技术进步及管理升级
上述三点我们主要结合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的比较成本优势、规模经济及信任文化，探讨其在WTO后过渡期的主要发展机遇。这些由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小企业丛集及其内部企业自身的优势相结合，意味着企业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下面我们着重从另一个侧面——中小企业丛集在融资、技术及管理等劣势上的改善——来探讨其在WTO后过渡期的发展机遇。
（一）融资环境的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贷款难，融资环境不好。中小企业缺少必要的金融支援，因而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较为常见的解释是，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贷款需求急、金额小、需求频繁、不确定性高，从而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意愿。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上述原因并非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贷款困难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样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但却没有成为阻碍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了金融资源，民营中小银行成长缓慢，经营范围受到严重制约。在这样的金融背景下，绝大多数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与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的交易，存在着过高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不断上升的趋势，导致了我国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得到本来在正常交易条件下可以得到的贷款或融资。
我国加入WTO后，尤其是进入后过渡期后，这种面貌有可能得以改善。这是因为：其一，进入WTO后过渡期以后，随着外资银行参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中小企业丛集增加了从外资银行融资这一途径。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将取得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在此“倒逼”下，我国的民营中小银行终于有机会享受国有商业银行同样的“国民待遇”，企业丛集地区的民营中小银行得以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企业丛集提供更多贷款。其三，国有商业银行在外资银行和民营中小银行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业务范围。由于相对大量国有企业来说，中小企业丛集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和商业信用，国有商业银行如果出于组织利益考虑新业务，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更多地受到机构代理人的私人利益影响，自然会增加对中小企业丛集的贷款额度。其四，随着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及信用担保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中小企业丛集的融资障碍将会减弱。
（二）技术进步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进步引起全球关注，甚至有人提出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所谓的“中国威胁”。对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吉尔波曾撰文指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被过分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目前还面临着严峻困难，中国大陆在技术上仍是个落伍者。我国商务部在2004年释出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报告显示，在出口产品中，我国拥有自主智慧财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很低。目前，技术落后问题也是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的主要劣势。从产业型别来看，我国中小企业丛集以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少。中小企业丛集内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工艺水平较低，缺乏具有自主智慧财产权的核心技术，商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因而也较低。
WTO后过渡期，随着多边关税壁垒的下降，许多国家可能会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来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尽管如此，根据我国与其他WTO成员的多边协议，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合作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向前推进。根据我国商务部的报告，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累计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国从欧盟累计引进技术18530项，合同金额800亿美元。2004年1－10月，中国从欧盟引进技术1728项，合同金额46亿美元。分别占技术引进总数的25.4%和41%。
我国巨集观技术环境的改善，非常有利于推进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的技术进步。第一，随着我国中小企业丛集可以更多地与国外开展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我们可以鉴别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第二，我国中小企业丛集可以根据WTO规则，利用国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承诺，以较低的成本进口国际先进的加工装置，取得新的更好的原材料。第三，我国中小企业丛集可以利用以资讯产业为代表的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有利时机，立足国情和比较优势，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当前较为薄弱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四，国外厂商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增强自主开发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
（三）管理升级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丛集的整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粗放，营销环节薄弱，缺乏管理创新；丛集内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行业协会的发展不健全，存在内部恶性竞争；经营者及企业员工的素质有待提高，缺乏高阶管理人才；缺乏品牌意识和品牌管理经验；缺乏跨国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时经验不足，力不从心等等。
在WTO后过渡期，随着更多的外商投资于中国，以及企业间管理与技术人才流动的更加频繁，我国中小企业丛集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技能，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实现管理升级。第一，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将促进丛集内中小企业转变管理思想，重视管理技术和管理体系建设，推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第二，可以借鉴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建立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高阶管理和技术人才，提高企业经营者及企业员工的素质。第三，可以借鉴国外品牌管理经验，打造丛集品牌，提高品牌竞争力。第四，可以借鉴国外营销管理经验，提高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能力。第五，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将加快我国网际网路资讯科技和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这将有利于中小企业丛集提升资讯化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管理效率。

作为一个当代青年如何看待当今国内国际形势

当今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资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
就我国而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构成了我国外交态势的全域性。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进一步”：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一是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世界仍很不安宁；二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三是我与各大国关系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四是我国周边还存在一些复杂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展望2008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个继续”：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大国关系
过去一年，国际力量对比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着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单边主义严重受挫，2007年明显加强对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协调和借重。欧盟实现第六次扩大，成员增加到27个，欧盟峰会通过《里斯本条约》，一体化建设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复兴势头强劲，2007年经济增速可达7.6%，俄对外政策进取性增强。日本经济保持复苏势头，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此背景下，美俄矛盾有所发展，针对美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俄积极展开战略反制；美欧分歧犹存但关系有所拉近；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分歧有所展现，特别是日政府被迫中止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的支援行动，对美日关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过去一年，我国与各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
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
ht与布什总统两度会晤、多次通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取得多项成果。2007年1—9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2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我成功接待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
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ht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2007年1—9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3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1.8%，2010年前双边贸易额增至600-800亿美元的目标可望如期实现。
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双方共签署价值约43亿美元的21项合作协议，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
3、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7年年内，ht与时任日首相的安倍两度会晤，温总理成功访日，日现任首相福田成功访华，双方为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共同努力。2007年1—9月，两国贸易额达1719.4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机制正式启动，并举行首次会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川成功访日，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近10年再度访日；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日，书写了两国军事交流的新篇章。“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举行近百次活动，加深了两国民间往来和相互理解。
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
ht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总统萨科齐、英首相布朗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2007年1—9月，中欧贸易额达256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8%。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在大西洋及地中海海域分别与英、法、西班牙等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军事交流领域有新的拓展。
二、周边关系
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的热点。过去一年，我国周边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朝鲜半岛形势明显趋向缓和，东盟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南亚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就显著。8月，上合组织峰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档案，并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引起广泛关注。
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俄罗斯和日本既是大国，也是我周边重要邻国。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继续取得新的进展。除此之外，我与周边各方向上国家的关系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取得新的成果。
尽管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我在朝核问题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07年年内，六方会谈先后于2月和10月通过《落实共同宣告起步行动》共同档案和《落实共同宣告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档案。朝同意完成对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核计划进行申报；美将根据朝方行动并行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程式，推动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程序；各方重申向朝提供经济、能源与人道主义援助。我在朝核问题解决程序中充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称赞。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日韩三国交流合作得到加强，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功举行，“中日韩文化交流年”顺利展开。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入推进。1月和11月，温总理先后出席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国“10+1”峰会，与东盟达成多项重要共识。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等对话活动，成功主办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国际救灾研讨会和中国与东盟维和研讨会，与东盟安全对话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2、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
2007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5周年。15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
8月，ht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进行国事访问；11月，温总理对乌兹别克和土库曼进行正式访问。高层互访和各层级交流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
3、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
2007年年内，中巴双方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7月1日起，中国对巴实施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降税，推动中巴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ht、温总理与辛格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同意不断推进中印合作“十项战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外长2007年年内共5次会晤，创历年之最。2007年1—9月，中印双边贸易额达272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52%，增幅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居于首位。11月，中印举行首次防务与安全磋商；12月，举行首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两国军事互信合作取得新的进展。
三、发展中国家关系
过去一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联合自强趋势明显上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济总和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经济都保持较高增速。新兴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传统大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07年143个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都在增加，只有10个国家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减少。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2007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各项后续措施的开局之年。1月30日—2月10日，ht对非洲8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9月，中国与非洲48国外长在联大举行首次政治磋商，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援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启动，免债、免关税等工作有序进行。2007年1—9月，中非双边贸易额达526.1亿美元，同比增长29.7%。
我与拉美国家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双方在联合国、里约集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与常驻观察员对话会等机制内保持密切磋商、不断加强协调。以“G8+5”等机制为平台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在全面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我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引导南北对话与合作。
自2002年起，八国集团在峰会期间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启动“G8+5”常规对话机制，今后将定期召开会议，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能源、社会等领域加强对话与沟通。“G8+5”机制正成为推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2007年年内，ht出席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5”对话会，就世界经济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主张促进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南北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中方政策主张，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在出席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就加强南南协调提出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这是ht继2003年法国埃维昂会议、2005年英国鹰谷会议、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议之后，第四次出席南北领导人对话会，对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巩固我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多边关系
过去一年，全球和地区多边关系发展更趋活跃。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贸组织、上合组织、欧盟、东盟、非盟、阿盟、亚欧峰会等全球和地区性多边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增强。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12月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岛路线图”这一新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亚太经合组织经过18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21个成员，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1%、世界经济总量的53%和世界贸易的46%，成为当今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9月，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悉尼宣言》，就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以及“G8+5”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地区性组织的活动。以联合国为重要舞台，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高度重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一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区等问题上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中国积极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40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应联合国请求，又向黎巴嫩派遣1支60人的维和医疗分队，将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由182人扩编至275人，承诺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支315人的多功能维和工兵分队，其中140人的先遣队已于11月24日部署到任务区，获得良好的国际反响。中国积极履行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会费比额由2.05%上升至2.667%，增幅居各国之首。中国还从2007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为推动联合国裁军和军事信任制度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支援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007年9月，ht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会议主要议题，ht明确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主张，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路”，介绍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措施、成就和目标。这是继“G8+5”会议后，ht再次在多边场合深入、系统地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援。会议通过的《悉尼宣言》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主张。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
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如何看待中国制造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形式报告

中国三十多年的工业化程序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1。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每年将增长15%-20%，这将超过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以中美两国做对比，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因素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
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新一轮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阶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还低。且整体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比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比如，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但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据测算，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资料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2。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
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网际网路+、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慧、3D列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现在，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资讯科技、大资料、云端计算、工业4.0、工业网际网路+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3。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根据OECD资料库资料计算，2014年，美国研发支出达46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起增长了3倍，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1.32%，提高至2012年的1.98%。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德国为2.4%。
在所有产业中，高技术：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2007年美国达到16.9%，日本在2008年为10.5%，相对比2013年我国为1.75%；中等技术：美国研发强度最高，达到7.5%；英国为5.1%，日本为5.9%；低技术：这几个国家的中低或低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都很低，基本都是低于1%。
相比之下，中国高技术企业研发强度仍显滞后。《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R&D经费支出2034.3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25.6%；R&D经费投入强度为1.7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87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装置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6.12%。具体深入到细分行业这种差距更为显著。

如何看待当今国内外形势

机遇与危机并存，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