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高的名人 盘姓的历史名人

盘姓的历史名人  

(生卒年待考)，瑶族，女，湖南江永人。

著名“女书”创造者。

在瑶族、畲族中，都流传有盘巧姑娘造字的传说。

但盘巧姑娘是怎样创造“女书”，为什么创造“女书”，目前还是一个迷。

一种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女书”，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

如今国内外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妇女学、历史学等各界专家学者，纷纷来到”女书”的发现地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好镇，对这种自成一体、系统完整的独特文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研究。

“女书”，作为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它起源于南部湖南省的江永县，所以又名江永“女书”。

以前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

“女书”又名“女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

所以又名江永“女书”。

千百年来，只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瑶族妇女中，它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

“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颇广、信息含量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

搜集到的有近两千个字符，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

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

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

“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而且，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或多或少也有所迁就，变成弯弯的形状。

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至今最早能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雕母钱”。

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

关于“女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

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

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江永“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上，其作用为自娱自乐、歌堂对歌、书信往来、宗教祭祀、结拜姊妹、诉写苦情、记传等。

江永“女书”作为妇女的贴身、隐私物品往往是人死书焚或随葬，所以至今无法找到流传三代以上或更早的作品，因而“女书”究竟产生于何时，其真正的渊源何在，“女书”与甲骨文的关系，“女书”与瑶族的关系等等，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成了不解之谜。

据有关考证，“女书”起源于史前陶文，发源地应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尤其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或商县一带可能性更大。

“女书”可能是当年居住于陕西商县一带的苍梧族南迁带到湖南江永山区的古老文字。

那么，我国文字史至少应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阶段算起，距今约有六七千年历史，比甲骨文还要早三千多年。

如果是这样，中国史前陶文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老文字。

陶文考古学的年代证明“女书”的起源年代，所以，也可以说“女书”也是目前世界上的古老文字，而且是活到今天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文字史上的奇迹。

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江永“女书”是女子创造的，反映了妇女们的心态。

“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旧思想使当地女性不可以读书识字：即她们所谓的“男书”，所以当地的女性发明了“女书”，以作为姊妹妯娌之间的秘密通讯方式。

“女书”严禁男子学习，而一般男子亦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

“女书”的存在已经超过数百年。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

目前搜集到的近二十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

现在的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

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

虽然载体不同，但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书写呈长菱形。

其内容多是描写当地妇女的生活，还用来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文体多为七字韵文。

每逢节日，女人便聚在一起，吟诵“女书”作品。

没有规范的教材，没有正规的教师和学校，全凭世代用手抄写，民间又有将之殉葬的习俗。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是写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

也有的编译成汉字的唱本。

就“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内容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通过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便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

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

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

文化大革命之前，女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一方面，作者担心自己用“女书”书写的秘密会被识破；不少红卫兵基于“破四旧”的缘故，把这些神秘的文字当作“四旧”来破坏。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少量“女书”作品得以保留下来。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间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因此开始濒临灭亡。

1982年，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了“女书”。

到1983年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

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

近年来，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女书”，在最后只有极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

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

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已于2003年底落户宜昌。

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谢世。

（公元1934～今），瑶族；广西富川人。

著名中国画画家。

1956年在广西平乐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小学教育工作，同年加入gcdzg，1958年考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中国画，1962年毕业后在平乐中学任教，1964年到广西美术家协会工作。

曾任广西美协秘书长、常务副主席，1995年退休。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常务理事、广西书画院院士、广西民族书画院高级画师。

盘桂兴擅长工笔人物花鸟画，作品多以少数民族生活、亚热带植物花卉为题材，画风朴实、色彩清秀、格调高雅、意境深邃，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

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省级美展，还有作品在法国、日本、越南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十几次获奖，其中《傲风》参加“首届海峡两岸书画名家精品大展”，获金奖，作品在台北九天书画院收藏。

《喜庆有余》参加“纪念ze诞辰100周年全国书画展”获一等奖。

《双寿图》由香港“石景宜、刘紫英伉丽文化艺术馆”永久珍藏。

有作品在《民族画报》、《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广西日报》、《美术界》等报刊发表。

访问过挪威、丹麦、瑞典、越南，进行文化交流。

艺术简历已辑入《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世界华人美术名家年鉴》、《世界名人录》、《中华人物大典》等三十几部辞书。

（公元1935～今），瑶族；广西全州人。

著名基础教育家。

中学高级教师。

1959年毕业于桂林师范专科学校。

1959年8月～1962年7月在全州县第五中学任教；1962年8月～1972年8月在全州县东山瑶族乡的七宝坑高小、东山农中，东山“五七”高中任教；1972年8月～1973年2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师训班进修；1973年2月～1995年8月在全州县东山瑶族高中任教，在职期间均任班主任工作。

1989年获广西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在职期间主要研究有关对少数民族学生如何进行教育教学的问题，由于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成效的教育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参加了全州县数理化学会，桂林地区广西区直数学学会，多次被评为地区先进教师，并被授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荣誉勋章等。

现在家仍关心中学的数学教学工作。

(公元1936～今)，广东台山人。

著名高级农艺师。

1959年毕业于云南省文山农校，1960年在云南农业大学植保系培训，1961年在省农科所新技术研究室学习。

长期在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农业技术工作。

曾任县农业局植保站长，县科协副秘书长。

在农业科技进步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

曾在海拔3200米高寒山区调查落实马铃薯癌肿病，开展防治试验研究；在海拔2000米左右地区开展苹果绵蚜防治试验示范和推广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兼水稻病虫系统防除工作。

获县政府四种科技进步奖和曲靖地区农业局两种奖励；改进粘虫测报技术，取到方法简单、节省开支、及时准确地扑灭粘虫为害的效果。

在云南植保刊物发表论文和文章。

获省政府和省级有关部门四次奖励和表彰；在大面积防治试验示范中，每年挽回一千五百万公斤粮食的损失；通过多年的观察研究，掌握县内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基本查清危险性病虫害的植物检疫对象。

参与曲靖市农作物主要病虫害计算机模拟预报研究，获曲靖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了省级鉴定。

多次被农业部和国务院侨务部门评为优秀知识分子和先进个人。

生于四川蓬安凤石乡，台湾国防部秘书长2001年病逝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