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屠川 外国传教士记张献忠屠川：嫌妇女阻碍行军 曾一日杀40万

外国传教士记张献忠屠川：嫌妇女阻碍行军 曾一日杀40万  

张献忠在成都竖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介绍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垂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攀谈时，听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洋常识，非常愉快，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向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作古。后辗转至京，口述其履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残杀”供应了极具权势的佐证。

起头，这两位布道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智识宏深，定夺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个性则逐渐露出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脾气凶横，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和尚，残杀和尚两千多，成首都内和尚无一漏网。书中还说，“计其即位之初，执政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浩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各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命令除大西政权官员眷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除”。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如许描述道：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设辞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戎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疆场一样。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公民等已暗通仇敌，诱惑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清剿此城居民。尔等各宜机要预备，不得漏掉军情”如此。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来日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残杀起头。这两个西方布道士，安司铎被放置在东门的城楼上旁观，利司铎被放置在城南的城楼上旁观。不久，张献忠便离别在城东和城南的旷地上，起头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残杀。安司铎如许回忆道：“见无辜公民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克。”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乞求，情词诚心，声泪俱下，恳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然则，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公民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公民，我等未犯法律，何以杀无辜公民？何以怕惧公民？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如此。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悯恻之意，反而厉声大骂公民私通仇敌。立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活该该杀之作乱！”随令军士赶紧动刑。冤呼痛哉！无罪公民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漂杵，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克行船。

回忆录持续说：

锦绣蓉城顿成田野，无人栖身，一片萧疏情景，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衡宇皆放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扑灭。四乡无人迹，皆成田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放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衡宇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浩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另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除。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呼吁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六合，妇女尸身聚积如山，血流漂杵。……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世界。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终局供应了一份贵重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求助，谓满戎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具体，立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蛇矛，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寺人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倏忽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马上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消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