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一家 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明史》对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说如果坚持使用孙承宗镇守辽东，则满清入不了关内，更不用说拿下江山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莱、天津屯驻军队，不仅可以严防来自海路的进攻，更是可以随时通过水军袭击后金后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关正兵的进攻。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总体思路还是先守后攻，守，在明朝连丢失地、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为防守中心；攻，等兵马、器械、粮草集结配备完毕，寻找到后金的破绽所在，情况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关大军为正兵，堂堂皇皇杀出关外，吸引后金主力，而登莱大发舟师直奔敌人的后方，攻其必救，动摇其根本。前后夹击、内外开花，后金必败无疑。可以说，登莱、天津与山海关的三方结合，“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李卫公问对》），表面上平淡无奇，实则为一招毙命的凌厉杀招。

能制定“三方布置”者，非有以天下为棋的气魄和胸襟而不能为。要知道，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等于是把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让人。但如果从战略家的眼光来看，放弃这些地盘，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可是燕雀不会理解大鹏的志向，目光短浅者不能洞察高瞻远瞩者的思想。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没能实施，他本人也被构陷入狱。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没有放弃关外土地，却重在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强度。

他在不增加军队、清汰老弱、精兵简政、裁减闲杂的官员的基础上，筑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再抚赏、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为大明王朝所驱使，在关外设帐，从侧翼给后金以有力牵制，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来暂时稳住辽东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财政得以休养生息，另外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可能。

其实，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当然，王在晋也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感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孙承宗却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不分青红皂白，全一古脑赶走了。

孙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他首先整顿山海关的关门防务，以“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说是稳定关门局势，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根基。

再次，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也就三四年时间，孙承宗心中的关宁防线已初具规模。他不无得意地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祯长编》卷十三）。“四十七城堡”外，还修了数以百计的“台”。孙承宗沾沾自喜地向朝廷汇报：“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语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崇祯长编》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