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占领中国版图 二战时期，美国到底给了中国多少援助

二战时期，美国到底给了中国多少援助  

二战时期，美国到底给了中国多少援助

具体情况如下：根据网路材料整理
1、1942年之前美国对华提供了1.7亿美元贷款。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极其谨慎，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
2、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才真正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援助一：两笔贷款共6.7亿美元 援助二：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钜额“租借”援助和“驼峰空运” 援助三：人员来华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二十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国利用援助成功将日本陆军主力钉在了中国战场，为首先解决欧洲战争赢得了时间。
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1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执行“租借法”，但对华租借却一直延续到1947年才告结束。
总起来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援助相当有限，全部算起来也只有11亿美元左右。用极为有限的装备和物资对抗大量的敌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战区所没有的情况。同时，作为一个不统一的弱国，中国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同盟国，而其他国家也很难把中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这使中国寻求外国援助和合作的经历充满艰辛。

美国又在说二战时我给了中国多少援助

那他也得问问自己从中国这里拿走了多少？一个大发战争财成长起来的国家，不可能给你无偿援助物资的。

二战时期苏联得到了多少来自英美等盟国的援助？

没有多少，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拼了命的帮助苏联。

二战时期有从美国到中国的直飞航线吗

二战前就是到香港
1937年4月21日，泛美航空开通从旧金山直达香港航线。中国航空公司相应派出飞机由上海经广州到香港九龙海面降落，与中国飞剪号交换邮件，该批邮件盖有“中美航空第一次通航纪念”邮戳。前往中国的乘客在香港转接由泛美营运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网前往中国其它城市。
1947年上海——旧金山航线开通　
民国36年1月下旬，“中航”试飞中美航线，以后又按月续飞，至10月6日开始正式飞行。
其飞行线路是由上海起飞，经关岛——威克岛——中途岛——檀香山至旧金山，全线共长13497公里。
使用的飞机为DC－4型，每两周往返1班。此航线的开辟，需长途越洋飞行，没有世界一流技术及装置是很难担当的，因此在当时使中国民航运输业跻于国际航空之林的地位提高不少。至民国37年底，每周飞行2班，且来回程都满载。

二战时期的德国到底有多厉害

二战时期，德国经济总量和工业出产仅次于美国，巅峰时期所占比例逾越世界的20%。德国的钢铁、煤炭等各项工业方针均位居世界前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强国，单论军事力气完全不输美国。
1943年，德国钢铁产量3460万吨，比英、法、苏、日、意几国加起来都多，而当时我国钢铁产量只有7000多吨，德国是我国的几千倍。钢铁是现代工业的根底，和德国比我国的现代工业简直和没有一样。
二战时期，德国发起的总兵力为1700万人，一线作战部队高达900多万，比日本多一倍以上，是我国的三倍，如果加上数百万的奴隶国部队以及200多万伪军，德国总兵力逾越2000万。
二战时期，德国出产装备飞机113514架。德国飞机不只数量多，并且功能好，主力飞行员也多。数量巨大的斯图卡配上功能健壮的He-177，德国轰炸力气让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望而生畏。
二战时期，德国出产装备坦克、自行火炮及装甲车辆逾越5万辆，其间虎式、虎王放到东方战场那就是无敌的存在，100辆虎式就能称雄东方。德国巨大的装甲力气别说我国抵挡不了，就是日本遇上也只需挨宰的份。
二战时期，德国出产装备了37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5.9万门，仅150榴弹炮sfh18就有5000多门。如此巨大的火炮力气除了苏美联手无人可挡，日本戎行遇上也只能是炮灰。
德国机械化程度很高。二战时期，德国出产装备了120万辆轿车和数以万计的军用摩托车，直到80年代我国都没赶上德军二战时期的机械化水平。此外，德军还装备了许多的骡马和脚踏车，机动才干和投送才干非常健壮，德国能够轻松的将部队和物资投送到各个战场。
二战时期，德国出产装备舰艇4565艘，仅潜艇就有1188艘，德国的狼群战术连英美都胆寒。德国水兵被约束的如此严峻，战略条件那么差，但仍是憋出了航母。不是德国水兵不行，是德国缺少开展的条件。
二战时期，德国黑科技频出，古斯塔夫巨炮、喷气式飞机、隐形轰炸机、V系列飞弹等等，这些先进的科技连美国都垂涎欲滴。战后苏联和美国都拼命去抢德国科学家和机械装置，德国人的科技可真不是吹出来的。

二战时期美国有多少航母

如果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算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国共建成下水的航母具体数量如下：
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22艘
中途岛级舰队航母2艘
独立级轻型航母9艘
塞班级轻型航母1艘
博格级护航航母45艘
康门斯门特滩级护航航母18艘。
卡萨布兰卡级护航航母50艘。
以上共有重型的舰队航母24艘、轻型航母10艘、护航航母113艘，总计147艘。
如果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起算，应再加上约克城级大型航母大黄蜂号、护航航母长滩级两艘、桑加蒙号护航航母。则以上共151艘。这是许多权威资料都引用的资料。

如果二战时期，德国选择了继续援助中国，结果会怎样

首先，历史没有假设。讨论“如果”都是扯淡。
（以上宣告本人忠d爱国的立场，请管理员不要删帖，以下纯调侃）
1911至1941年间，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中德合作使两国结成联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现代化，这在中国抗日战争之前尤甚。此时期的中华民国一直在民国军阀割据与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著。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虽在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不过于同时期，日本对外扩张，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鹰派势力却在该国政坛抬头。有鉴于此，中华民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方面则需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种关系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间，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而结束，只持续了不到4年时间；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也到19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程序产生著深远的影响[1]。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930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最大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8]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9]。虽然此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程序由于各个利益集团（民国军阀）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的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九一八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中正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程序。[7]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2]德国魏玛共和国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条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对中日冲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责。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访德国外交部，寻求建立在满洲的合作关系。由于德国对满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满洲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工业品和大豆贸易的德满协定，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满洲政权”的规定，从而恶化了中德关系。[7]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东亚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新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走扩军备战路线，急需中国南方出产之钨和锑等战略物资。[10]:419这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时开始，获得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7]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中正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反对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1]:99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中正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魏玛共和陆军的架构成立“教导总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11]:94
一架停靠在中华民国的德国Ju-52运输机
一架亨克尔厂He 111轰炸机，是德国空军拒绝接收之后，卖给中国的8架同型机之一[12]
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国通过“工业产品商贸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HAPRO，全名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装置转移到中国来投资。[7]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满足了德国的部分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为收购战略物资耗费钜额外汇。
义大利顾问司特凡尼（Stefani）对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向往已久，他也曾参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义大利国内的影响范围有限，司特凡尼最终没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经济贸易改善两国政治关系；1935年5月，中德两国将各自在对方之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称赞这是两国间特别友好关系之象征；希特勒认为这反映德国精心热切培养和加深两国长久存在友好关系之愿望，象征两国团结和友谊。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成为蒋中正的总顾问后，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以及中国的防线设计。冯·塞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仅留下经过德国教范训练并配发良好装备的部队。但实际执行起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系的部队要先被裁减等。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与陆军大学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蒋中正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7]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建立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2]在国民政府努力下，约4万人接受了德国教官之训练并率先改变部队编制，编成了教导总队、87、88、36师四个部队，也就是俗称的德械师（另外有四万人左右之部队也采用了德国武装训练，不过那是隶属于财政部之税警总团而并非真正属于蒋中正控制的武装力量）。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德军顾问团为国民政府整编之精锐部队接近30万人。[2]这些部队被视作是蒋中正委员长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地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中正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德军顾问参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之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八一三淞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2]
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中国军队总体伤亡30多万人，其中德国整编之30万部队就损失10万到18万人，失去1万名低阶军官，从此基本丧失独立作战能力。[2]蒋中正不顾他的幕僚和法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德械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以及南京保卫战中。经过几场初期战役后，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部队损失了二分之一以上。德国顾问团训练近10年之部队，在3个月内就损失大半。[2]
冯·法肯豪森建议蒋中正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中正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3]
冯·法肯豪森同时认为国民革命军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意志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突击步兵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奥斯卡·冯·胡蒂尔创立的突击群战术，原本用意在打破堑壕战的僵局。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实质装备。以冯·塞克特的看法当时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对国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厂进行扩建升级以及设立新厂，并在德国技术协助下生产1930年代水准的武器。在德国顾问帮助下，湖北汉阳兵工厂1935年初生产出仿造德国“毛瑟”枪（1924年式短管步枪）之98型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开始生产中国式“马克沁”式机关枪，河南巩县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现代化改造）开始生产德国人设计之迫击炮。[2]中正式和汉阳88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步兵武器[1]。在德国顾问团军械专家指导下，巩县还建造一座工厂生产防毒面具。[2]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毒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计划中止。[7]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炮弹，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7]
抗战前，德国军火输入中国数量猛增，1936年是23,748,000马克，1937年则为82,789,000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海岸防卫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德国输入中国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量80%。[10]:420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如钨砂输德量，1933年3,766吨，1934年4,385吨，1935年7,883吨，1936年8726吨；德国通常进口钨砂占世界钨砂产量一半，其中60%－70%来自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2]1935年至1937年，中华民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即知名的纳粹盔）、步枪子弹以及各式防空炮。其他从德国进口的军事装备包括少量的俯冲轰炸机，亨克尔轰炸机；莱茵金属和克虏伯的榴弹炮、反坦克炮，例如PAK35/36 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以及一号坦克；此外还有大量的军用通讯器材、探照灯和发电机。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潜艇供应舰、11艘鱼雷艇和1艘鱼雷快艇母舰，以及大批鱼雷。
不过，在中德军事合作上，中方对德国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德国提供的武器中方无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货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询问中德易货贸易的德方代表克兰，克兰表示，第一个问题是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的一面之词，至于第二个问题，克兰也无法判断，因为合步楼条约签订之初根本没有提到价格问题。不过，他也承认，交给中国的德国产品，其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15%左右。冯·法肯豪森则对宋美龄表示，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发错了货，至于价格偏高，则是因为中方在验货时出了问题。
总体来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国民革命军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装置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对孙中山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19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地，以致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而却需要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互惠互利条件下。中国迫切地需要发展现代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
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因为国共内战因素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播迁到台湾后，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纬国，最为代表的是在1963年至1975年间的影子单位“明德小组”其联络人就是蒋纬国。后来担任立法院院长的台籍中将黄国书等等。可以这样说，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多少有助于战后台湾的初期安定与发展。

二战期间苏联到底援助了中国多少东西

然而并没有什么，少到可以忽略。毕竟苏联被打的靠美国援助才活下去哪有援助我们的闲钱

美国二战时期债卷能卖多少钱

那叫债券。不是“卷”。
发票人是谁？如果是政府公债早就过期了。

二战时期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有哪些

所有反法西斯成员国基本上都算，有些没有援助中国，但是在其他战场和轴心国作战，间接减轻了中国抗战的压力。
波兰、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及自由法国临时政府、法国临时政府）、纽西兰、英属印度、南非联邦、加拿大、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希腊、南斯拉夫、苏联、美国、巴拿马、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萨尔瓦多、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古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菲律宾联邦、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巴西、衣索比亚、伊拉克、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伊朗、赖比瑞亚、祕鲁、罗马尼亚、匈牙利、厄瓜多、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土耳其、埃及、黎巴嫩、叙利亚、沙乌地阿拉伯、阿根廷、智利。 义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退出轴心国阵营之后也加入了同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