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怎么被除掉的 大明帝国暮色：魏忠贤专权与明末大起义

大明帝国暮色：魏忠贤专权与明末大起义  

帝国暮色

> 　　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

1．魏忠贤专权

> 　　明朝宦官为害，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而在这些臭名昭著的宦官中，魏忠贤是最有名的。> > 　　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从小就不务正业，不读书不识字，是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20多岁的时候，他因为赌博欠了一身的债，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 > 　　进宫后，他投在太监魏朝门下，改姓李，名进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大太监王安。开始时，他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手下管理甲字库房，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王才人管理伙食，王才人是(即后来的熹宗)的生母，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不时接近朱由校。> > 　　朱由校当时还只是太子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神宗帝的喜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人冷落，有些太监甚至借故离去，而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押在了朱由校的身上。他看到朱由校对奶妈客氏的感情十分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成了名叫“对食”的假夫妻，客氏于是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替他说好话。> > 　　朱由校当上皇帝后，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和客氏串通一气，将当初曾经提拔过他的太监王安、魏朝两人排挤出宫廷。司礼监是皇帝身边一个机要中枢部门，诏令圣旨都由这里签发。按规定，没有文化的宦官不能在这儿任事，但由于客氏的帮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代替王安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 　　魏忠贤虽然是无赖出身，但他很有心计，大权在手后并没有马上开始胡作非为，而是处处小心谨慎，因为他明白大权是皇帝给的，眼前的首要问题是要稳固自己目前的地位，只有把小皇帝掌握住了，自己才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命令爪牙们四处寻找奇珍异宝、精巧的玩具献给小皇帝，这很快让熹宗更信任于他，眉开眼笑称赞魏忠贤的忠心。不仅让他代替自己全权处理奏章，还让他掌管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魏忠贤的声势如日中天，自然有势利小人马上迎合拍马，朝廷上许多文臣武将、地方上的官员都纷纷投靠了魏忠贤，结成了派系。许多厚颜无耻之徒还拜魏忠贤为干爹，一时间魏忠贤称义子众多，号称“五虎”、“五彪”。他这个“干爹”当然也不亏待这些干儿子们，而且他的确需要这么一批效忠于他的爪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很快他利用手中职权，将“五虎”、　“五彪”等人暗中派遣到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职位。这就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阉党”完全把持了朝政，把皇帝架空了。> > 　　东厂是一个残酷凶恶的机构，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胡作非为必遭天下人怨恨，就利用东厂的特殊势力，派出许多密探在全国各地刺探消息，不断向他报告有谁说了不敬他的话，有谁干了反对他的事。四处捕风捉影，逮捕了许多人，这些无辜的人都被关在东厂大牢里。那里阴森恐怖，打手、爪牙一个个像凶神恶煞一样，只要抓进去就是严刑拷打，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东厂在魏忠贤手下就像一个人间地狱。> >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之后，随即展开了对政治反对派更大规模的迫害。顾秉谦、魏广徵编《缙绅便览》，把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将黄克缵、贾继春、霍维华、崔呈秀等60余人统称正人，进呈给魏忠贤，以作为进退百官的依据。其他阉党则进有《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为“东林党”人，并罗织罪名，逐一打击迫害。> >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对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过是非的官员一律予以惩处。为求名正言顺，他们又奏请熹宗同意，仿照嘉靖大礼议《明仑大典》体例纂修《三朝要典》，按照自己的意旨重新定立了三案是非。> > 　　“东林党”人被镇压后，魏忠贤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所有奏疏，提及魏忠贤都称“厂臣”，而不提其名；内阁票旨，也必称“朕与厂臣”，没人敢提魏忠贤的名字。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在西湖首建魏忠贤生祠。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普通武夫、商人、奴仆、流氓都竞相建祠。有些官员迎接魏忠贤塑像进祠，行五拜三叩大礼。而松江监生陆万　龄甚至提出在京师国子监西面建魏忠贤生祠，以魏忠贤配享。其奴颜卑膝之态，真令人不可思议!> > 　　魏忠贤的辉煌并没能持续太久，其政治生涯在天启七年(1627年)秋发生了巨变。这年八月，明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是为帝。崇祯为信王时素知魏忠贤罪恶，因而其继位后，“东林党”人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初一，崇祯帝下令削去魏忠贤官职，贬往凤阳。初四日，又下令逮捕究治。魏忠贤途中闻讯，上吊自杀。十七日，客氏在浣衣局被笞杀。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颁布《钦定逆案》，在朝阉党被或杀或罚，驱逐一空。> >

2．明末大起义

> 　　明朝自万历末年以来，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对百姓进行疯狂压榨下，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尤其陕西地区更成为农民运动的核心。八百里秦川人口密集，物产富庶，全国的社会矛盾在这里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明朝藩王对这里的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最为困苦。而且陕西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民族斗争复杂，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的矛盾很大。所以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明朝末年，以陕西为先声，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业者罢工不断发生，明朝统治风雨飘摇。> > 　　明末农民战争始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其早期领袖为高迎祥，后期领袖为、张献忠。> > 　　崇祯四年，因受陕西官军压迫，陕西农民军大部分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李自成、张献忠部也被迫转入山西。> > 　　由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旋抚旋叛”，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明思宗遂于崇祯四年九月将主抚派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撤职查办，改任主剿派为总督。在洪承畴血醒镇压了陕西起义军后，明廷又调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杞四部重兵前往山西，围剿起义军。经一年血战，山西各部义军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以诈降冲破明军包围，履冰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西部地区，接着又南下湖广、四川，从此成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 　　为统一指挥对农民军的征剿，崇祯七年(1634年)春，明思宗以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陈奇瑜以优势兵力，在河南、湖广连败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被逼退入陕西。起义军退至汉中时，误入栈道险地(一说为兴安车箱峡)。因山势陡峭，出口被官军封死，又适逢数十天阴雨连绵，起义军武器蚀毁，衣甲湿烂，人马无食，几面临绝境。为摆脱困局，李自成、张献忠等再次诈降，表示愿接受招抚。脱险以后，立即与官军厮杀，分掠西安、庆阳、巩昌、平凉，并重新进入河南，一时声威大震。明思宗恼羞成怒，把陈奇瑜削职逮捕，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晋、陕、豫、鄂、川五省军务。> >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洪承畴统陕西兵东出潼关，与中原各省官军共七万余人合剿起义军。为打破明军“围剿”，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小首领大会于荥阳(一说无荥阳大会)，商讨作战方略。会议采取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战略计划，决定兵分五路，分头出击。在明军的凶残围剿下，李自成部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在河州、洮州地区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伤亡惨重，队伍仅剩几千人，被迫长期转战，潜伏于陕、川、鄂接境山区。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南阳战败，受抚于谷城。其他各路农民军亦或败或降，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 　　公元1639年5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再一次起义。原来，张献忠曾经在谷城接受明朝的招安，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再起。明朝将领发现张献忠的意图，准备派兵镇压。张献忠，在谷城杀掉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 　　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逃回，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务，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带了崇祯帝的尚方宝剑，率领了十万人马，耀武扬威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奸细，起义军陷入敌人包围圈里，被左良玉军打败，损失了大量金银、战马。张献忠的妻子、儿子也被俘虏。> > 　　张献忠带了一千名骑兵，从湖北转移到四川。杨嗣昌派出大批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一直到第二年正月，官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当明军将领刘士杰拖着疲劳不堪的兵士赶到，张献忠的起义军绕到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了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士杰被杀。> > 　　李自成养精蓄锐，迅速发展，于公元1644年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此时的北京城上下乱成一片，城外的京军不断溃败，城上守城的有太监，也有禁军，兵部、五军都督府号令不一，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城上兵士们的补给也供应不上，全军士气低落。太监们回报崇祯，崇祯也没有办法。> >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去传话给崇祯，愿意双方中分天下，只要崇祯再拿出800万两白银犒军，双方罢兵言和。守城太监曹化淳、王德化将李自成的意图转达崇祯帝，当时崇祯帝未表示意见。其实他还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根本不想投降，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拖到各地勤王兵到来解围。他命令亲信们与杜勋谈判，但李自成很快又不想再等了。三月十八日晚上，大顺军大举攻城，曹化淳打开城门迎降，李自成占领了外城。> > 　　崇祯帝听到外城陷落的消息，知道已经无力回天，登上煤山上吊自尽。这时，1644年4月25日的黎明悄然降临，历经16帝276年的大明王朝终于成为了历史。> > 　　源于农民起义，也亡于农民起义的大明帝国> > 　　红巾军领袖在元末大动乱中脱颖而出，翦灭群雄，于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建立明朝，是为明太祖，中经十六帝，至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历276年。> > 　　明朝的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属于较发达的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但是在明宣宗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逐渐与东方平起平坐。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 　　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入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 >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建立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人了无边的苦海。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作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