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 民国时期的三大“母老虎”

民国时期的三大“母老虎”  

“怕老婆”者，古已有之，今亦不乏。民国时期，有许多政要高官都在此列，其中，尤以汪精卫、戴季陶、张继三人为甚，究其缘由，一是因其性格使然，二则因其内助强悍所致。汪、戴、张三人均为国民党元老，政治地位显赫，其三位夫人陈璧君、钮有恒、崔震华则并称为民国三大“母老虎”，她们的训夫悍事，是当时政界的笑谈。
一、“雷公老母”陈璧君
　　陈璧君原籍广东新会，189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华侨巨富之家。陈璧君从小关心政治，后随母亲一起加入同盟会。1908年，26岁的汪精卫随孙中山到南洋筹款和宣传革命，情窦初开的陈璧君被汪精卫的儒雅风度和出众口才深深引吸。汪精卫在当时是许多少女心仪的对象。陈璧君主动追求，以身相许，两人于1912年4月结婚。
　　陈璧君不但在感情上主动出击，在政治上也喜欢为汪决断，因为陈璧君较早投身同盟会，也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性格懦弱，对夫人礼让三分。陈璧君感受到汪的弱点后，更加恣意任行，甚至以保护人自居，对汪的许多事情横加干涉。汪精卫慢慢地倒习惯了。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想要和汪精卫“结拜”为把兄弟。陈璧君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认为蒋不配与汪平辈论交。有一次，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才写了开头“介弟”两字，陈璧君见了就大发雷霆，对汪说：“你愿意做他把兄，我还不愿做他把嫂呢！”汪精卫从此再也不敢在陈面前称蒋为“介弟”了。“结拜”之事作罢，搞得蒋介石很没面子。
　　对于丈夫与异性，特别是与美女的交往，陈璧君管得更严。1930年代，汪精卫曾请有“美人鱼”之称的泳坛名将杨秀琼为火车轮渡剪彩，并待以尊贵的客人之礼，招待她寄寓在其时南京最上等的旅馆中央饭馆内。剪彩仪式后，杨秀琼搭着汪精卫的胳膊偕行，且边走边笑谈，显得很是亲热，而且上了车，汪精卫又把杨秀琼先送到居所再回家。汪精卫尚未到家，其一举一动早已为“悍妻”陈璧君所知。第二天，汪精卫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汪太太“犒赏”的血痕。有人据此创作漫画《观鱼图》讽刺汪精卫想入非非，面对美人鱼只能望洋兴叹。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陈璧君嫉妒宋美龄“第一夫人”的风采，为老公汪精卫重返“第一把交椅”出谋划策。在汪精卫叛逃举棋不定之时，推波助澜。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陈璧君在汪伪政权中虽没担任什么要职，却在幕后操纵，有“慈禧”之称，也有人称之为“雷公老母”。她的胞兄陈耀祖是伪广东省省长，侄子陈春圃是伪建设部部长，其他亲族陈国奇、陈国宝等均居要职，故有“汪家天下陈家官”之说。在汪伪政权中，陈璧君私人势力为“夫人派”或“公馆派”，与汪精卫的“先生派”、陈公博的原改组派、周佛海的“湖南派”勾心斗角。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其实，还是汪精卫自己太软弱，连自己的妻子都管教不好，又怎么能治国平天下。汪精卫当上日本侵略者的傀儡后，既是伪国民党的“主席”，又是伪国民政府的“主席”。升格为“第一夫人”的陈璧君，不仅有“主席”夫人的光环，还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不满足从属于丈夫的荣耀，想显示出自己独有的地位和权力。陈璧君常常为一些小事大发脾气，不顾情面、出语伤人。
　　汪精卫“视察清乡”风光一时。陈璧君在“清乡”机构中并不任职，却也要张扬一下“要员”身份去“巡察”。在苏州的那次“视察”，她既不听报告，也不参加会议，只是沿着汪精卫走过的路线转了一圈，让记者拍照片，发新闻，临走时带了不少古玩回南京。后来干脆以“监察委员”去“视察”。沿线标语不再写“夫人”，一律写“陈委员”。神气十足，享乐十足，最后还带着满车厢的土特产、受赠礼品满载而归。
　　陈璧君权力欲望极强，不但在“中央”扩张个人势力，还想染指广东。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侄子陈春圃、妹夫褚民谊先后“主政”广东，她自己有一个特别头衔：“广东政治指导员”。陈璧君成了广东省的“太上皇”在广东大肆敛财，广收古玩。求官求荣者纷纷投其所好。
　　汪精卫一生中有两次重大转折：辛亥革命前因刺杀摄政王而声名远扬，抗战期间因进行“和平运动”而身败名裂。这两次人生冒险，都有陈璧君的伴随。他俩之间既有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有同流合污的政治投机，而共同落得汉奸骂名。1944年，汪精卫因旧伤复发被送往日本医治，死在异土。陈璧君也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但她拒不认罪，还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于1959年病逝，终年68岁。
二、“姐姐”钮有恒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原名钮浩，1887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饱受生活艰辛世态炎凉，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她鲜明独特的个性。17岁时，她决定出家修行，到南浔依塔院当尼故，与佛结缘。后经母兄苦劝才还俗到南浔浔溪女校读书。钮浩与秋瑾关系密切，跟随秋瑾做了一些早期的革命倡导和宣传工作。秋瑾被捕后她受牵连被迫离开浔溪女校，将本名钮浩改为钮有恒进入吴兴女校继续读书。钮有恒聪慧过人，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到上海的吴兴旅沪女校任教师。
　　1910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天铎报》任主笔，崭露头角，经人介绍认识了钮有恒。两人一见倾心，志同道合，不久订婚。1912年春，两人在上海成婚。新婚伊始，戴季陶主笔的《天铎报》因反清立场而被清政府查封。戴季陶对前来探望的钮有恒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道：“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革命豪情一时传为佳话。
　　戴季陶只身逃往日本，后秘密潜回国直奔湖州与妻子相聚。岂料清廷捕快就在钮有恒借住的潜园守先阁外埋伏，守株待兔。幸亏钮家在当地颇有人脉，戴季陶刚下轮船就有人通风报信，钮有恒派侄子半路拦住，将他带到安全地方，才得以幸免。戴季陶好激动，他有点神经质，得了神经衰弱后又大病一场，身体很差，幸亏有钮有恒精心照料，并请来名医，找私方，寻名药，才使戴季陶得以康复。
　　钮有恒的性格，与戴季陶的容易感情用事恰恰相反，十分理智，遇事冷静，做事有恒心。戴称赞曰：“其为人也，名如其人。”很多时候，她就像姐姐，或像母亲一样爱护、约束、帮助戴季陶，以己之长，补戴之短。
　　戴季陶生性好色，时有风流韵事，如果没有“姐姐”管着，不知道还能多出多少红颜知己。在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方面，钮有恒表现冷淡，特别是1912年生下儿子家秀（戴安国）以后，潜心修佛，精心理财，料理田亩、家产，冷淡了浪漫成性的戴季陶。
　　钮有恒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有胆有识，敢说敢干，比戴季陶大4岁，戴季陶对她敬畏有加，私下里叫“莲姐”。戴季陶担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后，钮有恒常去孙中山身边照顾起居饮食。据戴季陶笔记：“民国二年后，莲姐常为总理理杂物。因传贤素以姐称之，总理也以姐称之。”看来，连孙中山都跟着戴季陶叫她“莲姐”。

　　戴季陶生性活泼好动，又缺乏自制力，在日本与一女子同居生子，因为“惧内”，只好恳请同在上海做证券交易生意的义兄蒋介石帮忙。最后蒋介石收留了这个男孩，取名蒋纬国，交由姚冶诚扶养照顾。这个“私生子”成为蒋、戴两人默契的“感情纽带”。
　　相传戴季陶为国民党起草《党员守则》时，苦思冥想写了“仁政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等十一条后，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第十二条了。正愁眉不展之时，夫人送来了新沏的莫干黄芽茶，戴季陶灵台一亮，提笔写道：“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这十二条后来成了国民党大小会议必背诵的玩意儿。有人开玩笑说，就因为名字天天被这么多人念叨，终日吃斋念经的戴夫人会折寿的。
　　1926年戴季陶因支持“西山会议”被国民党二大处分，心灰意冷地提出辞职回到湖州，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几近痴呆，幸亏钮有恒多方寻医访药才得以康复。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少说话多休息。戴季陶喜夸夸其谈，如有朋友来访必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钮有恒想出一个高招，在会客室隔壁房间安装一只铜铃，遇到戴与人谈话过久或有激动趋势，就摇铃示意。戴季陶每闻隔壁铃声响，便心领神会乖乖打住。
　　1927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再度合作，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央执委及考试院院长。在某次中常委会上，戴季陶又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完全不顾别人的白眼和会议主持人胡汉民的暗示。深知老朋友秘密的胡汉民不动声色地写了张“你姐姐来了”的纸条递过去，戴季陶见条会意一笑，即刻停止喋喋不休。 
戴季陶喜欢喝酒，多次因酗酒惹祸。钮有恒给他打了个金戒指，上刻“恶旨酒”，以帮助戒酒。但效果只维持了一年多，后来戴季陶喝酒如故，连那枚戒指也不知丢到哪去了！看来，夫人管束再严，也有漏洞可钻。
　　戴季陶虽然惧内，但仍不放过任何寻欢机会，甚至是夫人的外甥女赵季官，都敢于下手。好在钮有恒觉察此事后，十分冷静，并未大吵大闹，而是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三方平安共处。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西迁，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而留在上海隐居。夫妻两人只有靠鸿雁传书以解相思之苦。5年后，钮有恒从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赶到重庆与丈夫相聚。在去四川的路上，钮有恒落发并穿上僧衣，经过十几处敌哨，因为她熟谙日语，所以为他们讲解十善业的道理，劝他们不要滥杀无辜或放火烧城等。
　　戴季陶看到风尘仆仆的妻子，高兴得泪流满面。因为长途跋涉，加上多年卧病，钮有恒脸色蜡黄，体力耗尽。钮有恒到达重庆后，住在上清寺的陶园，修持更加精进，只与丈夫团聚了4个月。
　　1942年9月15日，钮有恒在重庆寓所吃好午餐。因是佛教居士，她多年养成了过午不食的习惯。那天中餐她多吃了一点，就靠在一张大靠背椅上养神。不知何时，竟瘫软到地面上。赵季官发现时，她早已人事不省，墙壁上留有：“十念圆成佛果现，三心顿了妙莲开。”戴季陶和赵季官忙派车将她送到医院，钮有恒确诊为突发性脑溢血，已经离开人世，时年才56岁。1944年，钮有恒辞世一年半，戴季陶将侧室赵季官扶为正室。
三、“河东狮子”崔震华
　　崔震华于1886年出生在河北一个地方官宦家庭，是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学生。她受新思想熏陶很深，以教习为掩护，从事反清运动，曾组织男女同志20余人支援东北革命活动。当时，国内有三名革命女杰，即江浙秋瑾、两广徐宗汉、燕赵崔震华。因为革命较早，崔震华后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她的丈夫张继，字溥泉，参加过武昌起义，河北沧县人，身材魁梧，颇有燕赵慷慨遗风，胆大无比。1904年黄兴在长沙遇险，张继暗持手枪护卫左右，直到黄兴安全脱险。1935年汪精卫遇刺时，全场大乱，很多高官吓得屁滚尿流，倒在地上，张继却猛扑过去，与张学良一起捉住刺客。但是这么一位北方大汉，怕老婆也是出名的。
　　张继早年参加革命，到法国留学期间，与女友崔震华保持鸿雁传书，鉴于形势危险难以通信倾诉，以暗语报平安，以表情深。居正为此咏诗一首：“海天万里路漫漫，欲写相思下笔难。印版文章先制就，凭君传语报平安。”但在1912年8月结婚之后，崔震华的柔情就少了许多，张继处处都要听夫人的。
有位好友因为关系很熟，径直走到张继家内屋，看见张继和几个子女都环绕着跪在夫人崔震华面前。好友“大开眼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崔震华举着鞭子，一下一下痛打张继不止。好友上前去劝解，哪知挨打的张继却说:“请不要管，我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好友只好掉头而去。
　　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了“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开始也在上面签了名，回去被老婆一顿臭骂。第二天，张继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面对众人责难，张继红着脸承认：“是老婆不让我签字！”好在最后李烈钧提笔蘸浓墨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张继二字完全淹没，解决了这一尴尬局面。
　　有人和张继开玩笑说：“你像猛虎一样，连子弹都不怕，为什么怕老婆呢？”张继解释道：“老婆是‘狮子’，‘老虎’再厉害，能不怕么？再说，天下男人怕老婆，惟独我老婆不怕我。”大家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抗战时期，恰逢元旦，司法院院长居正，到老友张继家里去贺年。在张府大门前只见放着一个马桶，居正好生奇怪，仍走进去，只见张继跪在厅堂上。居正忙问什么原因，张继连连摇手道:“这是我家里的事，请您不要过问。”居正知道这是张继的夫人要张继跪的。
　　崔震华在家凶悍，对外却是彬彬有礼的，给人以颇明事理、通达人情的印象。崔震华并非一般家庭妇女，也是民国官场人物，有些时候还与张继同列。抗战时期她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的负责人。在重庆歌乐山的第一儿童保育院是她所直接管辖。保育院中的重要职事人员非得到她的同意不能任用。可见她对权力是很看重的。
　　崔震华其貌不扬，长有两颗大龅牙，对丈夫表现出虐待狂，而高大威猛的张继又如此顺从，这其中缘由难以揣测，可能这就是孽缘吧。崔震华不但“持家有方”，而且对于张继所辖部门的用人也要染指。大家都知道：没有崔夫人点头，张继是不敢办事的。
　　故宫盗宝案是由张继与其夫人崔震华告发的，蒋介石为平众怒，下令追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派了外交次长唐有壬来北平，调查故宫盗宝案。据说，国宝已运到国外。而当时所派出国调查的盛成，正是由崔震华推荐的。崔震华在故宫盗宝案中在后出谋划策，指使由张继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培基、李宗侗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张群、王宠惠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但最后，张继还是在夫人的指挥下，除掉了与自己矛盾已久的易培基。
　　1947年12月，张继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5岁。崔震华则继续活跃政坛，1948年6月在监察院临时会议担任主席，1949年赴台湾。“河东狮子”孤独生活了20多年，1971年在台北病逝，85岁高寿而终。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汪精卫、戴季陶、张继等政要在外呼风唤雨，回到家俯首帖耳、唯命是从，陈璧君、钮有恒、崔震华等夫人们的确训夫有方。她们是如何建立起“威望”，并确保长期不衰的，恐怕只有他们夫妇知道了。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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