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速人 阿速军，古人当兵就得当一辈子吗？

阿速军，古人当兵就得当一辈子吗？  

古人当兵就得当一辈子吗？

汉朝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当时规定，凡20岁的男子都要去官府登记，

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服役期满转为后备兵，随时准备再次参军，到56岁才能免除兵役。 汉乐府诗中有一首《十五从军征》就是描述汉朝兵役制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意思是说，一位男子15岁参军，很老了才回到家乡（“八十”是虚指，不一定是80岁的意思），而家乡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红巾军为什么是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

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40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 芝麻李，徐州萧县人，名李二。当地发生饥荒，李家惟有芝麻一仓，尽以赈人，遂号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民心不安李二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为应，他说：“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乃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为社长，他又联络了“勇悍有胆略的”彭二（彭早住），同邑薛显等八人，歃血为盟。至正十一年八月十日夜，进占徐州。“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余万。浮桥四出掠地，亦掩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壁，西并安丰、濠、泗”。 十二年（1352）八月，丞相脱脱自请讨徐州，以淮南宣慰使逯鲁募盐丁和城邑敢勇之士，并令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大）达鲁忽赤福寿等从征。 九月，官军围攻徐州，“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起义军出战不利，城破，“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芝麻李遁走。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投奔郭子兴。 与此同时，布王三领导的北琐红巾军先后占领了邓州、南阳、唐河、嵩州、汝州、河南府，并进逼滑州、浚州；孟海马领导的南琐红巾军则取襄阳、房州、归州、均州、峡州和荆门等地。 镇压芝麻李的同时，元朝先后遣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老章，卫王宽彻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中书平章政事蛮子、巩卜班、太不花和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率军征讨活动在河南、江北的南琐红巾军、北琐红巾军和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 在与元朝官军的斗争中，各支分散的红巾军逐渐联合，形成南北两支，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核心，南方红巾军则在天完政权的领导之下。 刘福通，颍州人。与栾城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河南、江、淮从之者甚众。时值贾鲁治河之役开始。他们预先在黄河故道埋下一个单眼石人，背上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希望动员治河民夫参加起义。正当他们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之际，为官府发现，遭到镇压，韩山童被捕，其妻杨氏与子韩林儿逃往武安。刘福通也逃出，并于五月初三日率众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元末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式展开。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前往征讨，与河南行省徐左丞诸军齐进。而“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巾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在镇压红巾军时，元朝军队将领腐化，战斗力低下，纪律松弛的弱点逐渐暴露，同赫厮军的临阵脱逃一样，也先帖木儿所统大军未与红巾军接战，便自相惊扰，也先帖木儿弃军逃跑，损失粮草、车辆、武器无算分。 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在镇压了芝麻李之后，统军前往进讨泰州张士诚于高邮，竟因哈麻的中伤，以老师费财被贬，百万大军，一时溃散。 在官军出师屡屡不利的情况下，定居于颍州沈丘的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和信阳罗山人李思齐各自招募丁壮、组织地主武装，与红巾军为敌。元廷授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知府。他们聚兵万人，自成一军，屯于沈丘，屡败红巾军。后来，成为元朝赖以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力量。 至正十五年（1355）一月，元廷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御兴元，陕西行省参知攻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将刘福通的势力包围起来，而使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在包围圈内与红巾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巾军，但刘福通粉碎了元军的围剿，发展了起义军的力量。二月，他将韩林儿自砀山接回，立为帝，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政权。宋政权建立了中书省、枢密院，盛文郁、刘福通先后为丞相，又任命了平章、知枢密院等官。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机构。管军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和统军元帅等。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更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六月，答失八都鲁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军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与刘福通野战，被击败，战士奔溃。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收散卒，准备开展屯种戍守，又被红巾军劫营，尽失辎重。元将刘哈木花设伏邀击，红巾军失利。元军夺回所失辎重。 刘福通遣将赵明达北攻嵩、许、邓、洛，自孟津渡河至怀庆，河北大震。察罕帖木儿进战，北上的红巾军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又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今安徽寿县）。 十六年（宋龙凤二年，1356）三月，刘福通进兵亳州，“答失八都鲁父子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之子——引者注）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十月，移驻陈留”。 九月，为了减轻元军对都城亳州的军事压力，扩大战果，刘福通遣将李武、崔德进兵陕西，毛贵人山东。李、崔破潼关，元参知政事迹律杰战死。 十七年（宋凤三年，1357），由于毛贵在山东战果辉煌，刘福通进一步决定大举北伐。宋北伐军兵分三路：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关先生，破头潘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包围大都；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陕西。增援李武、崔德。旗联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示了灭亡元朝的决心。 李武、崔德取潼关后，连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将入陕。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奉调前往追击，李、崔率军至平陆（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被察罕帖木儿击败，队伍溃散。不久，他们又重新聚集，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夺七盘，下蓝田，趋长安，前锋直抵霸上，陕西省台告急。察罕帖木儿率众入关，长驱而前，红巾军失利，改走南山，入兴元。十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下兴元，入凤翔。又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败，走入四川，李喜喜所部后来投奔了陈友谅。留在陕、甘的李武、崔德于龙凤六年（至正二十年，1360）攻占了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六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投降李思齐。 毛贵入山东后，下胶州（今山东胶县），杀佥枢密院事脱欢，克莱州（今山东掖县），杀山东宣慰副使释嘉讷。占领益都路，益王买奴逃遁，山东行枢密知院张俊投井死。 迅速占领了山东大部郡邑。三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进逼济南。朝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往援。时红巾军大集，“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等设伏涧上，先以数十骑前往挑战，红巾军中伏失利。泰安红巾军前往支援，也为抟霄所败，遂放弃济南。四月，攻占莒州（今山东莒县）。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军万户田丰响应毛贵，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冬，棣州的元义军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响应红巾军。 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田丰攻占元朝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南北漕运中断。二月，毛贵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市），进据长芦（沧州）。不久，攻占济南路，元守将爱的战死。 毛贵在山东修城池，“立宾兴院，选用故宫，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重视发展生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接着，他挥师北上。由河间趋直沽，犯漷州，至枣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元廷中外骇惧，咸议迁都。独左丞相太平坚持固守。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奉命出城拒敌，与红巾军战于柳林，毛贵军，失利，退回济南。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1359），毛贵被部将赵君用杀害，毛贵部下续继祖又杀死赵君用。在内部互相残杀中，山东红巾军势力削弱。至正十一年，察罕帖木儿向山东反攻，夺回了山东部分州县，招降了田丰、余宝等，山东又被元朝势力所控制。 北伐中路军于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1257）入太行，取陵川（今属山西），克高平（今属山西），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河东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重兵阻截，退回太行。 四年春，毛贵遣部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杀怀庆路总管王得贞；王士诚攻占晋宁路（今山西临汾），杀总管杜赛因不花。中路军势力大增，遂兵分两路，分别、自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进攻晋宁、大同。 围攻大都的东路军撤退后，察罕帖木儿抽调大量兵力西向对付中路。六月，关先生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九月，东向进攻保定、定州，不克，再入山西，到达晋北。十月，占领大同、兴和。十二月，攻克上都，焚毁了上都宫阙；占领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宫府；夺取辽阳路，杀懿州总管吕震，并以此为根据地，向高丽进攻。五年十一月，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地。七年，因战事不利，退回辽阳，关先生、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余众退回山东后降元。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北上攻汴梁。先后攻克大名路、卫辉路，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元朝遣答失八都鲁、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迎战，屡为红巾军所败，龙凤三年，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领兵退驻井陉（今河北井陉西）。 龙凤五年，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跑，于是，宋以汴梁为都城，迁小明王来居。起义军势力达到鼎盛。由于北伐三路军相继失利，元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形势很快便发生逆转。元军包围并攻破汴梁，刘福通冲出重围，带领小明王逃回安丰，数万红巾军官员、将士及其家属被俘。 逃回安丰后，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境十分困难。龙凤九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乘机来攻，刘福通奋力抵抗，战死。朱元璋往援，小明王被救出安置在滁州。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廖永中迎小明王前往应天，在瓜步沉船。小明王溺水死。宋政权灭亡。

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再次西征是谁出征的？

1229年，窝阔台在漠北即位，继前年死去的成吉思汗称大汗。他需要靠建立战功来树立新汗的个人威望。所以他对察合台表示：“汗父的见成大位子我坐，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合台深为赞同，提议窝阔台“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然后出兵。次年大汗就率军“南伐”。从发动大规模征服的次第来看，中原汉地在蒙古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要比西域更重要一些。

1234年夏天，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再次西征。《蒙古秘史》这样记述窝阔台与诸王商议西征事宜时发表的训谕：“再有康里、乞卜察（即钦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即速不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即拔都）、不里（察合台孙）、古余克（即窝阔台长子贵由）、蒙格（即拖雷长子蒙哥）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指中央兀鲁思）出去的叫古余克为长。凡征进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即察合台）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 会议之后，拔都回到也儿的石河西自己的营地，可能于翌年即1235年即先行西进，漠北诸王的军队则还要在晚一年即1236年的春季才整军出发，拔都虽然是术赤次子，却是术赤兀鲁思后王，即王位继承人，乃以长支宗王的地位据有统率全军的名义。以前锋身份实际指挥作战的主要将领，则是上一次统领偏师深入南俄、驰骋整个内陆亚洲的速不台（这时候哲别已死）。蒙古第二次西征所投入的人力，总数大约有15万。1236年秋天，拔都与从中央兀鲁思出发的诸王军队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境外会合。 不里阿尔部落的核心成分，大概是西迁匈奴（在西方称为“匈人”）的余部。5世纪末，当我们最早听说这个部落的名称时，他们活动在今里海以北的草原上。7世纪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不里阿尔王建立了由七部构成的稳固的部落集团。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部众讲突厥语，但其中可能也包括讲芬—乌戈尔语的匈牙利人的祖先。7世纪末，这个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向西迁徙，占据了今天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西文作Bul, garia，意即“不里阿尔人的地方”）。这支不里阿尔人在新居地逐渐丧失自己的语言，改操斯拉夫语。差不多应当与此同时，别支不里阿尔向北迁徙，进入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山林、草原地区居住。他们的统治中心在伏尔加、卡玛两河交汇点。依靠渔猎，也依靠沟通北部林木中人和不里阿尔南邻的中介贸易活动，定居的不里阿尔人在这里创造了相当繁荣的经济。 蒙古大军会齐后，以速不台为先锋，协同进攻不里阿尔，破其都城不里阿尔城。不里阿尔人先降，又起而反抗。于是蒙古军再度兴兵征讨。不里阿尔城从此变成一片废墟，遗址存留至今。 1236年冬，蒙古从不里阿尔移师亦的勒水下游的钦察诸部。钦察人中一部分迎降，一部分西迁，以八赤蛮为首领的一支则遁入附近密林中，以不时偷袭的作战方式阻遏蒙古人的军事行动。1237年春，蒙哥率部包围森林，进剿八赤蛮。八赤蛮逃至亦的勒河汇注宽田吉思海处的一个岛屿上。蒙古军继踵而至，见海滩水浅，乃涉浅滩追到岛上。八赤蛮被擒。蒙哥命他下跪。他回答：“我身为一国之主，怎能苟且求生？况且人不像骆驼。为什么要向人拜跪？”他还劝蒙哥说：“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蒙哥即腰斩八赤蛮，从岛上退回。滩水回升，走在后面的部队终以“漂渡”方得登陆。 蒙古远征军用1237年春季所剩不多的时日，分兵讨略分布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北的钦察旁近诸部，驻夏休整。至秋，他们召开出征军队中各支宗王的大会，决定继续向西北挺进，侵入斡罗思诸公国领地。 征服斡罗思的军事行动，是大体上分两个阶段实施的。1237年冬，蒙古军由钦察部境域向北进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主力进围也烈赞（今译梁赞）城，令其献纳城内居民财产的1/10。也烈赞人守城拒降。蒙古军攻城凡五日，城破，尽屠城中军民，焚掠其地。1238年2月，至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攻城数日后克之。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二子死于卫城之战，大公家眷、城中显贵及主教人等避匿于教堂乐室，都被大火烧死。蒙古军从这里分兵四出，一个月内连下10多城。3月，往攻移兵在外等待援军的大公军营。大公战死，士卒多被歼灭。蒙古军乘胜北进，入诺夫哥罗德公国。 在距离诺夫哥罗德首府不远处，他们突然停止推进，择道南撤；一面沿途抄掠，一面向顿河左岸的钦察草原西部行进。蒙古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原因，可能是阴冷潮湿的北欧平原湖沼地区成为阻挡其骑兵的天然屏障；这时已经入夏，在那里没有可供马骑士卒休养的合适驻夏地点。 从1238年夏天蒙古军主力回到钦察草原，他们似乎有一年之久没有再采取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时候在拔都和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之间很可能发生过某些争执。拔都后来秉告窝阔台说：“靠长生天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一种国土（指钦察、阿速等部）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诸兄弟在宴会上不欢而散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后来，但互相的怨毒一定是已郁积很久了。 1239年入秋后，战火又重新烧起来。蒙哥、贵由进围在钦察草原西部的阿速王国首府蔑怯思，经三月始克其功。阿速国王杭忽思投降。蒙哥从杭忽思所部签军从征，由杭忽思子阿塔赤指挥。1240年春，他们仍转战于钦察草原。驻夏以后，奉窝阔台之诏先行东归。阿塔赤指挥的阿速军被蒙哥带回东方。它后来是元代中国很著名的一支色目部队。 差不多与出兵蔑怯思同时，蒙古军从亦的勒河畔再入斡罗思，开始征服斡罗思的第二次强大攻势。这支军队的主力很可能是拔都所部。它西逾今乌克兰平原，先后进攻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两公国。斡罗思王公不顾大敌当前，正忙于争权夺利。乞瓦（今译基辅，在乌克兰）王公见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俱亡，乃以大公之弟入据弗拉基米尔，继承大公位；契尔尼果夫王公又乘机进据乞瓦。 在攻克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后，蒙古遣使至乞瓦谕降，被乞瓦拒绝。1240年秋，蒙古军由拔都亲自指挥，围攻乞瓦。入主乞瓦的新王公此前已逃亡孛烈儿（即今波兰），乞瓦首府由伽里赤王公派遣大将守御。8月，城破。这个斡罗思的古都惨遭大劫。几年后经过该城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的只是“无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狼藉满野。乞瓦过去是一座很大的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现在它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在那里目前剩下的房子还不到200所，而居民们则被置于完全的奴隶状态”。 蒙古军从乞瓦进入伽里赤公国。伽里赤王公出奔马札儿（位于今斯洛伐克、匈牙利，南至亚德里亚海的地区）。在残破伽里赤首府及境内诸城后，他们继续西进。在斡罗思范围内的战事遂告一段落。 从征服斡罗思及其以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得益最多的，是拔都及其后人。因为这片地域后来全成了拔都的领地。术赤后王的营地遂从也儿的石河西迁到亦的勒河畔。作为斡罗思的宗主，他和他的继承者被斡罗思人称为“金帐汗”。斡罗思本部到处有蒙古人派去的“达鲁花赤”，斡罗思民户也被按万户、千户的名目划分，由划入一个万户或千户的居民负责对相应的蒙古军事单位承当饷馈的供应。在西方蒙古人当中十分通行的突厥语，成为斡罗思地方上层人物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大量的突厥语词汇，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进入俄语。 从斡罗思向西推进的蒙古军分为两大支。北路由察合台子拜答儿、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统帅，指向孛烈儿；南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兵分三道，进入马札儿。两路人马同时于1241年春开始行动。 在这次大举入侵之前，蒙古军队已有两次由伽里赤突入孛烈儿的试探性进攻，因此这年3月他们很顺利地由原路渡维斯杜拉河进至克剌可夫。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空城。于是焚毁全城，向西进入西里西亚（今波兰西南，当时是孛烈儿的属国）。西里西亚王亨利二世时屯兵里格尼茨（在今波兰西南），纠集了西利西亚、孛烈儿、日耳曼战士及条顿骑士团凡3万人。蒙古军闻讯，急趋里格尼茨，寻求与之决战。4月，亨利率军出里格尼茨城，与蒙古交锋，一战溃绩。亨利战死阵前。传说蒙古军割取战死敌军之右耳，共盛满9大皮囊。蒙古军由该城南下莫拉维亚（在今捷克东部），受到强硬阻击，遂改道驱驰马札儿。 拔都所统军，于1241年3月逼近马札儿首都佩斯城（与布达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驻节城中的大主教不堪蒙古人百般挑战，擅自率兵出战，大败。时马札儿国王为别刺四世（《元史》称他“马札儿部主怯怜”，怯怜实为匈牙利语kiraly的音译，意为“国王”）。4月，征集的援兵渐至，别剌遂出城相攻。蒙古军先稍却，将别刺引至城郊远地，再合而围之。别剌军苦战不得突围，终至溃散。佩斯城陷落。这年夏秋，蒙古军在多瑙河东岸驻营，其游骑曾至维也纳城附近。蒙古追击别刺的偏师远至亚德里亚海岸，取道塞尔维亚北返。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来，拔都于是经今罗马尼亚班师。 蒙古人西侵欧洲的残暴行为，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极大恐惧。他们沿用突厥人的叫法，称蒙古人为“鞑靼”（tatar）：这个字正好与tartarus（即生前邪恶的人死后所堕入的遭受惩罚的地方）的拼法十分接近，这更加强了他们把“鞑靼”当做“来自地狱世界的人”的印象。所以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鞑靼人（tatar）赶回地狱（tartarus）去。” 话是这样说，处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小国林立的世界，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各种世俗势力之间都矛盾重重。即使面对强敌入侵的严重威胁，欧洲仍很难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抵抗联盟。蒙古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屡屡占据优势，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长子出征表面上是由于窝阔台之死而中止的。实际上，西征中军事行动的节奏后来似乎越来越缓慢，很可能这与蒙古马匹由于不适应长期进食欧亚草原西部地区草料而引起的体力衰竭有关。在蒙古本部，游牧战士靠轮换乘骑备用从马来保证战骑体力的恢复。但是到了欧洲，马力衰竭的加快使这种从马制度难以获得原有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迟，蒙古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力渐成强驽之末。如果窝阔台不死，西征要是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亦将很难避免日益陷入被动的局面。

以前古代，征兵，普通百姓不去不可以吗，为什么怕官呢，谢谢了

古代兵役是义务，可以用钱粮代。

中国古代兵制，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主要包括兵农合一制、全民皆兵制、征兵制、军户制、团结兵制、民兵制、募兵制、卫所制、八旗绿营制等等。 兵农合一制 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六韬·农器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也是铜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总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吧？所以就有《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全民皆兵制 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征兵制 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乎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笔者以前在军盟发表守相关文章），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部落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侯就拥有了一旅（500人）到三军（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 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皇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 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但复员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 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军户制 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 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 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妨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 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名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 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弛，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 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 团结兵制 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民兵制 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兵制。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 募兵制 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 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弛的时期了。 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体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 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弛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 卫所制 明代的卫所制和元朝的军户制大体相同，兵籍也是可以世袭的。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 八旗绿营制 清代的兵制前期中期以八旗和绿营为主。清朝驻防的旗兵，和汉人分城而居。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清代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兵也已不堪使用。太平天国之后，清军主力以湘军、淮军为主。 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弛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制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其他 此外，边境少数民族军制和农民起义军军制也独具特色。少数民族通常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进入内地汉族区后即开始向汉族中央封建军制过渡。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军军制体现着农民阶级内部新型的阶级关系和“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

为什么朱元璋的军队能打败蒙古骑兵？在明王朝成立的时期，国外有哪些民族摆脱元朝的控制而独立？

元朝末年，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到元顺帝（元惠宗）时期，暴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历经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代统治。明朝的疆域除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还包括今天的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缅甸北部、西伯利亚东部和越南北部等地，并曾在东南亚的安南，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势力远及印度洋和中亚。最强盛时，影响力波及非洲东岸和整个亚洲。

石人一出天下反是什么典故？

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奉“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好地分”。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起用脱脱实行“更化”。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身体不适、“年月不利”请辞十七次，获准；又于至正九年复相。1340年代，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是金融危机。至正前期，钞币的含银价值跌落到元初的二十分之一。国库空虚，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场上伪钞流行，法律对印造伪钞惩处虽重，仍有非常多的人为获暴利而甘冒风险。二是黄河水患。黄河中上游的雨季洪峰把大量泥沙夹带入河，中下游的河床遂因日积月累的泥沙淀积而逐渐抬高。为迫使河水伏槽，历代都被迫沿河筑堤。到了元代，河患区北岸河堤已高出地平面三四尺，南岸更高出八九尺。至正四年（1344）夏天，黄河相继在白茅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北决，从白茅堤以东到今微山湖以西，北至东平路的汶上（今属山东），大片地区遭受水患。至正八年正月河再决，冲入运河，不但危及从南方通向大都的物质供应生命线，而且可能冲没分布在济南、河间两路的几十个盐场，威胁到元政府赋税来源中最重头的盐税收入。水患所至，疫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满路，生者“为鬼非鬼，为人非人”。脱脱复相以后，决意铤而走险，明知“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仍“必欲去其疾”。 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力排众议，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即在原来设计的中统交钞钞面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和铜币“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币一起流通，以发行的新钞来对折贬抑民间行用的至元宝钞价值，从而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新钞发行不久，便如纵火止燎，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很多地方干脆恢复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变钞完全失败，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元政府的合法性。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由贾鲁主持，动员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采取新开“引渠”和疏浚故道结合的方法，修整自白茅决口以南不远的黄陵岗起、东南至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县境的哈只口一段水道，又开减水河以分其水势，再堵塞白茅堤决口，将呈扇状北摆的河道勒回它的南线干流，东行至清江（在今江苏），夺淮入海。由于这次工程，黄河中下游水患区在此后数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贾鲁治河本身，应当说是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的。 虽然在参加治河之役的10多万民工中似乎没有酿起大的变乱，但开河一事，却成为黄陵岗南千里之远的白莲教徒以“挑动黄河天下反”来动员反元武装起义的一个契机。 白莲教是渊源于佛教天台宗和弥陀净土宗的一种民间宗教。它得名于东晋慧远（334～416）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正式成为一个教派，则始于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的昆山僧人茅子元。在佛教中国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隋唐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探求精深的教理奥义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律宗等）。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却是带有极大世俗倾向的禅宗和弥陀净土宗。禅宗在士大夫中间最受欢迎；净土宗则拥有最多的社会下层信徒。所以当时流行“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说法。 佛教主张一切皆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生时靠修行证得涅槃，那么死后就会重新堕入“六道”（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轮回的苦海。但要修成正果又是很难的。弥陀净土宗恰恰为那些还不能成佛，又害怕掉进六道升沉苦海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中间站”的方便法门：只要在世时愿意常念“阿弥陀佛”名号，那么在死后便可由阿弥陀佛“接引”，到他掌管的那一方净土世界去。那是一个无上美妙的幸福世界，人在那里不再会“退转”到六道之中，可以安心修行，直到成佛。往生净土甚至变成了比成佛更有吸引力的一般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归宿。 这个大众化的教派以“普化”世俗信徒为宗旨，以不出家的职业传教人为中坚，所以很快变成一个庞杂的信仰体系。在元代白莲教中，融合了“弥勒下生”的劫变观念（即“未来佛”弥勒将把人类从他们陷入的“末世”状态中解救出来），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即世界有明、暗两大势力，代表明的“明尊明王”将最终战胜黑暗，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极乐世界），以及五公符、推背图、驱妖的血盆、异端天文图书等各种民间巫术的“左道乱正之术”。白莲教在比较平缓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以非暴力的形式活动着，有世袭教主、成文经典和独特的仪轨。一旦社会动荡不安，和平传教的系统也就有可能被很方便地用作从事暴力反抗的动员。弥勒劫变的观念在这种场合显得尤其有用。点燃了元末民众暴动烈火的韩山童就用“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来作社会动员的旗帜。 韩山童出身在河北栾城的一个白莲教世家，祖父韩学究曾因组织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强行迁徙到广平永平县（在今河北永平县东南）。韩山童继承祖业，成为河南、江淮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堂主。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元廷要治河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公开发难。乃凿石人，面上只开一眼，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句（一作“石人一眼，天下四反”），预先埋在黄陵冈、颍水（今颍河）上的界沟（在今安徽界首）等地点，并且散布民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陵冈的石人出土，大概至多引起工地人心的一时骚动。界沟石人则当由韩山童指使的人掘出。只眼石人，再加上开河之役已经启动，算是应了民谣里的两兆。 于是韩山童在同年四五月之际纠合杜遵道、罗文素、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在今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被闻讯前来袭击的元地方武装驱散，韩山童被颍上县官擒获处死，妻杨氏、子林儿奔武安（今属河北）。突围而去的杜遵道、刘福通等集合散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布，故号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为其中很多人信仰白莲教，烧香拜佛，所以又号香军。元廷派6000阿速军马偕汉军驰赴颍州镇压。阿速兵将领在阵前眼看红巾军势大，便扬鞭大叫“阿卜！阿卜”！（阿卜，突厥语。意为“赶快”，此即赶快逃跑之意）元军溃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相继攻占颍水和淮水之间的诸多州县，势力北至距黄河南岸不远的毫州州治（今安徽毫县），兵马发展到10万之多。 韩山童部颍州首难的成功，很快在几乎整个江淮、江汉流域激起白莲教徒众的广泛响应。各地揭竿而起的人马虽然彼此不相统属，但都以“红巾军”为号，推波助澜，互为呼应。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支。邳县（在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于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占徐州，拥众10万，势力逐渐扩大到黄河（今废黄河）与淮水下游之间各州县，北达黄河（今废黄河）以北之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南至淮水以南的安丰（今安徽寿县）。同月，潜伏于江淮间的南方白莲教“祖师”彭莹玉重新起兵淮西，率部南下，与差不多同时起事的麻城（今属湖北）人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人徐寿辉会合。十月，徐寿辉部由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南）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都于兹，国号“天完”，在“大元”两字之上加“一”、“宀”，表示要克定元政权。徐寿辉为帝。天完政权遣兵四击，势力浸润自黄冈（在今湖北）以西、江陵（在今湖北）以东的长江北岸和汉水下游两岸各地；彭莹玉所部并深入江西，转战今安徽、浙江、苏南广大地区。在今河南西部，王权（又名布王三）等人于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举义，攻占了元南阳府境内的一大半城市，并进至河南府路（治今河南洛阳），称“北琐红军”。他们南面，则是至正十二年正月称兵的孟海马，占据元襄阳路及其西南邻郡的广大地盘，称“南琐红军”。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行动较晚。他在至正十二年二月底带几千人杀进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因为事先同颍州首领杜遵道联络过，一同起事的五个人都奉命称濠州节制元帅。他们与颍州红巾军之间在名义上有隶属关系。这些造反者的首脑，有的是白莲教的职业传教士；有的是富豪出身，如郭子兴、刘福通。徐州的李二家有一仓芝麻，饥荒时用以赈济饥民，所以有芝麻李之称，可见也是很富实的。起义首领中还有一些是走南闯北的商贩。徐寿辉和王权就都是贩布商人。 乘乱而起的，还有两个武装走私盐货的豪霸，即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方国珍和泰州（今属江苏）人张士诚。方国珍较早被官府逼反，以后叛服不常，靠控制在手上的浙东海盗武装，向元廷邀官请爵，自霸一方。张士诚起义于至正十三年正月，部众都是苏北沿海盐场的官役户，先后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称雄苏北。并在次年正月称诚王，国号大周。这两支势力与白莲教和红巾军都没有什么联系。 自至正十二年起，元政府从最初受到的打击所引起的休克状态中缓慢地复苏，因此调兵遣将，分头进征各地的反叛。元军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毕竟逐渐占据上风。除了长围濠州五月之久竟无功撤去外，到至正十三年末，元军在各个战场上差不多已将红巾军各系都逼入绝境。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丞相脱脱总兵号称百万，进征苏北的张士诚。十一月，元军大败张士诚部于高邮城下，遂将高邮团团围死，又分兵经略苏北其他城池。张士诚在高邮城中意志溃颓，“日议附降”。到十二月，元宫廷内党争的形势陡然变化，脱脱以“师老财费”、“曾无尺寸之效”被削去兵权。在诏书正式到达之前，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担心他会拥兵对抗，所以先遣人到军中，声称诏书宣读之后，“不即散者当族诛”。因此一俟脱脱奉诏，百万大军，一时四散。张士诚得绝处逢生，而元朝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抑制死灰复燃的燎原大火烧遍大江南北。

古人是怎么参军的？

中.国古代兵制，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主要包括兵农合一制、全民皆兵制、征兵制、军户制、团结兵制、民兵制、募兵制、卫所制、八旗绿.营制等。

兵农合一制 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也是铜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即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又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所以《六韬》中说，教民将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全民皆兵制 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根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的情形可知，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若此时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征兵制 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乎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部落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侯就拥有了一旅（约500人）到三军（约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 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皇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 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但复.员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 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军户制 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 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 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妨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 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名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 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弛，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 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 团结兵制 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民兵制 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兵制。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 募兵制 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 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弛的时期了。 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体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 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弛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 卫所制 明代的卫所制和元朝的军户制大体相同，兵籍也是可以世袭的。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 八旗绿.营制 清代的兵制前期中期以八旗和绿.营为主。清朝驻防的旗兵，和汉.人分城而居。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清代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兵也已不堪使用。太平天国之后，清军主力以湘军、淮军为主。 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弛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制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其他 此外，边境少数民.族军制和农.民起.义军军制也独具特色。少数民.族通常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进入内地汉.族区后即开始向汉.族中.央封.建军制过渡。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军军制体现着农.民阶.级内部新型的阶.级关系和“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

南方人和北方人有什么区别？怎样区别？

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有：

1、身高不同：北方人普遍偏高，男生女生都一样，南方人相对矮小，与环境有关。

2、语言不同：北方人说话接近普通话，发音还算标准，南方人讲话口音很重，普通话说得一般不够标准。

3、交友方式不同：北方人是以酒会友，南方人多数以参加活动的方式交友。

6、穿衣风格不同：南方人喜欢穿裙装，北方人喜欢穿裤子。

7、饮食方面不同：北方清淡，南方油腻；北方多吃面，南方多吃米；北方喜欢大蒜，大葱，醋。

8、皮肤不同：南方一般光滑、细嫩，北方皮肤相对粗糙。

扩展资料：

中国地势有三个阶梯：

1、青藏高原；

2、内蒙古-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3、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岭丘陵，地势西高东低。

古时候称作江南人和汉北人，也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因为经过历史上的多次迁徙以及我国不同地域在气候、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不同，也就造就了我国南北方人不同的面貌等特征。

北方人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北方人主要是根据北方地区界定的，而北方地区的划分是岭-淮河一线以北、内蒙古高原以南、大兴安岭、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

北方地区的粮食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大豆、高粱、春小麦，水果主要有苹果，梨，桃，杏，柿，枣，葡萄以及西瓜。

南方人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　南方指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南部，主要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西面为青藏高原，东与南面临东海和南海，面积约占全国的25%，人口约占全国的55%，汉族占大多数。

省份包括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浙江、上海、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云南大部、贵州、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广西、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台湾、甘肃南端与河南的最南部。

南方人以米饭为主食，清淡饮食，不同的省份口味不同。湖南吃辣，广东吃甜，当然不同地区的人吃辣的程度也不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北方地区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南方地区

古人(5)得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