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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中華文化筆記41,氣學的思想脈絡之四:氣學巔峰王夫之
中華文化筆記41,氣學的思想脈絡之四:氣學巔峰王夫之 四、氣學巔峰氣學由王廷相開山,經過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的發展,到王夫之為其大成。王夫之也是明末清初之人,同樣策划了反清起義,失敗後加入南明政權被
中華文化筆記41,氣學的思想脈絡之四:氣學巔峰王夫之

四、氣學巔峰
氣學由王廷相開山,經過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的發展,到王夫之為其大成。王夫之也是明末清初之人,同樣策划了反清起義,失敗後加入南明政權被誣陷,後來回鄉著述講學,宣傳反清復明思想。可見氣學家們大都不僅是學問家,而且真正追求經世致用,言行一致。在學術方面,王夫之為有史以來著述最多的學者,有一百多種,四百多卷,八百多萬字。
王夫之的學說充滿了辯證唯物的理性精神。他通過對儒道佛三家哲學的反思,建立了體系最完善的氣本體論哲學。王夫之繼承了張載太虛是宇宙本源的學說,並認為太虛是氣構成的,氣有連續性和不間斷性,「色何從凝?聲從何合?理從何顯?皆太虛一實者為之。是兩間無太虛也」。同樣他也認為物質世界是客觀存在的,可以從「用」的實在性來證明「體」的實在性。進一步他否認理學對理的抽象理解,認為「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讀四書大全說》卷十),認為理在氣中,理氣不分離。他堅持「天下惟器」(《周易外傳》)、「道在器中」(《思問錄》)的主張,批判了宋明理學家「離器而言道」的觀點。氣的概念發展到王夫之這裡,已經相當於辯證唯物主義中物質的概念了。
再進一步,王夫之認為物質世界是運動和變化的,認為「太虛本動」(《周易外傳》)、「天地之化日新」(《思問錄》),氣沒有不動之理,運動是氣的根本屬性,氣和運動不可分,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氣的運動還表現在新事物不斷產生,舊事物不斷消亡的過程,簡直就是馬克思的前世。
接下來王夫之由提出了辯證法的方法論,認為此種日新的變化又表現為質變(「外生」)和量變(「內成」)。而這種變化其本源則要「歸於兩端」(《老子衍》),陰陽二氣密不可分對立而又統一。進一步王夫之支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始於合,中於分,終於合」,是一個正反合的辯證否定過程。最後他認為對立雙方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是互相轉化的。如此辯證法三定律也齊備於王夫之的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不僅在其理論指導下指出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而且認為這種矛盾是好事,有利於社會進步。而且他提出了「奉常以處變,變而不失去其常」(《周易外傳·雜卦傳》)的常變觀,體現了超出時代的智慧。王夫之儘管同意矛盾的鬥爭性以及變的無休止性,但是他反對無休止的鬥爭,認為斗和變只是手段,和和常才是目的。這是中國儒家自己的辯證法,對比傾向於機械化的外來辯證法以及建國後的歷次運動,其見解何其高遠!
在認識論方面,王夫之則利用了佛家的概念「能」和「所」,並且逆佛家出世涅槃的思路提出要入世和有所作為。「能」是指人的認識能力,「所」是指能夠被認識的客觀世界。佛家認為「能」「所」之分是後天的虛妄,而王夫之則相反,認為「所」必須有其客體,「能」則必須有其實用,強調他們都是客觀存在的。「體俟用,則因所以發能;用乎體,則能必符其所」,王夫之認為人的認識是是通過與客體的交往而提高的,人的主觀認識是對客體的反映,認識的內容來自於客體,又反作用於客體,認識的內容必須符合客觀實際,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如此一個既唯物又辯證的認識論也建立了。
根據這種認識論,王夫之反對靜坐內求以及消極的反映論,認為要發揮心的主觀能動性,指出在認識過程中要注意「事之來」和「心之往」兩個側面,強調要發揮「心之往」的主動作用,才能如實反映外物。同時王夫之是一位可知論者,而且還對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係有所闡述,強調要「以心循理」。最後王夫之在知行的關係上,提出「知行相資,並進而有功」的知行統一思想,比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更進一步,更加有利於學習和實踐。從氣學家大多是理論家加實踐家中可以看出氣學的認識論確實不虛。
儘管王夫之強烈反對心學,但是他也受心學影響,加上他曾經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過,他對人類歷史產生了重新的審視。他認為今勝於古,以民為體。他一反前人對上古的盲目崇拜,認為上古之時的國家不過「今日川、廣之土司」,可謂精闢;「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可謂叛逆。
基於「理依於氣」的自然觀,王夫之提出「理依於勢,理勢合一」(《讀四書大全說》)的歷史觀。「勢」指歷史趨勢,「理」指歷史規律,他認為不存在超脫於歷史之理,歷史的規律必須從歷史中尋找,「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王夫之認為合理的歷史活動行程歷史的必然,「得理自然成勢」;客觀歷史有其必然之勢,理和勢都是客觀的,這就是「天」。
歷史的具體表現是偶然性的,總體表現是必然性的。據此他指出秦始皇統一,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都是「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不可因為具體事件的偶然而懷疑歷史的必然,應該「推其所以然之由,辯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讀通鑒論》)。這種看法比今天活躍在各種講壇上的一些歷史學者高出多少!
在這種歷史觀下,王夫之把民心與民情看成天理的體現,進一步說明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決定因素,是「人之所同然」或「人心之大同」,主張「即民以見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孟子、賈誼等的重民思想。接著他又認為「即欲以見理」,認為天理就在人慾之中。最後他晚年提出「均天下」和「公天下」的政治主張,最終認識到人民的革命主張,認為「天下非一姓之私,必徇天下之公,易吾共主,殺此有司,以抒吾怨」。在他的認識中,忠於誕生了革命的思想。
王夫之這種種早熟的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歷史觀,為清朝所封殺,直到晚晴才被革命黨人重新發掘,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身,為馬克思主義最終能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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