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史思明怎么死的 唐朝的安史之乱有何历史背景

唐朝的安史之乱有何历史背景  

唐朝的安史之乱有何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著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薰心，过著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矛盾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著许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区域性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著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著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区域性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储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安史之乱对唐朝有何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转折时期，大唐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前是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是大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制高点，安史之乱摧毁了盛世，之后虽然被平复但大唐再也没有盛世气象，地方豪强层出不穷，中央统治愈发没有力度以致唐灭，天下战乱无穷。

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大约历史多久？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 源自百度百科

唐朝“安史之乱”的祸首是？

安禄山和史思明

安史之乱是谁发动的 唐朝安史之乱祸首是谁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安禄山——唐朝三镇节度使、安史之乱祸首
安禄山本姓康，名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姓氏本应读作亚历山大，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商人。 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叛乱后称帝，做了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谋杀。安禄山长得痴肥，眼盲后，长期靠心腹小宦官为其穿衣。因其宠爱幼子，长子安庆绪见安禄山对自己不加宠幸，心中怨愤，使安禄山宠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时，以刀刺其腹而死。
史思明——唐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
史思明，宁夷州人，原姓阿史那，名崒干，因战功唐玄宗李隆基赐名思明。史思明少年时与安禄山一起在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长大。成年以后，二人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不久，二人同时被唐政府封为捉生将。以后史思明又得到了再次提升，担任了大将军职务。史思明骁勇善战，胸怀才略，因此多次建立战功，很受玄宗赏识。有一次，玄宗召见他，亲自赐座，并与之亲切交谈，对他的军事才能大为称赞。玄宗问他多大年龄，史思明回答说：“已经40岁了。”玄宗拍着他的背说：“你好好地努力吧，日后一定会显贵的。”
天宝年间，史思明因为军功显赫而被授平卢兵马使。唐玄宗这位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风流君主，在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之后，不曾料想正是自己视为心腹的爱将史思明和安禄山，发动了使他被迫背井离乡的“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兴盛强大的唐政权变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唐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顶峰，然而这种表面繁荣的现象背后却时刻孕育著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执政前期曾勤于政事的唐玄宗，后期则沉迷于酒色丝竹之间，疏于过问国家政事。744年，他纳杨玉环为贵妃之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不理朝政，对贵妃之家赏赐无度，百官敢怒不敢言。朝政被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和李林甫把持着，使得唐朝的政治更加黑暗。随着边镇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大，许多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玄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可是他已经回天乏力。
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权力极度膨胀，他率兵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叛乱，揭开了唐后期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斗争的序幕。这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唐玄宗做梦也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发动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这时唐朝新募的士兵无力抵挡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直抵潼关。756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立了割据政权。史思明在河北老巢与唐军相持着，互有胜负。6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了长安。唐将郭子仪、李光弼被迫撤退，史思明占领了河北。
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致使众叛亲离。757年，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位之后，史思明屯住范阳，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从此安史集团分裂了。
不久，史思明带领军队投降了唐朝。朝廷一方面下诏任命他为范阳长使，河北节度使;另一方面又害怕他再次叛变，派人祕密监视。不巧的是，监视他的事很快被泄露了出去，史思明认为朝廷不信任自己，便再次叛变。唐肃宗李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在魏州称大圣燕王，派兵增援安庆绪，解除了唐军对邺城的围困。同年，史思明杀死安庆绪，收编了他的队伍，回到了范阳黄袍加身，号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761年，史思明在邯山大败李光弼，乘胜向长安进犯，途中被儿子史朝义和他的部下杀死，史朝义以皇帝身份厚葬于北京梁乡(今王佐乡)。

百家讲坛唐朝历史是谁平定安史之乱

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将一共两个人，一个是李光弼，另一个是郭子仪。

郭子仪是中唐时期的名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太子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并且册封郭子仪为方节度使（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命其讨伐安禄山。郭子仪率军先后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的作用巨大，有人说因为郭子仪的存在才能大唐获得安宁达20多年，史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郭子仪的权利很大但是朝廷并不猜忌他会谋反，郭子仪功高盖主但是皇帝也不会怀疑他。由此可见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之高。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被封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使，率部东讨安禄山。不久，郭子仪收复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斩杀叛将周万顷，又在河曲击败叛将高秀巖，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开通东陉关（在今山西代县东南），因功加封御史大夫。756年（至德元载），叛军攻破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占领河北全境。不久，李光弼收复常山，而郭子仪也兵出井陉关，与李光弼一同击破史思明，平定藁城。此后，郭子仪南攻赵郡（今河北赵县），斩杀叛军任命的太守郭献璆，回军常山。

郭子仪返回常山时，史思明又集结兵马尾随其后。郭子仪命骁骑轮番挑战，乘叛军疲惫之机，在沙河将其击败。安禄山听说河北战事失利，派遣精兵增援。郭子仪先击破史思明部，又在嘉山击破叛军援军，史思明逃回博陵（今河北定州市）。在郭子仪兵威之下，河北各郡县都斩杀叛军守将，迎接朝廷军队。郭子仪正欲北征范阳，便接到“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的讯息，于是与李光弼率军奔赴行在。

郭子仪赶到后，被唐肃宗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不久，唐肃宗发兵南征，宰相房琯在陈涛战败。此时，唐军队损失大半，只能倚靠朔方军为根基。后来，叛将阿史那从礼率五千骑兵，引诱河曲九府等进攻行在。郭子仪与回纥首领葛逻支联兵进击，俘虏数万，终于平定河曲。

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率兵进攻潼关，叛将崔乾祐退保蒲津（今山西蒲州）。郭子仪进攻蒲州，因原永乐县尉赵复等四人在城中做内应，结果叛军大败，崔乾祐逃奔安邑。此后，郭子仪又击败叛将安守忠，收复永丰仓，打通了潼关到陕州的道路。[6]

不久，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弑杀。肃宗封郭子仪为司空、关内河东副元帅，命其班师回凤翔（今陕西凤翔）。郭子仪率部西进，在清渠（今西安以西）与叛将安守忠交战失利，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并自请处分，被降职为尚书左仆射。[7-8]

此后，郭子仪作为中军副将随广平王李俶前去收复长安，驻兵于香积寺（今长安县西南）北。两军激战之时，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击，前后夹攻，叛军全线溃败，叛将张通儒弃城逃往陕州。唐军一战收复长安。李俶修整三日后，继续东征。[9]

李光弼和郭子仪是很要好的朋友，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建议唐肃宗（唐玄宗的儿子李享）提拔李光弼为大将一起平定安史之乱。论战功、论军事才能，李光弼要胜过郭子仪。李光弼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帅，是“再造唐朝”的第一功臣。需要说明的是，李光弼并不是汉族而是契丹。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及部将史思明反叛，郭子仪欣赏李光弼的军事才能，向唐玄宗推荐他，玄宗诏李光弼摄御史大夫，持节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云中太守，后又加魏郡太守、河北采访使。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为大唐收复常山郡（今河北正定），该郡地处叛军南北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光弼率领朔方军五千人进攻常山，当地团练兵将自己的将领史思义绑来投降，李光弼善待思义，亲自为其松绑，使他真心归顺，供出叛军动向。次日，史思明率二万骑兵直压常山城下，李光弼向史思义问计，史思义说：“今军行疲劳，逢敌不可支，不如按军入守，料胜而出。虏兵炎锐，弗能持重，图之万全。”李光弼接受了降将史思义意见，守城不出，把军队分成四对，以劲弩五百连番射敌，叛军死伤惨重，退兵。当叛军在野外吃饭时，李光弼派轻骑数千，突然袭击，一举消灭叛军五千，收复常山郡九县中的七县。十月，郭子仪率军来常山与李光弼会师，在嘉山与叛军决战，大破之，斩首四万，俘千余人。

唐朝的安史之乱持续了多久？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著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著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目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区域性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储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唐朝安史之乱的节度使

唐朝安史之乱主要是两位节度使在叛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后来老将军郭子仪奉命平定了叛乱你说的应该是郭子仪！在唐朝的时候节度使是很有实权的官职！怎么说勒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个级别！但是比省长权力大！相当于一个省的小皇帝一样可以自己有兵马可以自己收税可以自己造钱还可以自己招兵买马更重要的是节度使职位还可以家传！所以最后因为节度使权利过大 导致中央不能集权中央慢慢就控制不了地方了！最后就形成了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和中央对抗！这种对抗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没有消停！最后唐朝也是被地方节度使朱温所灭

唐朝的“安史之乱”是如何出现的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著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著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区域性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