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鸦片pdf 关于《知识分子的鸦片》的读书笔记

关于《知识分子的鸦片》的读书笔记  

五十年前，在经受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剧后，雷蒙.阿隆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

对于阿隆个人，这是一本有着特别意义的书：“我有一个感觉，或者一个错觉，即《知识分子的鸦片》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

我对这本书受到的攻击几乎满不在乎。

我走出了黑暗，或许我终将与生活和解。”然而，在与生活和解的同时，阿隆却不得不面对法国知识界的挞伐。

左派知识分子如其一贯表现的那样，毫不吝啬地在阿隆身上大量消费着“叛徒”、“小丑”之类词语，以自身的癫狂表现，给阿隆的书作了最好的注脚。

由写作背景观之，《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具有论战的性质，但与阿隆的其它著作一样，它始终围绕着其关心的历史和哲学问题。

弗朗索瓦?菲雷称它“既是战斗的书，又是哲学著作”。

全书九章，而为后来者所津津乐道的“鸦片”一词，直至第八章行将结束时才出现：“革命为他提供了麻醉自己的鸦片”。

在我看来，虽然更切合书名的乃最后三章，但书的核心部分应该是第二编，即论述历史的三章。

正是在这部分内容里，阿隆揭示了“鸦片”的生产机制，以及知识分子嗜吸 “鸦片”的深层原因，而这些都与一种无视人类社会复杂性的决定论有关。

法国的那些“同路人”，皆醉心于历史的终极意义，却无法对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作出正确判断。

阿隆在七十年代初，于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上就历史解释问题讲到过亨佩尔－德莱大论战。

亨佩尔认为，解释一事件，惟在其前件与后件的关系可用一个普通命题推导出来时，此解释才是科学解释。

德莱则认为解释必须参考人类的动机与意图，故历史解释不同于科学解释。

阿隆更倾向于德莱的观点，并认为对历史的感知具有多相性。

如果仅仅如此，阿隆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也无甚差别了。

后者对意志优先的坚持，同样能够得出历史感知具有多相性的结论。

阿隆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认为历史是一种叙事，它可以为人们所随意解释”，历史认识依旧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总体事实所限定，虽然这种限定不能够将历史导向惟一的目标。

而持此类观点的人从认识的相对性出发，却又将历史综合为一个整体。

这样的综合不建立于事实之上，倚靠的是主观愿望，从而具有信仰的性质。

这种对整体世界的无条件信仰——意识形态——便成了知识分子的鸦片。

对于意识形态，阿隆有过专门的解释：“不是指随便哪个思想，哪个思想和价值观的总合，而是指所谓整体阐释历史世界的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特殊形式。” 萨特等人为克服存在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中，意志自由与历史规律间的矛盾，借革命、阶级斗争之类概念以断言取代事实，为追求一种哲学上的永恒而丧失政治判断力，并无视现实中自由的沦陷，以历史的名义为极权主义辩护。

然而，阿隆却通过历史经验揭穿了左派、革命、无产阶级之类概念的神话，这些让知识分子血压升高的词语并不具恒定的本质。

比照国内就革命话语展开的一些论争，双方往往纠缠于空洞的革命话语，却不去揭示隐藏在革命背后，真正有讨论价值的东西，就知道此类论争是多么不着边际。

一旦吸食了意识形态的鸦片，对未来的期待与现实情况之间的距离被无限压缩，知识分子便失去了常识，或者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就是丧失了“现实感”。

同伯林一样，阿隆既用价值多元为自由留出余地，又不放弃人类生活中的共享价值，并反对将习俗性的东西上升到哲学和普遍真理的高度。

“我们在判定一种社会秩序时，必须以价值的多元性为基础。

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并不要求人们作出根本选择。

人们放弃具有充分的多样性的习俗，同时为了理想去要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而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就处在这两者之间。”

阿隆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全书结语，通过这个问号，我们或许也能够看出他的审慎。

阿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影响深远，使该主题得到多次阐发。

丹尼尔?贝尔将自己的著作直接命名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以此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

李普塞特甚至和阿隆一样，用“意识形态终结了吗？”来结束他那本《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并同样有所斩获——普利策奖。

知识分子要戒除意识形态的鸦片，并不容易。

要保持理智的清明，健全的政治判断力，更是难于上青天.

附录:原书 的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

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

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

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

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

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

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

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

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

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

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

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

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

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

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

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

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

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

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参考资料：://easterntrading.blog.163/blog/static/854608082008918475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