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真的屠村吗 抗战时日本鬼子为何爱修中国的城墙

抗战时日本鬼子为何爱修中国的城墙  

原标题：抗战时日本鬼子为何爱修中国的城墙

古老中国每一座“旧城”都有环绕它的城墙，高矮不一的城墙在千百年里是城市防御的核心工事。它们见证了无数战火，以及永不停歇的风吹雨淋销蚀，塌了再建。当抗战爆发时，城墙还能如过去一样守护它的子民吗？

对日抗战中，城墙已是无用的摆设。于抗战军兴之时，中国守军普遍拆除城墙，改以现代化的野战阵地守城。然而，日军却反其道而行，于占领区积极整修古老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拆城墙与修城墙两个极端，来自中日两军的实力差距。

炮兵是城墙的克星。而民初军阀混战年代攻城的主要武器不是火炮，而是云梯。

黄埔建军，东征北伐的血战史就是一部云梯攻城战史。攻城先编敢死队，扛起云梯大无畏向城墙冲锋，山炮与机枪向城墙头猛烈射击，掩护架起云梯爬城的敢死队。黄埔校军有75毫米俄造山炮，但小山炮打不破城墙，反而经常帮倒忙。北伐时最惨烈的武昌攻城战，城墙更高，达到2丈8尺（9.3米），云梯爬城更难如登天。不爬城，只能炸城，只是当时TNT来源稀缺，炸药仍是古老的黑色炸药。北伐军攻南昌城，爬城失利，工兵出身的第2师第4团团附熊绶云亲率奋勇队爆破德胜门。炸了3次，都因为黑色炸药的爆破力不够猛烈，只炸破一个小洞口。熊绶云在烟尘中以为爆破成功，率部向爆破口冲锋，却被城墙挡住，重伤殉职。最后北伐军放弃攻城，迂回赣北，迫使南昌守军弃城。

1930年中原大战，中央军仍然靠云梯攻城。云梯爬城的失败率很高，即使面对华北小型村寨的矮墙时也很难攻克。“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军队尚未得到攻城的利器，古老城墙因此继续发挥余热，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扮演要角。

民国初年拆城墙蔚为风气。城墙包围城市，只留城门进出，严重局限城市发展。将城墙拆除，道路四通八达，城市才能快速扩大，拆城的经济效用是非常显著的。蒋介石定都南京之初，差点拆了南京城墙。

蒋介石热衷拆城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军炮兵力量不足，坚固城池一旦陷入敌手就难以夺回。因此，蒋介石每次攻克坚城后立即拆除城墙，东征后拆惠州城，北伐时拆南昌城与武昌城。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事件，蒋介石忧心日军攻山东，急令拆除鲁西兖州与鲁南临沂两大名城。“钢铁打的兖州城”握在北伐军手里，抵挡不了日军炮兵，但握在日军手里则是无法夺回的金城汤池。

于中国政府火速拆城墙的同时，日军却反其道而行，积极整修城墙。

中国炮兵虽有卜福斯山炮等具备攻城威力的火炮，但数量太少，一般野战部队只有82迫击炮，攻城毫无用处。因此，城墙对日军仍有高度防御价值。日军扶植的伪政权，首要军事任务不是清乡扩军，而是重修城墙。在战痕斑驳的南京，光华门至水西门间的城墙损毁严重，伪府于1938年10月赶修城墙。因工程紧急，汪伪竟将守城殉国士兵的忠骸一并砌入墙中，直到1958年拆城墙时才被发现。

日军依靠城墙守城非常轻松。典型如1939年7月，独立第9旅反攻潮州城。独9旅是当时广东装备最齐全的野战部队，每个步兵团编制82迫炮连与37战防炮连各1个，步枪兵每人一顶法式钢盔。担任攻城的第625团第3营营长黄广修，于深夜摸到潮州城前，发起猛烈夜袭，顶着日军火力，猛烈射击南门，使南门两次起火，于大火焚烧城门时乘机突入。日军潮州警备队于巷战中节节败退，于日出之前，已被第3营压迫到开元寺日军司令部附近的最后据点。万分不幸的是，城墙最终拯救了日本侵略者。

独9旅位于城外的主力，先后被日军与城墙阻挡，无法进城。日军的援军却由东门进城，于巷战中将第3营切割分裂。第3营试图突围，但被城墙阻隔，无法出城。长达两日的激烈巷战后，第3营全军覆没。在最后一刻，黄广修营长以必死的决心，于深夜里向开元寺日军司令部发起最后冲锋，壮烈殉职于门口。

不能正面攻城，只好游击袭扰。1940年，各战区成立“混城队”，由军统局编练精干便衣突击队混入城市，发动暴动。抗战时于第九战区混城队当兵的郭如岳回忆道，混成队于各部挑选优秀班长与士兵300名，编成10队，潜伏到沦陷区城市中，待命发起暴动，郭如岳被分派到九江队，但混城队只能便衣轻装，武器是驳壳枪、手榴弹与炸药，无法大打，暴动前只能潜伏。日军得到情报，即于各城市加强管制。“老百姓发安居证，不是定居的发良民证。老百姓进市镇或走路，日军哨兵及巡逻兵检查安居证、良民证。没有的就捕去，夜间用小汽艇抛到长江。”

混城队潜伏不易，在潜伏阶段即已伤亡惨重。1941年12月8日午夜，日军于阳新城突然发动全城大盘查，“围城搜捕非本地口音人民，凡79人均遭杀戮。我阳新混城队正副班长队员等共27员于同时死难”。即使成功潜伏，进出城门也是一大考验。1941年11月22日，已经混入南昌城、以拉车掩护的队员姜秋春于通过进贤门时被日军宪兵识破，“严刑逼供，坚不吐实，竟于廿九日因伤重身死狱中”。原定的南昌暴动被迫停顿。

少数混城队创造战绩。第六战区宜昌混城队擅长火攻，1941年10月宜昌反攻，宜昌混成队前后烧毁杨岔路、土门垭新场与鼻子岗穆家大屋的日军营房。1942年4月，第七战区混城队于广州沙河焚毁苏记茶楼的日军俱乐部，毙敌十余人。

只是混城队稍一活动，日军即以屠杀邻近无辜百姓作为报复，中方很难全面开展城市暴动。1942年4月20日，戴笠命各战区混城队同时起事，发起“哿日暴动”，但成效不佳，戴笠只好将混城队调出城市，到野外破坏铁路，袭击日军据点，反而取得优秀战果。

攻城继续位居无解难题。抗战期间若能光复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县城，就是《中央日报》全国头条报喜的超大捷报。同样的城墙，对中国守军是累赘，打仗必须紧急拆城；对日军却是守城屏障，展现了军事历史辨证的复杂多变。围绕城墙的故事，也是抗日斑斑血泪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