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作文 求一篇2000字以上的关于21世纪中国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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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
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著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寻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部落格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储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著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储存、保护——经典文字、文物古蹟、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程序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释出《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络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络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路、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羨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核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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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相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祕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痺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义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储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储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储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著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路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络。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著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巨集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羨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回圈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回圈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相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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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管窥古代的祭祀习俗
摘要:祭祀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反观汉字的形体,并探寻其意义,可以考察出古代祭祀习俗的蛛丝马迹。这也反映出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键词:汉字 祭祀 文化
一、引言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其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汉字一方面作为一种资讯通道,承载着文化并进行传播,一方面作为一种资讯源,不断积淀著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识。
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在形成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之后而进行的活动,反映了人类的原始信仰。《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国家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祭祀的种种习俗影响了汉字的形成,反过来透过汉字,也可以追寻出古代祭祀习俗的轨迹。本文就通过对一些汉字的考察,粗浅谈一谈古代的祭祀习俗。
二、祭祀的起源
宗教学、民俗学等对事神的起源都进行过讨论,学者普遍认为事神起源于初民对万物有灵的信奉。英国学派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钜著《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万物有灵论”,原始人类相信不仅人有灵,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也有灵。原始初民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对自然界认识的缺乏,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于是,巫术思维成为原始社会生活的必需,为了获得神的庇佑福泽,人们对神极尽虔诚敬畏之心,经常举行仪式,敬奉供品,表达对神的诚意。祭祀、占卜等与神的交流沟通活动成为初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为了把祭祀、占卜的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人们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些符号,成为早期的文字。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人将吉凶与天象联络在一起,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有所体现。《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虽然许慎对“三垂”的解释有思想侷限性,但总体上揭示了“示”与“象”的密切关系。古人立象尽意,在构制汉字时首先是直观取象,因此汉字有较强的图象性。这也体现了祭祀习俗对汉字形成的影响。
三、祭祀的物件
祭祀的物件就是神灵。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神祕而令人敬畏的。除此之外,人类自身又有生老病死,这也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古代先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死后的灵魂拥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这同样也是值得敬畏的。那么灵在何处呢?为了方便祭祀,必须为神灵寻找一个寄所。
“示”在甲骨文中作“〒”或“Т”,从二或从一。有人认为“二”或“一”都是上帝的象征,“∣”在字中代表的是祭天杆,小篆中杆旁之八象所挂的采帛。也有人认为,“示”原是祭神的石制供桌,呈Т形,小篆中的其余部分象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下的样子。不论如何,从字形上分析,基本可以肯定“示”是个表示神主的象形字。这得到了民俗学的支援,古人认为事物的灵魂和形体是分开的,通过神主来祭祀,就是将该物体作为通达灵魂的渠道,祭祀神主就是祭祀神灵,这是许多民族共有的事神方式。
“祖”,甲骨文中写作。詹鄞鑫先生认为,“祖”实际上是考古发现的原始人头形陶罐(祖先偶像)的象形,“祖的本义应该是祖先神灵所依附的神主,在仰韶文化中通常以陶罐或陶罐偶像的形式出现。
“宗”字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说文》:“宗,尊祖庙也。”其本义就是祖庙。“宗”甲骨文中写作,从宀从示,是一个会意字。从字形上看,“宗”是房子的侧视简图,里面是祭祀先祖的神主牌位“示”。古人经常祭拜的神主“示”最初并无固定场所,后来由于经常祭祀的需要,就把“示”搬到人工建筑中来陈列供奉,宗庙成为古人祭祀祖先神灵的专门场所。据民俗学的研究,最初的祭祀活动很简单,人们用竹木、泥土塑造偶像,或在岩石上画出神灵形象,然后在这些神灵的“附体”面前陈列礼物,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唱歌、跳舞。后来才有专门用来祭祀的人工建筑。
四、祭祀的方式
祭祀要按照一定的仪式,以恭敬的动作,或辅以一定的言辞,向神灵致敬或献礼。《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取悦于神的祭祀活动一开始也表现为用礼物向神灵祈福或致敬。
“祭”,甲骨文字形为,右边是一只手,左边似一块鲜血淋漓的肉。后又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代表神主的“示”字,表明类属。《说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甲骨文中的“血滴”似乎表明当时还保持着血食的习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古人吃生肉,喝鲜血,也拿生肉献血来祭神(正如“祭”的字形)。因为古人相信,血是有灵魂的,血能维持人和动物的生命,失血意味着受伤甚至死亡,血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实际上,“血食”在古书中常常是祭祀的代称。《左传•庄公六年》:“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说的就是如果不听从大臣的建议,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国家就将会灭亡。
除了贡献礼物,古人在祭祀时还会口中唸唸有词。“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灵祷告的人,甲骨字形为,还有一些异体,从字形上看,好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主祷告。《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汉书•郊祀志》:“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颜注:“祝谓主祭之赞词者。”“赞”,报告。“赞词”,就是把祈祷的话语转达给神灵。“祝”是人、神的沟通媒介,主要职责就是在举行祭祀的时候迎接鬼神,并把人们的愿望传达给鬼神。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习俗,古人在早期祭祀时有尸祭的方式。尸祭并不是说祭祀尸体,实际上“尸”是个活人。“尸”,甲骨文字形为,比“人”字的甲骨文字形多了一个弯,表示人屈著膝。这也解释了为何“尾”、“屎”等字皆从尸。甲骨文中“尾”的字形就是弯腰的人在屁股后面拖着一根毛尾,“屎”是蹲姿的人屁股下从米。既然“尸”是活着的人,那么为何已经有了一个“人”字,还要造“尸”字呢?这是因为“尸”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在祭祀时代表死者而受祭的人。《说文》:“尸,陈也,象卧之形。”段注:“尸,神像也。”《仪礼•士虞礼》:“祝延尸。”说的是祭祀活动中负责祷告的祝迎接代死者受祭的尸,尸通常由死者之孙充当。夏商周三代都以尸代祭,但尸的姿态不一。《礼记•礼器》中有“周坐尸”、“夏立尸”、“殷坐尸”的记载。只是后来尸渐渐被神主“示”所代替。
五 关于祭品
古人往往将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礼物奉献给神灵,有的是食物,比如牛、羊等牺牲,酒和谷物等等,有的是玉帛等衣着饰物……季节不同,祭品也不同。
还有一种特殊的祭品,那就是人。在原始人的观念中,人与兽平等,他们在猎兽的同时也猎异族人。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中,战败的俘虏往往被杀掉用来祭神。在甲骨文辞中,有很多把奴隶作为人牲来祭祀的记载。而这一习俗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如1971年在安阳武官村以北发现的一批祭祀坑,据不完全统计,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78个。一些汉字也反映了古代的人祭习俗,比如:
“孟”,《说文》:“长也。从子皿声。”本义是长子,从字形上看是器皿中盛着孩子,这与我国古代杀首子的习俗有关。《墨子•节葬下》:“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裘锡圭先生认为:“献第一批收获于鬼神,是为了能平安地保有、食用收获的其他部分,并在来年继续得到新的收获。献首子当然也是为了以后能得到新的孩子,并使他们安全地成长。所以,《墨子》说杀首子是为了“宜弟”,是很有道理的。
“伐”,甲骨文字形是,从人从戈,是个会意字。好像用戈刺入人的脖颈砍头,本义是砍杀。《说文》:“伐,击也。”砍掉奴隶的头进行祭祀的习俗商代便已有之,在殷墟发现商代祭祀坑中的无头人骨就是这一习俗的遗蹟。
“烄”是古代燃木祭天的一种方式,而其字形也有人祭习俗的残留。“烄”,甲骨文字形为,上面是,象人两腿交叉形,下面是火。实际上就是捆绑一个人放在火上烧。
祭祀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汉字的形体、意义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借助零星的一些汉字来考察古代的祭祀习俗,可以说是“管中窥豹”,分析得还很粗浅,也不够系统,仍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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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
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成语等;
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
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简要地说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有四种形式的文化内容: 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四种文化形式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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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网际网路发展迅猛的情况下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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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回答有失偏颇吧,恢复好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风俗怎么能算是复辟呢?只是传承我国优秀的文化而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怎么可以被轻易丢弃在一边呢,个人觉得我国是可能恢复好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风俗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发挥明星效应,带领年轻一代掀起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的浪潮,作为90年的小年轻,我就觉得不管是我国的茶文化还是酒文化亦或是民俗传统工艺都妙不可言,我经常去一个叫做华夏民俗文化网的地方浏览,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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