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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場西漢文治改革，引發四方勢力的宮廷內鬥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場西漢文治改革，引發四方勢力的宮廷內鬥 本期話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上台之後推動的第一項重要改革。這項改革措施的出台經歷了複雜而曲折的過程，它將西漢朝廷最有權力的四方政治勢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場西漢文治改革，引發四方勢力的宮廷內鬥
本期話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上台之後推動的第一項重要改革。這項改革措施的出台經歷了複雜而曲折的過程，它將西漢朝廷最有權力的四方政治勢力都捲入其中，使得一場表面上看起來文質彬彬的改革，背地裡卻遍是腥風血雨。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歲首，一封將深刻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漢武帝劉徹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武帝紀》
正是這封奏疏，開啟了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先聲。因此，對上疏建言的衛綰，明代學者楊慎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
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罷黜百家，綰之功何可少哉？——轉引自《史記會注考證》
楊慎以為，就憑這封「罷黜百家」的奏疏，衛綰對西漢政治乃至中國歷史的貢獻就要超過蕭何、曹參等名相。這個結論，我私意以為下得或許有些草率。倒不是說「罷黜百家」的奏議不夠分量，正相反，它給予中國歷史的影響，我們無論做怎樣的估計都不嫌過分。
但這份奏議始於誰的主張，《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錯綜複雜，卻很有做一番考據與推敲的必要。遽然將「罷黜百家」的「版權」歸於衛綰，恐難令人信服。《史記·儒林列傳》載：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
作為一個正統的儒家學者，王臧接受過嚴謹而系統的學術訓練，是西漢魯《詩》學派的嫡傳嫡子。早在漢景帝時期，王臧就擔任過太子少傅，作為東宮屬僚而與劉徹結下君臣之緣。雖然後來因為史籍失載的某個原因而被免職，但劉徹剛一嗣位，王臧就上書宮掖，再獲恩遇，並於一年之內超遷至郎中令。
至於趙綰，他和王臧同是魯國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夠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與王臧的引薦有關。照《史記·儒林列傳》所說，王臧、趙綰在朝中佔據要職後，儒學對漢武帝的影響力明顯增強，這才引發了漢武帝詔舉賢良、罷黜百家的後事。
至於罷黜百家的奏疏為什麼是以衛綰而非王臧、趙綰的名義提出的，這恐怕不能解釋作衛綰與王、趙二人所見略同。因為衛綰從前就是個在戲車上表演雜技的賤役，不學無術，更談不上對儒學有何洞見。這個人只有一個優點——侍君醇謹、絕而二心。司馬遷說：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史記·萬石張叔列傳》
想當年，孝景帝為了給未成年的兒子劉徹遴選得力的股肱，可算費盡了心機。功臣如亞夫，戚屬如竇嬰，孝景帝對他們都不放心，最終獨把這個忠貞不二的衛綰指給兒子，以為將來新朝的輔相之選。此次衛綰上奏，要求罷黜百家，我推測更有可能是出於漢武帝的授意。
換句話說是王臧、趙綰引導漢武帝服膺儒學在先，而後漢武帝遂有了罷黜百家的念頭。只不過這個動議由衛綰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更能加重其分量而已。罷黜百家之議從醞釀到出台的全過程中，衛綰應該只是充當了一個奉旨或希旨上奏的小角色，至於核心的決策圈子，他恐怕不在其中。
在奏議上署了名的人未必參與了決策，可沒署名的人卻是幕後真正的操盤手：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太史公的這段記載，乍一看真令人匪夷所思。王臧、趙綰先後上位郎中令和御史大夫，竟然是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暗中推動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詔舉賢良、罷黜百家這件事上，竇嬰、田蚡和漢武帝這三位政治立場相去絕緣，政治利益相互衝突的巨頭居然鬼使神差地擰成了一股合力，助推王臧、趙綰在前面摧鋒陷陣。
照理說，朝中興起舉賢良、黜百家的呼聲，最應該感到威脅的人就是魏其侯竇嬰。因為他一生中最大的苦手武安侯田蚡之所以這麼積極地推動此事，明面兒上是褒揚儒學，私下裡卻是藉此打壓竇嬰的勢力。
想當初七國之亂的時候，魏其侯竇嬰已經升任了大將軍，貴盛無二。而那時田蚡還在宮裡做著一個不起眼的郎官，日後令他青雲直上的太后王氏和漢武帝劉徹也不過是王美人和膠東王而已。在竇嬰面前，田蚡跪起逢迎，禮如子侄。這份表面上的恭敬背後，田蚡實則對竇嬰的煊赫權勢實深深艷羨。
以田蚡的精明，他當然看得清楚，竇嬰所以能取得一人之下、傲視百僚的地位，跟他廣招門客、遍植私黨的遊俠作風是分不開的。但彼時的田蚡還不具備效仿竇嬰甚至與之競爭的條件，直到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新君劉徹嗣位，田蚡雞犬升天，局面頓時發生了改觀。
如今田蚡是太后同母異父的兄弟，當朝皇上的親舅舅。新皇帝剛一登基，年號都還沒來得及改，就下旨封田蚡為武安侯。與太皇太后竇氏的親侄兒竇嬰相比，田蚡的身份貴重已經不遑多讓，這自然極大地刺激了他攀比竇嬰的野心。可是拋開外戚的身份不論，單說在朝的政治勢力，田蚡此時仍是遠遠不及竇嬰的：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的話說得明白，田蚡之所以不如竇嬰，是因為「天下士素歸之」，也就是說竇嬰蓄士養客，黨羽甚盛。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武帝劉徹下旨拜田蚡為相，他也坐不住這個百僚之長的位置，前任丞相衛綰不就是因為鎮不住竇嬰才被罷黜的嗎？
竇嬰出身軍職，門下賓客當以功臣武將居多。田蚡要想抗衡竇嬰，他又該向哪裡擴張自己的勢力呢？
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史記·儒林列傳》
西漢建立後，齊魯儒學作為天下最有影響力的私家學派之一，雖然早早地進入了漢朝的官僚體系，但一則因為朝政長期被軍人政治家所把持，二則因為法家和黃老學派的競爭，儒士在漢武帝上台以前始終沒能躋身漢朝的權力核心。儒生們被歷任皇帝客客氣氣地養在博士官，束之高閣，這其實跟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秦朝儒生的境遇沒什麼兩樣。
武帝即位之初，朝廷里仍以平定七國之亂的功臣武將話語權最重，而他們的領袖正是魏其侯竇嬰。軍隊最講究的是資歷。田蚡資歷太淺，不可能和竇嬰在軍界展開競爭。那他又想扳倒竇嬰取而代之，交結儒生以為奧援就成了一個可能的選項。
想當年七國之亂前，以晁錯為首的法家學派當朝主政，竇嬰和這幫功臣武將也曾在好長一段時間裡遭到壓制。借著戡亂平叛的機會扳倒了晁錯，竇嬰才有今時今日的地位。竇嬰能做初一，田蚡難道不能做十五嗎？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田蚡的真實目的恐怕是要與儒生結盟，擠進漢朝的核心決策層，把竇嬰等功臣武將排擯出去，就像當年竇嬰逼死晁錯的故伎一樣。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對田蚡的這點兒私心，年輕的漢武帝看沒看透，《史》、《漢》記載沒有答案。但從劉徹個人的角度去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於他有利的。當初父皇劉啟還在世的時候就對竇嬰的尾大不掉憂心忡忡。雖然孝景帝把衛綰推上了相位，期待他為劉徹擎天保駕，但衛綰勢單力薄，難堪重任。
扶植田蚡，讓他與竇嬰相互牽制，避免朝中權臣獨大，劉徹當然樂見其成。所以衛綰上書武帝，請求罷黜百家，我認為很可能就是出自漢武帝本人的授意。漢武帝和田蚡重用儒士，將鬥爭的矛頭齊齊對準竇嬰，竇嬰不但不予回擊，反而和他們一道推動罷黜百家之事，他這又是行的哪步棋呢？
建元元年衛綰進呈漢武帝的那封上疏，我們如果將裡邊的內容概括為「罷黜百家」，其實並不完全準確。衛綰的話鋒其實主要是指向了法家與縱橫家兩大學派，至於同屬諸子雜學的黃老學派，衛綰沒敢在奏章中公開點名。
因為此時實際執掌朝政的太皇太后竇氏正是黃老學派的信徒。投鼠忌器，衛綰乃至漢武帝本人對排擯黃老都有顧忌。可是一山不容二虎。儒士越來越受重用，黃老之學的生存空間仍是無可避免地要被壓縮，到了還是招來了竇太后慍怒的目光：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雙方的決裂發生在一年以後。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趙綰的一個提議徹底激怒了引而不發的竇太后：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庄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趙綰的這封奏疏不禁令我聯想到清朝戊戌維新中發生的一樁故事。1898年9月14日，正在積極推進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專程到頤和園覲見慈禧太后，要求太后同意他開設懋勤殿，並聘請外國顧問官輔助變法改革。這個提議當場惹得慈禧勃然大怒，她和光緒帝兩人為此還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此前對光緒的改革，慈禧太后並沒有表示出強烈的敵意，為何開設懋勤殿的請求卻一下子點燃了她和光緒之間的戰火？這其實是因為懋勤殿一旦開設，主持朝政的權力就會極大地向光緒皇帝傾斜，慈禧太后有被架空的風險。在宮廷鬥爭中浸淫多年的老太后能由著光緒「胡作非為」嗎？
沒有最高權力的支持，就沒有穩固的改革基礎。因此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政治改革往往都與權力的爭奪與轉移相伴而生。
光緒要求開設懋勤殿，是打著改革的名義架空慈禧太后；而趙綰上書，要求百官不再向竇太后（即東宮）奏事，等於明言削奪竇太后的執政權力，被逼到牆角的老太后只能絕地反擊，王臧、趙綰乃至背地裡地支持他們的田蚡和竇嬰於是乎都被老太后一紙詔令逐出了朝堂。
多年以前，梁人高遂曾對竇嬰說過：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竇嬰跟著田蚡去趟罷黜百家的這道渾水，結果卻徹底撕裂了他與竇太后之間的血緣親情。從此，罷職的田蚡還能仰仗姐姐王太后的裙帶關係繼續影響朝政，伺機東山再起。竇嬰卻永遠地淡出了漢朝的權力核心，淪為過氣老臣。司馬遷在《史記》中批評竇嬰說：
魏其誠不知時變。——《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竇嬰從權力巔峰的跌落是如此迅速，的確不能不歸咎於他對時局的錯誤觀察。但要說竇嬰胡塗到這個地步，甚至連田蚡、趙綰與竇太后誰親誰疏都拎不清楚，恐怕也不是事實。竇嬰的失敗說到底是野心太大。
七國之亂前，竇太后曾有意立少子劉武作孝景帝的嗣君，結果被竇嬰攪黃了。竇太后一怒之下削去了竇嬰的門籍，把他踢出竇家。直到七國之亂爆發，太后和竇嬰為叛亂的險惡形勢所迫，才終於冰釋前嫌。
把自己的全副身家寄托在喜怒無常的嬸娘身上，對竇嬰來說其實也不那麼保險。到建元元年，竇嬰既然已經成功地坐上了丞相的寶座，他也就有了擺脫太后、自立門戶的資本。
參與推動罷黜百家之事，一面可以避免儒生這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被武安侯田蚡盡數爭取過去，另一方面又可以藉機向竇太后奪權。這看起來應該是個一石二鳥的計劃。
只可惜，這個計劃所甘冒的風險太大，竇嬰孤注一擲，孰料輸得最慘，被迫黯然下野。而在他下野4年後，年邁的竇太后也駕鶴西歸。於是，那一張原本坐著四個人的賭局，便只剩下田蚡和漢武帝二人對賭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先謙《漢書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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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
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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