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女商人 历史上有哪些有名的女商人

历史上有哪些有名的女商人  

一、餐饮业

唐代女商人所经营的餐饮业，一般以小本经营为主，规模较小，利润也比较低，除了胡女经营的酒店具有一定的商业规模外，其他有关唐代女性所经营的餐饮业中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且存于史料记载中仅《太平广记》卷286中记载汴州有一个名叫板桥十三娘的女商人。

她有数家店铺，商业规模相当可观。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

然而家甚富，多有驴畜。”

其他有关女性经营餐饮业的记载多是小本买卖，经营品种也比较单一，大都经营一种与饮食有关的买卖。

如单纯经营茶、酒、饼的买卖，其中又以酒和茶的经营为主要商业内容。

《定命录》记载名臣马周之妻原先就是卖饼媪。

《太平广记》卷一三四《谢氏》载，唐雍州万年县阎村，有妇女谢氏，生前曾自制小升酒器酤酒。

这种小范围的经营活动中，大都集中在集市上并有固定的场所和固定的经营时间。

史料记载多集中在《太平广记》中，如卷70记载的广陵茶姥，“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

卷106记载的江淮人宋衍溺水得救后，曾遇一“孤姥鬻茶之所”，并有“茅舍两间”。

卷382记载的居毓财里的洛阳郭大娘，“以当垆为业”。

卷109记载的唐冀州封丘县，有老母姓李，年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原无‘家’字，据《法苑珠林》九四引补)镇沽酒”。

长安西市的阿婆清所售之酒是名扬全国的好酒。

在众多的餐饮经营行业中，最具特色的当属胡女开设的酒肆。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招素手，醉客延金樽”。

这些酒肆以美丽胡女的微笑为商业招牌，吸引了大批的风流文人酒客进入酒肆进行消费。

“五陵年少金市中，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何处游?笑入胡姬酒肆中”。

在这些胡女酒肆里，卖酒的多是妙龄少女，而且相貌不凡。

唐代诗人不惜笔墨对卖酒女的美貌尽情赞许。

“锦里多佳人，当垆自沽酒”，“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

酒肆的食客可以尽兴听歌、随意饮酒，如贺朝的《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

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

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

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杨巨源《胡姬词》都是其中的名篇。

在胡女酒肆日渐兴旺风气的影响下，吴姬越女也效仿胡女酒肆的营业风格，在交通发达的乡村路口广开酒肆营业：“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以谋取商业利益。

这些独具西域风情的酒肆模式和经营特色，不但显示了胡女的豪迈之美，而且也凸现了其独特的经营智慧，成为唐代商业经营中最具唐风特色的一幕。

二、织造业

唐代经营织造业的女商贩，多集中在市镇上，且以小作坊式为主要经营方式，一般所得收入，仅供基本的衣食之需。

从事这种营生的女商客，多为孤寡之人，家中无男丁。

《太平广记》卷21记载的广州何二娘，年约二十，与母亲同住，“以织鞋子为业”。

卷196记载的长安城内的胜业坊北门也住着这样的孤母寡女“以纫针为业。

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

”生活十分穷困。

卷242记载有康州悦城县的寡妇温，也以“绩布为业”。

卷303记载的东都老妇人以卖履为生。

那些专门为皇宫织布的女工，辛苦织成的布匹如果达不到宫廷要求也只能贱价出售。

我们从鲍溶《采葛行》“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宫里怪”里，可以推断出这些女工也从事商业性质的经济活动。

除了织布出售之外，也有以制作成衣出售的女商贩，这种营生类似现在的裁缝。

天宝年间长安城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

从事这种经济活动的女性当属不少，这也是制造业本身对性别的要求和男女劳动分工不同所致。

三、冶金业

古代的冶金业当是属于技术性含量较高的行业，一般人不易得到这种技术。

因此，在史籍中有关商业性质的冶炼业记载很少。

以冶炼业为生的商人以洛阳寡妇高五娘最为有名，而且是夫业妻继。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

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

高氏能传其法”。

夫死之后，高五娘仍“以黄自为业”。

高五娘掌握此冶炼技术后，致富极快，招致了别人嫉妒，被人告发。

“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

四、其他行业

唐代女商人所从事的其他商业买卖，基本上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紧密相关。

有以卖菜为生的“卖菜家妪”，“鬻蔬以给朝夕”；有以卖花所得来赚取小额生活费用的，僧珉楚曾在路上“遇一妇人卖花”。

也有沿街售卖颜料的女子，《太平广记》中记载一男子“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

板桥三娘子经营餐饮业的同时，也临时出租畜力，“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轻贱其估以济之”。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贸易中，唐朝史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因商致富的商业女强人。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从事冶炼黄白之业的高五娘外，《唐代墓志汇编》中提及的杨氏也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成功女商人，人称其会“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太平广记》中的卢氏也是一个商业奇女子，书载，“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荥阳”，其母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

其他无名的商业成功女子，史书中也不乏记载：唐余干县厨王立调选，途中遇一位寡居商妇，乃“贾人之妻也。

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

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

除了以固定场所进行商业活动的女商贩外，还有一些四处贩卖货物的女行商。

《北梦琐言》卷八记载，晚唐时进士赵中行以豪侠为事，一次，在苏州一所禅院与一位名叫荆十三娘的寡居女商相识，女商“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

元和年间的谢小娥为“估客女”，曾随同父、夫往来于江湖，进行某种商业贩卖活动。

仗义疏财的女商荆十三娘，在苏州一带经商。

在这些女商人中，也存在为数不少的不法女商贩。

她们在商业买卖中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以获取暴利。

《太平广记》卷134《谢氏》记载女商贩谢氏卖酒时就曾因缺斤少两，死后遭到报应。

“生时酤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为牛。

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

也许是因为她们的财富招致了别人的嫉妒而被人毁谤，被人编译成故事来警示后人。

但是，不否认不法商业行为也在她们中间的存在。

就唐代女商人本身来讲，她们自身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从她们的年龄来看，大多比较年长。

如洛阳的高五娘嫁了两个丈夫，年龄应当不小；东都卖履的老妇也是年暮之人等等。

其次，从她们的婚姻家庭来看，一般是孤寡之人。

如康州悦城县绩布为业的寡妇温。

再者，这些女商人所经营的商业成本较低、商业规模较小、商业场所比较固定。

大都集中在相对安全、稳定的城区市镇中间，尽管这里的商业活动比较频繁、便于交易，但这与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唐朝兼容开放的社会风气、商业贸易的兴盛都是唐代女商人存在、兴盛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唐朝女商活动的发展，并为唐朝女性群体的社会社交活动提供了宽泛的社会背景；反之，唐朝女性广泛积极参与社会商业经营性活动的行为，也反衬了唐朝社会文化的豁达。

唐朝是古代女性群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璀璨的年代，并为后世女性从事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

尽管唐代的女商人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范围、经营内容都和男性群体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其在文化内涵、女性角色的社会意义上，唐朝女商更被赋予了某种更深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