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休止的嘉禾舞曲 历史告诉我们，要阻止腐败的无休止的循环，就要解决体制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要阻止腐败的无休止的循环，就要解决体制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选民心情不好。再一次。我们经常（也有理由）对我们的政治家感到失望，但“把流浪汉赶出去”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我们都在为另一场愤怒选美做准备，这场愤怒选美将在接下来的13个月里席卷美国生活，直到选举日。

这一我们历史上被遗忘的时刻表明，摆脱糟糕的政治情绪的方法并不是更加愤怒，而是一种新的政治观点。1900年左右，一位年轻的记者对“庸俗”的政客们愤怒多年后，迫使选民们抵制“和人群一起出去‘砸东西’的冲动，”

太容易了，揭发丑闻的林肯·斯蒂芬斯开始争辩，认为坏政客只是不道德的人。相反，他要求他的大量读者关注结构而不是个人，思考导致政治腐败的扭曲系统，并考虑愤怒的选民无意中鼓励他们谴责行为的方式。

斯特芬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这位年轻的作家在流浪癖、反宗教主义和偏爱庸俗而不受尊敬的人的驱使下，从加利福尼亚跳到欧洲，再跳到曼哈顿。他磨练了他那灼热的散文，了解了纽约的“低俗生活”，在19世纪90年代的曼哈顿，他是一名犯罪记者。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经常犯错，有时是个傻瓜，但很少是个懦夫。一位政界人士称他为“天生的恶棍，一往无前。”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斯特芬从小就诅咒他的领导人。1865年至1900年间，由于领导人未能解决镀金时代的巨大创伤，沮丧的市民们指出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政治丑闻和选举失窃。市民们常常看不起政党，就像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写道，所有政客都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滴着烟草汁，衣着不整，从不富裕和自尊……一个堕落的种姓。”

攻击领导人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亨、高调的编辑和“贪图权力”的新兴政治家都坚称自己知道如何清理政治。用“最优秀的人”取代坏的、不道德的人——富有的、敬畏上帝的、受人尊敬的人，民主就会自我修复。所谓“最优秀的人”，他们指的是他们自己。

一次又一次，愤怒的选民们尝试了这种方法，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把流浪汉赶出去。在大城市，“改革者”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案，定期赢得市长职位，但同样很快就失去了权力。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国会的控制权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易手，然而政治却变得更加腐败。

但是作为一个与奸诈的警察和诡计多端的政治人物交朋友的犯罪记者，斯特芬偶然发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方法。他没有说教，而是倾听。他发现，如果你让人们说话，他们会说话的。斯蒂芬斯在警察局和游泳池大厅里闲逛，尽他所能吸收一切。他甚至容忍了一位名叫泰迪·罗斯福的年轻警官没完没了的演讲（尽管斯蒂芬斯想出了办法让他的新朋友闭嘴）。他拒绝在纽约孤零零地坐着，去全国各地研究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肮脏伎俩。

斯蒂芬斯把美国读者介绍给腐败的老板，这些老板让今天最讨厌的候选人看起来胆小。他与绰号为“辛基丁克”和“澡堂约翰”的人物交上了朋友，沉默寡言的党派暴徒向斯蒂芬斯敞开心扉，像同一项运动的粉丝一样分析他们最好的把戏。通过人性化的选举买主，工会的破坏者，被指控的杀人犯，和被证实的杀人犯，他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领导问题持续存在。坏政客不一定是坏人，整个社会都在助长他们的罪恶。

他从费城政治机器的老板以色列·达勒姆身上学到的最多，这个组织腐朽到本·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投票名单上。（费城人开玩笑说：“创始人在这里投票过一次，现在他们在这里投票了。”）

但斯蒂芬斯喜欢伊兹·达勒姆。他得出结论说，达勒姆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成功的人，被困在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体系的顶端。达勒姆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但社会一直在为他报答。在其他方面，达勒姆解释说，来自正直公民的经常性竞选捐款，比任何非法回扣更能购买影响力。老板喊道，这样的贡献“比贿赂还糟糕！

与达勒姆和其他老板的谈话让斯特芬得出结论，愤怒的公众关注的是错误的问题。政治上的肮脏伎俩并不是“特殊的、地方性的和犯罪的……不是坏人邪恶的偶然结果，而是自然原因的非个人影响。”沉迷于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喜欢对不道德的人大发雷霆，但真的很严重，非个人的结构，如竞选捐款的不断滴落，对购买权力和破坏民主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斯蒂芬斯开始疯狂地写作，在1901年至1904年间，他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著名的“城市耻辱”系列中发表了他的“曙光理论”。政治家不是一个特殊的恶人阶层；他们不比贿赂商人、懒惰的警察或目光短浅的选民更不道德。通常，愤怒的中产阶级公民，寻找一个可以指责的人，使毫无意义的改革循环和反复，抛弃个人，却没有做出真正的改变。

他们对政府中“坏人”的愤怒，实际上只是“那些认为自己在思考的受教育者的思想储蓄者，”Steffens宣称，一种避免考虑政治体制深层次问题的方法。

Steffens是1900年后重塑美国民主的新一轮改革的最清晰的声音。美国选民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改革者并没有大喊大叫不道德的老板，而是绕着他们转，推出初选、投票倡议、收回选票，最终直接选举参议员。进步的激进分子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善政治结构上，而不是他们所说的选举中对坏人的“私刑”，一些聪明的老板也加入了这股潮流。塔曼霍尔巧妙地把自己重塑成一个改革组织。但这很好；这意味着选民们对改革的回报超过了腐败。到1910年，记者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想象了19世纪最粗鄙的老板们在观察新的、更干净的选举时，“嘲笑地咯咯笑，直到他们脸上变成黑色”，嘲笑那些被阉割的政客，他们被迫按照更公平的规则行事。

在我们这个对媒体持强烈怀疑态度的时代，记住我们欠像斯特芬这样的揭发者多少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对政客们感到愤怒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考虑坏领导人来自何方。今天那些称政客为“失败者”的人，并不比那些虚伪的镀金时代道德家强多少，他们一边谴责华盛顿的“坏人”，一边试图加入他们。他们的言辞把每一场竞选都变成了一场奖励愤怒的竞赛，提供了一个烟幕，精英们在背后伪装成局外人。

，这就混淆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群体，政客们并不比我们其他人好，也不比我们差。如果他们臭烘烘的话，养活他们的体制就有问题了。

然而，对我们领导人的愤怒是当今的政治陈词滥调。只要我们把政治看作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争，无视奖惩他们的结构，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美国停滞不前的民主不仅是我们领导人的错，也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当作人事问题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