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馆 「红色记忆」杨玉池烈士儿子杨金潘、 长孙杨文灿访谈录

「红色记忆」杨玉池烈士儿子杨金潘、 长孙杨文灿访谈录  

　　林元正：为了追寻常太镇渡里村的革命史迹，请您谈谈您父亲杨玉池烈士的革命事迹，不完整的可以由阿灿（杨文灿）补充。

　　杨金潘：我父亲1902年左右出生，小时候读过私塾，是有文化、头脑灵活、聪明的人。玉池配有长枪（即步枪），平时不用时，他把枪藏在厝里桌凳（即小竹床）下面，防止被敌人发现。当初游击队有经过的时候经常住在我家老厝里（现房子不在了）。我父亲主要在广业（今庄边、新县、白沙、大洋）一带活动。1936年新笋上市的时节，我父亲及10多名游击队人员接到上级通知，由渡口外坑到新县泗洋外坑执行任务，游击队（执行任务过程中）遭遇到国民党兵，据说我父亲当场被子弹击中牺牲，尸体被外坑好心的村民就地掩埋。第二天天亮，就有人来告知我母亲方九友说，你家玉池被国民党兵打死在新县外坑了。我母亲听说后，哭得死去活来。父亲牺牲时我9岁，他过世后，国民党兵把我家的稻苗都割去喂马。为了躲避国民党兵的“清剿”，我母亲在山上躲了两年，住在山竂里，吃野菜、野果。国民党军队就驻扎在渡口（今渡里），他们经常来外坑“清剿”，白天来，晚上不敢来，一来都有100多人，有“乡团”，也有保安队，“乡团”穿黄色制服，保安队穿得比较差。他们一来除了老人、小孩及亲近国民党的人没有上山去躲，其他青壮年男女，不管是否游击队家属都跑到山上躲起来，国民党兵大多时候走大路，这条路是通往仙游游洋的，叫岐兜岭路，一般由渡口保长或保丁带路。他们一进外坑，会抢走游击队及与游击队有关系的家庭里的猪、牛及稍微值钱的东西。我们村共有19人参加红军游击队，游击队领导雷光熙及陈文通的房子都被国民党放火烧了。解放后，渡口村里大多数帮助国民党镇压红军游击队、欺压老百姓的保长、甲长、保丁都受到人民政府清算。

　　我母亲是个有骨气的人，我父亲牺牲时她30岁，没有改嫁。她继承我父亲的遗志，担任游击队的交通员，经常为他们传送情报、送饭、送粮食等。游击队有时候会住到我们家里，我母亲也参加他们的会议。我父亲过世后，遗下4个子女，有3个男孩，一个童养媳，我是老大属鼠的，1925年出生；大弟弟、小弟弟、妹妹（童养媳），他们3个人在我父亲过世后一年内相继因受惊、挨饿、疾病而夭折。夭折那年，大弟弟8岁、小弟弟6岁、妹妹4岁。因为我母亲为躲避国民党兵追捕，经常东藏西躲，无法照顾到儿女，只能听天由命，让一个又一个儿女丧生。当时粮食不够，我和两个弟弟经常到稻田里拾稻穗，还到国民党兵在外坑煮饭的灶台上找锅巴吃。我的年纪大一些，命大一些，没有病死、饿死。

　　我以前每月领到遗属补助才200元。

　　马院人邱子国是莆田游击队的领导，（1940年冬），他从渡口招募了9个人，分别为方乌桃、雷德妹（雷光熙姐姐）等人，加入红军游击队，潜伏到乌龟岛伪军部队里。

　　杨文灿：我爷爷约1902年出生，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爱抱不平的人。因家庭贫困，且又受到大姓人家的欺负，1933年在莆田地下党领导老柳（音）及陈建新（闽中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引导下参加革命的。1962年左右，我奶奶有带我们去找陈建新。陈建新新家在城关东门兜，即天九湾附近，他是城郊人。

　　60年代后，我父亲和弟弟华文雄（因为父亲与母亲两顾，弟弟华文雄随母姓）去新县外坑为我爷爷拾遗骨（即敛骨），没有看到头盖骨，只拾回三把骨头。

　　我奶奶在她30岁时爷爷牺牲，我奶奶叫方九友（音），我的奶奶属龙的（1904年出生），从1980年开始得到政府的照顾，每个月领到烈士遗属补助9元，领了一年多就因病去世了，当时80来岁，距今30多年了，如果健在有114岁。

　　我父亲共育有3个子女，都是男的，我是长子。1948年出生，属鼠的，解放初期，在渡口小学读书，1963年初，老革命傅春（音，白沙澳柄人）在渠桥办学（陈建新办在渠桥锦墩的中学，傅春当时为校董即校长），我在那边念书，这个中学当时主要招收老区革命子弟。1963年下半年，傅春在埭里办了莆阳中学，我就到那里继续读书。1965年10月，常太公社照顾我到邵武煤矿学校（中专）进行半工半读。1969年我带薪（30元/月）到建宁上山下乡。1971年分配到国家冶金地质三队当干部，主要在龙岩一带工作，从事矿藏勘探。2008年我退休回渡里。

来源：今日城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