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和影响 谈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谈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谈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浅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文学是文化现象，它归属于文化。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相比，它的特点是内涵深邃，变化比较缓慢，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文化与其说是某种意境完成的结果，不如说是趋于完成的过程。中外文学史上很多复杂的典型，仅仅作政治观，从政治角度是解释不清楚的，只有转移到文化观，从文化角度说明，才能令人信服。说不尽的阿Q，当然体现一定的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但主要体现的是文化现象……阿Q、奥勃洛莫夫以及其它类似的审美对象，不仅打着阶级的、社会的烙印，更凝聚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正由于他们饱含现实中的文化成分，体现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才有如此广泛的涵盖面，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他们是现实的，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又是超现实的，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高长印《文化讨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谈谈文学与生活的辩证关系

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
文学来自于生活
文学促进生活更上一层楼
生活是基础
文化是基础之上!

从发展论的角度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生活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社会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前提。
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或主导形态，也都面临着不同的矛盾和斗争。时代会更替，与此同时作为文学表现或投射对象的社会生活变了，文学的内容也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化。比如被孔子盛赞不已的“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其文学艺术到了诸侯纷争的战国就完全败落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子散文和屈原的楚辞，其中洋溢着的是兼并时代纵横捭阖的生存智慧和亡国焦虑。总之，某个时代的社会主流思想进入文人知识分子的头脑，许多文人作为这个阶层代言人的思想家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就表达了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可见社会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前提，文学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体现。

浅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文学可以反映人生，文学高于现实，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然后作用于人生，取得进步。

大学《古代文学基础》考试，论述题：“谈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请问各位老师这道题应该怎么答？

【文学可以用来书写历史的过去】
【历史可以引导文学潮流的方向】

大学《古代文学基础》考试，论述题：“谈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请问各位老师这道题该怎么答？

几点吧，一是文学的发展伴随着历史的延续。二是历史事件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没有历史的宏大和曲折，就没有文学的多姿多彩，三是文学给历史做了记述，虽然很多艺术加工，但是仍然保存了很多历史记忆。四是文学帮我们客观的看待历史，丰富看历史的角度。只能说些大概想法，供参考

谈一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800字左右。。。

诗意的栖居——浅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倦地在寻找，在探求，在孕育，终于，人类这棵奇妙的生命之树，绽放出了一枝奇妙的精神花朵。这一精神花朵就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审美。这就正如诗人讴歌的那样：“它叫给强者一支叛逆的神杖，为弱者开辟出一片宁静的港湾；它使美的灵魂显得各个内美，使卑鄙的灵魂面对无法闪避的明镜。一旦聪慧而狡黠的人类开垦出了这片神奇的精神乐园，人们便在告别了洪荒岁月后有了自己的第一首诗、第一支歌，并因此而常使自己的生命在一瞬间现出奇迹，光华四射……”①这就是人生的审美化，这就是审美人生。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审美地活着的。并非每个人都可成为诗人，但我们可以诗化生活，像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离开审美，我们的人生便会变得黯淡无光，了无生趣，更不会文坛中伟大的作品。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审美地反映生活的。作家对生活的高度的审美把握，将生活原型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源泉，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作家把审美获得的顿悟与愉悦物化为文学作品。从文学文本中，读者通过填空、对话、兴味、还原与异变等文学接受的过程，可以领悟出作品折射的时代内涵、作家的人格魅力、人物形象的内蕴等等。文学与人生之所以能够融为一体，是因为有作家的主体性存在。作家对人生把握的高度，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深刻度，决定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生、社会、人的心灵与精神的艺术探索，因此，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段人生。我们阅读作品，就要进入他人的世界，他人的心灵世界，并与之对话，以便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内涵。从文学作品中，读者可以审美地直观现实的人生世界。可以说，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审美地反映人生的，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审美地反思与领悟生活。
（一）直面惨淡的人性
康定斯基说：“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了自己的艺术的内在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②审美令作家痴迷地站在现实与理想的交叉点上，或者直接地展现理想，或者通过直接揭示现实的不完美从而间接地展现生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作家审美地反映现实生活。作家对生活的高度激情，对人性的热心关注，往往会产生伟大的作品。不管时光如何流逝，这些作品都是经得起考验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是中国一代伟大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总是毫不留情地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直至人性的底层。鲁迅的文学创作以揭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人性的扭曲，以这些折射出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些伟大的创作，离不开鲁迅对生活、对现实人生的审美把握。如果离开生活的原型，便不会有今天的鲁迅，更不用谈他在文坛的显赫地位。
在过去的38年中，鲁迅经历了童年时期的家庭剧变，祖父被捕，父亲病故，因而饱尝了人间冷暖，深味了世态炎凉；又经历了青年时期富国强兵梦、医人济世梦和维新梦的破灭，这里包括了对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的大失望，以及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所受的强烈刺激；人到中年又亲历了换汤不换药的辛亥革命和接踵而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种种，大概就足以使他深感旧的黑暗势力的强大、广大国民的愚弱和少数觉醒者形单影只的痛苦。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思考。他深感中国社会思想的陈腐性和落后性。在这样的时代里，鲁迅的笔头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弊端，人性的种种扭曲。于是，才有久经不衰、为世人传诵的伟大著作诞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坛乃至全世界文学界的伟大地位。
《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小说，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途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扭曲不余遗力地暴露，无不让读者看到了当时动乱的社会与人民的悲惨命运。倘若鲁迅先生没有生活于那个时代，他不可能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
除了这部伟大的著作之外，鲁迅先生的另一名篇《药》，更是值得一提。《药》表现了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主题。作品描述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为民众的解放而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作者赞扬夏瑜的革命精神和气节，痛惜民众的落后和无知。从这一有限的叙述文本中，读者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性的垂死边缘，人们在人性的沟壑死死挣扎。有限的文本，给阅读主体无限的审美空间。读之，留给阅读主体内心深处的是延留不逝的悲愤。作品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从切合情境的氛围中，含蓄地解剖人生。鲁迅先生样审美地把握现实社会，才创造了如此令世人惊叹的创世之作。
（二）直观自我、直观内心世界
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就此而言，人无法区别于动物。但人的优胜之处在于，他能够在生命活动中不断突破有限存在，从而不断地肯定自己栖居于无限的存在之中。生命，因为有审美，把无限变为有限。人生，因为有审美，精神世界才如此富有。这种审美的力量，往往使作家创作的作品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作家对自我的叩问，对内心世界的反照，使作品产生了一种自传色彩，读者通过阅读把握作家灵魂深处最可贵的东西。作家常常把自身的经历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型，进而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作品更有一种亲和力，更易引起读者的审美刺激。在这里，我想谈谈史铁生的文学是如何审美地反映人生的。
关于苦难，是史铁生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他在书中经常谈到“残疾情结”，非常怛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在史铁生看来，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上帝选择了史铁生去充任苦难的角色，选择他演一出荒诞剧，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所幸上帝总不吝啬给人可行的路，也愿意给人自由的意志。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带有自传意味的散文。文章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叙述他多年来在地坛公园沉思流连所观察到的人生百态和对命运的感悟。
“地坛”既是具体的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又等同于“世界”或“人生”。 这篇文章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追问和思考。作者以真实的自我，坦诚地投入作品中。作者以面对老朋友的真诚态度，回顾自己过往的生活，尤其是自己残疾以后的心路历程。地坛公园布满了一个残疾人轮椅的印辙，充溢着一个感悟者与对象倾心相谈的喁喁私语。作者娓娓而谈生命的种种体验，倾诉之中弥漫着一种沉郁的语调，闪烁着明亮的智慧之光。文章叙述内容跟随着作者对于人生的观察和思辨，饱含情感，对个人的体验加以思辨性的抽象思考。在残酷无情，痛苦无助的现实面前，地坛给予他生命的感悟。地坛中的一草一木和花虫雨露，无不透露着生命的蓬勃与顽强，他从迷惘中清醒过来，从颓废中振作起来，窥见到自身的存在。谁都知道，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来说，实现自身的价值将意味着什么，然而史铁生勇敢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这位用轮椅承载着生命之躯的残疾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灵魂得到涅磐，战胜死神，超越自我，真诚地面对生活，无比地热爱生命，使自己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有高度。
从《我与地坛》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内心是如何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与残疾作斗争的生活强者，一个对生命无悔的孜

谈谈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认识

文学理论是指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文艺学的一个门类。广义的文艺学，是研究文学艺术的科学；狭义的文艺学，只研究文学。传统的习惯把它分成三个门类：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实践。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重在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实践重在对文学的现实研究；文学理论则重在对文学作逻辑的研究。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的特点。
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固定不变的法则，而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它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进。文学理论也吸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从而又对文学史研究发生影响。
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

浅析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文学历史都属于文化的一种，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可以看得出来，语言文字也属于一种文化，文学的表达，历史的记载，都需要文字，有些文学作品中蕴含着对历史的思考，这就是历史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