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顺序怎么看 大秦帝国往事：麻隧之战后退出强国之列，河西之战后沦为二流国家

大秦帝国往事：麻隧之战后退出强国之列，河西之战后沦为二流国家  

荀子曾云：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国军队被史家称为虎狼之师，他们崇尚武力，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令敌人闻风丧胆，因此，秦军扫灭六国如风卷残云。其英武形象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从出土的秦兵马俑阵可见端倪。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规模宏大，栩栩如生，有两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其一，秦国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戴头盔，一些士兵戴的是麻布做成的小圆帽，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而中级军吏头戴双板长冠，高级军吏头戴双尾鶡冠，也没有戴头盔的。其二，秦国的士兵们肚腹微凸，现代人称作“啤酒肚”“将军肚”。

在战场上生死拼杀的士兵，怎么可以不戴头盔这种个体防护器具呢？这毫无疑问会增大士兵伤亡的机会和比例。是秦国穷吗？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国力日益强盛，士兵不戴头盔显然与穷无关。事实上，秦国结合玉器加工工艺制作的石质头盔和铠甲，设计理念先进，不仅注重外观美，而且更注重实战需要。以盔甲装备的军队的数量也庞大，号称“带甲十万”，军官穿鱼鳞甲，士兵穿石质甲胄，就连战马也配石铠甲。韩非子披露：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兴奋得嗷嗷叫，根本就无所谓生死。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同样记载：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原来，秦国士兵打仗不戴头盔，是渴望多杀敌、不怕战死的表现。既然渴望多杀敌而不吝惜生命，那就不必头戴妨碍杀敌效果的头盔。秦国士兵打仗不戴头盔，甚至脱去铠甲，显示了其勇武和自信，无疑会从气势上压倒敌人。

作为能征善战的士兵，怎么会出现肚腹微凸的富态？一般来讲，作为士兵在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频繁的战场厮杀环境中，是不容易形成如此体形的。事实上，秦国士兵训练有素，战场上的厮杀也是家常便饭，问题还是出在他们大碗喝酒上。秦国士兵在两军开战之前，一般都要喝酒，因为酒壮英雄胆嘛。酒至微醺，豪气胆量陡然升起，打起仗来就不惧生死。难怪古书会这样写道：秦国士兵科头跣足，袒胸露背，英勇无比，左手提着兵器，右胳膊下夹着俘虏首级，疯狂地追杀自己的对手。六国的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婴儿碰到了大力士，怯夫碰到了猛士，双方之战犹如千钧之力击于鸟卵之上……只要遇见了这样的虎狼之卒，那么，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幸存。这是秦国军功爵制催生的虎狼之师，威名远播。

然而，猛虎曾是病猫。从秦穆公死后至秦献公即位期间，秦国在麻隧之战后，已退出强国之列，在河西之战后，已沦为二流国家。

秦穆公时期，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声名远播，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穆公离世后，康公继位。在秦康公统治的年代里，秦晋多次交兵，其中较大的有四次：公元前619年，秦军攻晋，占领武城；公元前617年春，晋伐秦，夺取秦之少梁；同年秋，秦实施报复性进攻，占领晋地北征；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决定伐晋，本来早有准备的晋军有取胜的机会，但由于赵穿采用了错误的战术，贻误战机，秦军安全撤兵。不久，秦又出兵攻占晋国瑕地（河南陕县西南），次年，晋国又夺回秦向东进攻的咽喉之地瑕，并派大夫詹嘉驻守，紧紧扼住“桃林之塞”，堵住了秦国的出路。表面看，秦晋势均力敌，但实际上，秦国已开始走下坡路。

麻隧之战后，秦国已退出强国之列。

公元前580年，秦晋两国在令狐订立盟约，双方表示要停战。但就在这次会上，双方各怀鬼胎，互不信任。果然不久，晋厉公就为攻秦大造舆论，同时进行外交活动，争取楚国的中立。公元前579年，晋楚召开弭兵之会，订立休战盟约，共同约定：彼此不动刀兵，信使往来，并联合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争取了多数国家支持，就联合了鲁、齐、宋、卫、郑、曹、邾、滕，连周王室也派刘康公、成肃公参加，组成十国联军，兵力12万，开始向秦国大兴问罪之师。

公元前578年，晋国派吕相至秦宣布绝交书，历数晋献公、秦穆公以来秦国的“罪恶”：从晋文公死时秦国不派人参加葬礼，一直到秦晋两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把一切罪责都加到秦国名下，尽其夸张之能事，将晋国形容为被欺负与被损害的角色，这就为伐秦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当年五月，陈容强大的晋军同秦军战于秦国的麻隧（陕西泾阳北）。晋师兵力是秦军的一倍，从数量上占优势，加之将士协同一致、斗志昂扬，“晋帅乘和”，导致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晋师渡过泾水，至侯丽（泾阳县境内）而还。晋厉公还亲自到新占领的秦地新楚（陕西大荔、朝邑）迎接凯旋的晋军。这是自秦康公以后晋军第一次大败秦军，并深入秦国的腹地。麻隧之战后，秦军组织几次反攻，取得一些小胜利，无法扭转战局。至公元前575年，秦的军事实力已无法与晋、楚这两个大国相抗衡了。故晋国范文子说：“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在晋人的心目中，包括秦国在内的三强已服，晋国只有一个强敌，就是楚国。可见，秦国已积弱到何等地步！

公元前559年，晋悼公会集齐、宋、卫、郑、曹、滕、邾、薛、杞、小邾等共同伐秦。这次战役是在秦国泾河岸边进行的，当晋军将士要渡河时，秦军在泾河上游施放毒药，毒死许多晋国将士，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晋军的进攻，在鲁人、郑人及吕人勇敢精神的带动下，晋方的军队冲过泾河，一直攻到陕西华县附近。晋国这次又深入秦国腹地，是继麻隧之战后晋对秦战争中的第二次重要胜利。

秦国失利，主要是晋国自晋惠公“作爰田”“作州兵”之后，晋文公继续改革，使奴隶制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国势不断增强，而秦国统治阶层保守势力强大且顽固，国君或昏或庸，封建制发展缓慢。

河西之战后，秦国沦为二流国家。

经过春秋时期的长期斗争，到战国时期的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秦穆公以后，在其他诸侯国进行封建改革的时候，秦国依然维持旧的奴隶制，使得秦国的社会发展落后于其他诸侯国。自秦厉公以后，即躁公（公元前442年至前429年）、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出子（公元前386年至前385年）几代国君统治时期，秦国日趋削弱，不断遭到外部打击，军事上屡屡失败。即秦孝公所说的“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这期间，秦国四面受敌，屡有败绩，国势日颓。公元前441年（躁公二年）南郑叛乱；曾经与秦修好的西戎义渠也于公元前430年（躁公十三年）向秦进攻，一直打到渭水。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起，魏国开始进攻秦国。是年魏军大举攻伐秦国，一直打到郑（陕西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国繁庞（陕西韩城东南）。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到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魏军占领全部河西之地，秦国几次反攻均以失败而告终。魏据河西，遏制秦的扩张，成为秦心腹之患。

那么，秦国连续六代被动挨打的原因何在？

秦国高层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尖锐。公元前428年，秦躁公死，这时秦国的大权操在以庶长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手中。守旧派的贵族们立躁公之弟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为君，但是不到三年，大庶长竈和其他贵族一起逼死怀公，于公元前424年，立怀公之孙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为君。

在秦国奴隶制国家机构中，设立最早、最重要的，也是秦国所特有的官职，就是大庶长。庶长是秦国建立不久就出现的一个官职，原为武官，因秦国系在不断同外部进行武装斗争中扩展的领土，所以新拓展的土地即有统兵的武官管理，他们要管理庶民，故称“庶长”。由于庶长既统兵，又负责地方统治，逐渐成为除国君以外权力最大的官员，有的庶长竟能废立国君，如公元前704年，秦宪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三人竟将原立德太子废掉，另立出子为国君。大庶长竈和其他贵族一起逼死怀公，也可看出大庶长权力很大，在秦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时由于秦国内封建因素的增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部分主张改革旧制度的进步势力，这一部分势力是以灵公之子公子连为代表的。正因为这样，在灵公死后，控制政权的守旧势力坚决反对立公子连为君，却从遥远的晋国接回灵公的叔父悼子，立为国君，是为秦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

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去世。为易于控制，秦国守旧势力把年仅两三岁的惠公之子出子推上君位。出子当上国君后，其母小主夫人当政。守旧势力属既得利益集团，而小主夫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不遗余力地维护旧的奴隶制，反对任何改革，她的做法引起国内新兴势力的反对。史书记载：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几乎举国上下都对朝廷严重不满，国家动荡不安。

正当国内骚动之际，一部分反对小主夫人的新兴势力，拥戴者流亡在魏国的公子连，准备奔回秦国夺权。他们开始从郑所之塞（陕西华县东）进入秦国，但被守塞官吏阻住，不能入境。这时，国内的一部分新兴势力作了一系列准备之后，从翟地进入焉氏塞（宁夏固原东南），将公子连接入秦国。小主夫人得到公子连入境消息后，慌忙发兵并宣布要在国境上讨“寇”。但是，由于秦国的新兴封建势力已经强大，并有很强的影响力，连讨“寇”的部队也不满当时的统治，在进军途中，秦军的部队竟然与”寇“联合，于是讨寇的队伍变成了拥护寇的力量，浩浩荡荡的部队将公子连迎回秦国的首都雍。小主夫人见众叛亲离，旧势力已不堪一击，遂绝望而自杀，公子连就这样取得了君位。他就是开始在秦国实行分封建改革的秦献公。真是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崩。

守旧势力长期把持权柄，抱残守缺，极大地阻碍了封建制的发展，使秦国与致力于改革的其他诸侯国相比明显落伍了，这是秦国连续六代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在秦国衰落的同时，三晋分家后的魏国重用人才，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李克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制度，实行“尽地力之教”，使魏国迅速富强；李克还著有《法经》，内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是第一部封建法典，促进了魏国的法治建设。

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受到魏文侯的重用，使这位军事天才得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吴起在魏国从扩大兵源和提高战士军事素养抓起，推行征兵制，并通过强化高强度高难度的军事训练，打造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武卒。这些武卒能够“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戟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成为当时最强的武装力量。吴起还根据不同敌国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对于秦国，他认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针对这一特点，吴起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那时魏国同秦国相比有较大的军事优势。从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起，秦国就受到魏国攻击。这一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陕西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的繁庞（陕西韩城东南）。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到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郃阳（陕西郃阳东南）等城。魏国取得河西数城后，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原来，秦和魏本以黄河为界，在河西，魏国只有黄河边.的少梁（陕西韩城西少梁村）一城。但魏国取得上述一系列胜利后，河西之地全部归魏占有。魏设河西郡并筑城，派吴起守河西，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利剑。据记载，吴起“守河西，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在这种情况下，秦只能退守洛水，沿河修筑防御工事，建重泉城（今陕西蒲城）固守，与魏军对峙。

秦国对于魏国占据河西，始终视为心腹之患，但由于魏国军事力量强大，秦亦无可奈何。吴起曾使用各种办法激励魏国民众为国杀敌立功。他告诉魏武侯：要达到“发号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必须“举有功而尽飨之，无功而励之”。魏武侯按照吴起的办法，就在庙廷上举行隆重的宴会，有大功的士大夫坐在前席，享用头等的美味和餐具；次一等的居中间，食具和馔肴稍次；无功者坐后行，待遇又次。同时又使这些士大夫的父母、妻子立于门外，以其功劳大小给予赏赐。这样一来，使人人以杀敌立功为荣。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十一年），秦国出兵进攻魏国的阴晋，魏国战士主动进行抵抗：“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于是，吴起专门挑选原来未曾立国战功的战士五万人前去迎击秦军。这些战士受到刺激和鼓舞，争先恐后，奋勇杀敌。结果仅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秦国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可惜，魏军攻取了河西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然而却没能乘胜追击，夺取秦国的粮食基地渭河平原，为秦国的再度崛起留下了转圜余地。魏国实力强大，如果能趁秦国还相对较弱之时，削秦灭韩，使其国土东西连成一体，霸业可期。

秦孝公即位时，秦国与东方诸侯大国相比，仍处于劣势。一河（黄河）一关（函谷关），是秦国险要的天然屏障，但河西之地仍在魏国控制之下，秦国东扩受到严重阻碍；秦国虽然经过献公的一系列改革，但封建制度很不完善，国力还不强，各诸侯大国仍把秦视为戎狄，甚至不与之会盟。这给21岁的孝公很大刺激，他认为秦国处在这样的地位，“丑莫大焉”，决心变法图强，“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变法后的秦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兵革大强，国势日增，诸侯畏惧，从此秦国驶入了统一中国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