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主要矛盾变化 岳飞之死：文官与武官矛盾爆发的结果

岳飞之死：文官与武官矛盾爆发的结果  

摘要：在宋金局势不明之时，文官集团就对武官兵权的解除表现出热切的关注。由此可见，文官集团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甚至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

引言

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避免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武官乱政，着力提高文人地位，削弱武官地位，从而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由此，文官地位逐渐上升，武官地位逐渐下降。但这一局面在南宋初期被打破，由于朝廷内外复杂的形势，内有农民起义，外有金人入侵，武官地位迅速上升。文官武官矛盾迅速激化，由于宋金局势的缓和，朝廷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岳飞最终惨死风波亭。岳飞成为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牺牲品。

建炎四年(1103)，高宗逃到温州。兀术一时不能捉住高宗，便引兵北返，金兵在沿途大肆杀烧掳掠，明州、临安府、平江府、建康府等繁华城市和附近农村受到严重破坏，百姓惨遭浩劫。在此情况下的南宋朝廷，不得不启用武官来抵御外侵。南宋朝廷内部则分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内斗不断。此外，南宋朝廷借用抗金名义搜刮民脂民膏，实际却不肯把武装力量使用在抗金斗争上，以致长江以南的明州、杭州、江州、洪州、潭州等全部遭到金人的蹂躏。

建炎四年(1130)，在福建路的建州、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今江西赣州)、湖北路的鼎州(今湖南常德)，都先后爆发了起义。南宋此时内忧外患，局势堪忧。南宋初期，内有起义，外有金人入侵。在此局势下，武官权力、地位都得到提升，崇文抑武政策有所变化。武官力量崛起，与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相反。韩世忠蔑视文官，称文人为“萌儿”，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南宋诸将还拥有扩军权和领兵作战的权力，这是北宋武官所没有的。北宋实行更戍法，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且出现了“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军队人数众多，韩世忠兵力最少三万，刘光世兵力达五万左右，张浚兵力达八万，岳飞兵力达十万以上，吴阶兵力达六七万。

而且，皇帝也不采用北宋时节制武官的办法，不用监军与阵图，使得武官的自主权得到很大的提高。随着武官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其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宋朝南渡之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甚至一些低级官吏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建炎之后，朝廷对官员的赏赐大多废除，但是武官的俸禄稳定，补贴也多。由于武官经济实力的提高，他们大兴回易，积极田营。南宋初年，武官私养亲兵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有了跋扈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南宋初期，崇文抑武政策得到缓和，武官地位显著提高。

郾城之战中，岳飞获得大捷。但宋高宗令其退兵。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收复之地再次沦陷。在此期间，宋高宗启用秦桧为丞相，命其主持谈判，向金乞和。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其后，双方虽有过数次战争，但始终没有改变这一抗衡并存的态势，大体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绍兴和议对宋而言是屈辱的，但确实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的产物。双方皆不堪连年交战，在无法消灭对方的情况下，为避免战争将双方都拖垮，达成和议，并立共存。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实力对比，认为宋与金决战，并无胜算，故主张和谈，“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这一见解不无道理。然则，该谴责的恐非和谈本身，而是高宗与秦桧的卑躬屈膝和过度退让。宋金议和之后，大体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南北方经济得到发展。“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士大夫集团不能再容忍武官势大，开始了夺权之路。

如张浚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武官解除兵权的过程是与宋金议和相辅相成的，并非文人集团的所有人都同意议和，但他们对解除武官兵权一事达成了共识。由此看来，在宋代文人主政的情况下，岳飞不得不死。宋代文人敌视、打压武官的传统深入骨髓，在宋廷尚有外敌入侵、朝不保夕之时，士大夫集团就开始筹谋削弱武官的权力。

如建炎四年(1130)，汪藻上疏弹劾武官:

“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飞扬跋扈……甚于外患，不循朝廷法度……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此奏疏字里行间杀气腾腾，迫切想要收武官之兵权，削弱其权力，降低其地位。这封奏章可谓是士大夫的共同心声。士大夫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显示了狭隘的政治心胸。

岳飞之死，是文官与武官矛盾爆发的结果。崇文抑武局势下的岳飞随着宋金局势的变化，宋金议和在即，文官集团已经迫不及待要解除武官兵权，重新确立宋朝的崇文抑武政策，重回权力中心，恢复宋朝的一贯传统———文人主政。和议完成之后，文臣夺权之路开始，此时的皇帝与士大夫集团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恢复自北宋就确立的祖宗家法———崇文抑武政策。

宋朝文官武官集团矛盾尖锐，而岳飞正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士大夫集团保守、不思进取，为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对外屈辱求和。绍兴三年(1133)，伪齐在金朝的支持下攻占襄阳府，并取得了京西路的大部分州县，从而严重威胁到了南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全。岳飞的军队从五月初开始出兵，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襄阳府、随州、信阳军等六个州郡后，随后奉命停止前进。

这时，32岁的岳飞被升任节度使，和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前辈将领并列。岳飞的军队离开鄂州进行北伐，到达德安后先后收复了蔡州、颍唱、淮宁、郑州、洛阳。郾城会战时，金国人用“拐子马”冲击，岳飞运用巧妙的战术，击溃金军。金军又以重甲骑兵“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遣步兵上阵，以麻札刀、大斧专砍马足，杀得金军尸横遍野。金将完颜宗弼哀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军士兵也惊呼:“撼山易，憾岳家军难!”接着，又在颍昌大败金将兀术军队的反扑，取得了颍昌大捷。

金军大将韩常也不愿再战，派密使向岳飞请降。岳家军给金军以重大打击，创造了收复中原的有利条件。此时的岳飞意气风发，剑锋直指金军，意在收复中原，迎回二圣。岳飞和他所统帅的岳家军在抗金战场上，战功赫赫。但岳飞在政治上极其幼稚，“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多次提出收复失地，迎回二圣。宗泽说:

“圣人爱其亲以及人之亲，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当与忠臣义士合谋肆讨，迎复二圣。”

高宗不得不做出迎二圣的姿态，用以笼络人心。岳飞手握军权，不能体察上意，再三提出迎回二圣的问题，触怒高宗难言之隐。此外，高宗认为岳飞拥兵自重、桀骜不驯、干涉立储、反对议和。高宗是投降派的代表，岳飞则是主战派的代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宋金议和前夕，岳飞已大祸临头，他自己却懵懂不知。岳飞之死《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

许多人认为秦桧秉承金人旨意，商讨宋金议和。秦桧杀岳飞原因有三:一是摸透了高宗心思，秉承上意;二是摸透了金人的想法与暗示;三是岳飞与主和派矛盾尖锐，并且与秦桧的关系恶化，不肯陷害韩世忠，而且公开表示对他的不满。正如《宋史》的撰者脱脱所说:“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王曾瑜认为:“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而秦桧和张俊是帮凶。

高宗是岳飞命运的最终决定者。赵构是投降派的总代表，而岳飞和投降派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岳飞表现出的桀骜不驯也加深了赵构对他的不满。绍兴七年(1137)，大将刘光世解除兵权，因军队指挥权高宗与岳飞发生矛盾。岳飞一气之下，愤而辞职，不等上级批复，擅自离开其岗位。此时正当用人之际，宋高宗连下三道御札，命岳飞归朝，岳飞固执不从。可以想见赵构对于这样骄横跋扈的武官愤怒到了极点。

岳飞回军队之前，赵构便对其提出严厉警告，可能此时赵构已对岳飞起了杀心。此外，岳飞的政治敏感度太低。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尤其是武官不能干预政事，以此避险。岳飞却上书高宗，建议立储。岳飞此举加深了高宗对他的猜忌与厌恶。高宗开始怀疑岳飞对他的忠心。高宗还经历过苗刘兵变，对武官更加不信任，随着宋金局势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岳飞之死。

岳飞之死是文官武官斗争的必然结局，不杀岳飞，无法使其他武官心生畏惧。此事之后，宋朝恢复了文人主政的传统格局。宋朝文人敌视武官已深入骨髓，在宋金局势不明，尚需用人之际，文人集团就已经开始筹划解除武官兵权一事。绍兴元年汪藻上奏章言“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其目的是“以渐销诸将之权”，高宗心领神会，“后十年卒如其策”。在宋金局势不明之时，文官集团就对武官兵权的解除表现出热切的关注。由此可见，文官集团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甚至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