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冰河入梦来 刀筆小吏出身的他憑什麼「決天下事」

刀筆小吏出身的他憑什麼「決天下事」  

張湯何許人也？
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均有記載：張湯，長安杜陵人，因治陳皇后、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謀反之事，得到武帝賞識，先後晉陞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曾助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告緡算緡，打擊富商，剪除豪強，頗受武帝寵信，多行丞相事，權勢遠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長史朱買臣的構陷，被強令自殺。死後家產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祿及皇帝賞賜。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厚葬何為！」。於是，「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一個讓多少人聞風喪膽的酷吏，將「嚴刑峻法」揮舞到如此安靜的地方，然後又在這裡輕輕划上一個悲劇的句號。這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張湯墓。
張湯「用法嚴酷」絕非空穴來風，有史書為證。但他的「酷」並非特指一個人的生性殘酷，更多是指諳習法律條文並嚴格執行的風範。在執法過程中，他對特權階層毫不留情地打擊，而對於平民百姓相對寬容，故意把案子當面向皇帝報告，皇帝往往就從輕發落了。這樣的行為，按理說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酷吏，卻最終得到一個「酷吏」名聲。究其原因，大概因其打擊面太大積怨過多，而那些受衝擊的人中很多掌握著話語權。
那麼，他為什麼要堅持「嚴刑峻法」呢？這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熟悉漢代歷史的人都知道，漢朝統治初期，統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嚴厲批判「專任刑罰」、「重刑輕罪」的主張，確立了黃老學派「無為而治」、「寬省刑法」的指導思想，法律相對較為省簡，也比較穩定。西漢王朝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已具備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此時漢武帝對外也有充足的底氣展示兵強馬壯的大漢雄風了。但安寧阜盛的生活容易滋生腐朽之氣，種種弊病日積月累就會形成洶湧暗流，直接威脅國家穩定和社會發展，常規手段難以革除，漢高祖劉邦當初制定的「三章之法」等已不足以「御奸」。為匡正世風和加強管理，嚴厲打擊官員貪腐和諸侯弄權，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將「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法制指導思想，開始大規模增修法律，命張湯制定了有關宮廷警衛方面的專門法律《越宮律》27篇，又命趙禹制定了有關朝賀制度的專門法律《朝律》6篇。這兩部法規連同《九章律》、《旁章律》等總計60篇，後人統稱為漢律，也叫「三尺法」（因皆用三尺竹簡所作）。需要說明的是，《春秋》經是漢代的「憲法」，具有凌駕於各種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每當社會發展到一個十字路口，人們就熱切期盼上層出台強力措施縱橫開闔、廣抒民意，展示政經改革之決心，掃除天下之污穢。作為西漢王朝的司法行政長官，張湯抓住時機果敢行動，以《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斷案之依據「引經決獄」，成功幫助漢武帝平定三王之亂，辦理「巫蠱案」等，為西漢政權的順應民心和穩固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見，各個時代酷吏的作用不容小覷，應視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對待。但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實踐證明：法律是把雙刃劍，執法有風險，舞好了砍人家，舞不好砍自家，酷吏們「只認法不認人」、「只忠於皇帝而甘願得罪其他所有人」的做法，只會與法治文明的巨輪背道而馳。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酷吏立傳以來，《漢書》、《後漢書》、《魏書》、《北齊書》、《隋書》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傳》，這說明酷吏的存在是中國古代的普遍現象，而且酷吏的某些做法是殘暴的，影響是惡劣的。因此，手握生殺大權的司法行政人員應謹慎為之，切不可太任性，太狹隘，太荒謬！
張湯是刀筆小吏出身，只知道「劾鼠掠治」、「訊鞠論報」、「舞文巧詆」，因忠誠清廉和不徇私情而封官加爵，但他哪裡知道「法乃公平正義之術」、「以人為本」、「科學立法」、「疑罪從無」啊。從「天下事皆決於湯」的權傾朝野，到最後被誣告自殺，黃土掩埋的，簡直是個歷史的濃縮體。真乃「成也酷敗也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