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浪潮 三次革命浪潮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
三次革命浪潮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
托夫勒认为,人类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
这两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以前人所不能想象的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
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三百年。
今天的历史发展更快,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会完成。
我们正好生长在这急剧转变的时刻,因而在生活中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冲击。
面对新出现的文明与传统的旧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下述两种明显相反的想法支配着今天人们普遍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世界实质上就是“原样加码”,不过是第二次浪潮工业化在这个星球上的扩大和延伸而已,今天的社会不可能再延伸到未来,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未来。
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世界距离“阿尔玛吉顿”即《圣经》中的末日之地只有几步之遥,大地已经面临末日的灾难了。
托夫勒认为,从表面看来,这两种未来观似乎截然不同,但两者都产生同样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影响,都导致想象力和意志力的麻木不仁。
如果明天的社会只是今天的再扩大,是现代社会的“宽银幕立体电影”,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为未来作准备了。
另一方面,如果在我们生活时代,社会注定不可避免地自我毁灭,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够为未来去做什么事了。
总之,这两种对未来的观察方法形成了独善其身和逆来顺受的被动状态,两者都使我们思想僵化,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
托夫勒坚持乐观主义立场。
他认为,对于令人震惊的变革,我们现在已取得了经验,并没有乱成一团和张皇失措,而且事实上,它形成了一个轮廓鲜明、清晰可辩的图景,特别是这些变革的累积在我们生活、工作、娱乐和思想的方式上汇集成巨大的变革,由此可能实现一个健全的合乎需要的未来。
沿着这一“革命的前提”,现在所发生的事件无疑是一切全球性的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大跃进。
为认识这一全球性的革命,托夫勒提出一种新方法即社会“浪潮前锋”分析方法。
它认为历史是滔滔不绝的变革的浪潮,并且探求哪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每次浪潮的前锋。
它并不把我们注意的焦点过多地放在历史的连续性方面(这当然是主要的),而是对准历史的中断——革新与破裂的时期。
这是当变革的前景出现时识别它的关键,这样我们才能左右这个变革的形势。
托夫勒运用这种新方法具体分析了三次浪潮。
托夫勒认为,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头一个转折点,而工业革命是第二次伟大的突破。
它们并不是两个孤立的没有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按照一定的速度发展的两次变革的浪潮。
在第一次变革的浪潮以前,人类大多往往生活在很小的部落中,以采集果实,捕鱼打猎或放牧为生。
这样大约经历了一万年,农业革命开始,定居的村庄才渐渐星罗棋布蔓延开来,人们开垦土地,开始新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浪潮年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八千年,太平无事地统治着世界大约直到公元1650—1750年。
当第一次变革的浪潮在十七世纪末尚未耗尽它的势头的时候,工业革命在欧洲爆发了,并激起全球性变革即伟大的第二次浪潮。
这一新的工业化进程,迅猛异常,遍及各国和各大洲。
今天第一次浪潮实质上已经消退了,只有很少很小的部落人口仍然在发展农业。
第二次浪潮在欧洲、北美以及其他一些匮乏的国家仍然具有革命性的活力。
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威力。
由于工业化的势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中达到了顶峰,在某种意义上,第三次浪潮波涛汹涌而来,潮头所至,事物无不正在起变化。
由此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之间兴起冲突。
这种冲突事实上以紧张的政局为中心,贯穿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在此政治的最根本问题不在于谁统治着工业社会的最后年月,而要看谁能为新文明的迅速兴起作出规划,以取代旧的工业社会。
这个冲突,就是为迎接未来而进行的“超级斗争”。
托夫勒细致入微地以比较的方式分析了第一次浪潮文明和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特征和关系。
第一次浪潮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世界人口可分为“原始的”和“开化的”两类。
原始的人小伙群居,结成部落,以采集野果和渔猎为生。
他们是被农业革命所忽略过去的人。
开化的人以土地为其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他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村落展开。
他们分工简单,阶级少而界限森严:贵族,神父,武士,奴隶(或者工匠)。
他们的政权强硬而权威。
他们以个人的出身决定一生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经济都是分散的,因此每个群居之处都是自给自足的。
工业革命在这样的世界里爆发并掀起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浪潮,创建了一个独特而权威、奋发有为而与农业文明相对立的文明。
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浪潮两大势力迎面相撞,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形成了显著的差别。
所有社会的能源体系、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三者相互结合形成技术领域。
它是社会发展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的形式。
依此来看,当第二次浪潮席卷全球,农业的技术领域为工业的技术领域所替代,非再生的能源直接投入大规模生产。
大规模生产反过来又吐出大量货物,投入高速发展的大规模销售体系中去。
具体地说,第一次浪潮文明的能源是“活的电池”:人力与畜力,还有太阳、风和水。
第一次浪潮社会的能源是可以再生的。
第二浪潮社会开始使用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如煤、天然气和石油。
化石燃料组成了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能源基础。
第一次浪潮社会依赖它的维特鲁维亚即建筑家和工程师,两千年以前,叫做“必需的发明”。
但是这些早期绞盘、楔子、石驽、杠杆和吊车主要是用于人力和畜力。
第二次浪潮把技术推向一个崭新的水平,研制出高功能的电动机器。
在第一次浪潮社会中,货物是以手工来制作的。
通常生产是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一次完成的,有一个与生产实际相适应的销售系统。
第二浪潮社会通常建立起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系统。
从社会领域来看,在工业革命以前农业占优势地方,人们一般都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
所谓小家庭——父母,两个孩子,没有亲属的拖累——成了所有工业社会中标准的、得到社会赞许的“现代化”的典范。
群体化教育,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又一个结构中心。
以工厂为“模特儿”的群体化教育,其教授的内容是:读书,写字,算术,还有一点历史和其他几门学科。
但这是“表面上的课程”,在它的后面有“隐蔽的课程”。
这门课程意义至为深远。
在许多工业国家里,这门“隐蔽的课程”包括三个内容:守时,服从,死记硬背的重复作业。
第二次浪潮的学校,铸造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为驯服而组织化的劳动大军,成为电气机械技术和自动流水线所需要的模范。
在所有第二次浪潮的社会中,还出现了第三种机构即公司组织。
小家庭,工厂式学校以及大公司三者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社会结构。
从传递媒介来看,在整个第一次浪潮文明中,所有传递媒介只属于富翁与权贵,经济生产所需要的情报比较简单,人们多数利用口头上的或打手势的方式交流。
第二次浪潮经济要求人们在不同的场所紧密协同一致地行动。
不只是生产原料,而且必须提供大量情报并仔细地传送出去,这样交流传递消息的垄断被打破了。
从经济部类来看,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包括两大部类。
第一部类是人们为自己享用而生产,第二部类是为贸易或交易而生产。
第一部类比重很大,第二部类为数甚少。
所以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融为一体,起一种单纯维持延续生命的功能。
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生活劈成两半:生产和消费的分裂。
生产与消费这一裂变,经济变成“市场化”。
市场更进一步鼓励了劳动分工,并导致了生产率的猛增。
一个自我扩张的进程发动起来了。
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分裂,都出现了新的冲突。
文化也受到这种分裂的影响,产生了有史以来极端向钱看、拚命赚钱、精于算计的商业化的文明。
产消分裂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和我们对个性的观念。
以友谊仁慈、还有部落和封建忠顺为基础的社会,被以契约关系、讲究现实和伪善为基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替代了。
甚至今天夫妻关系也用婚约来表达。
把生产与消费一劈为二,还产生了双重人格。
同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做集体中的螺丝钉;作为消费者,成为追求个人自由安逸的人,成为与生产者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第二次浪潮社会生产与消费分裂的巨大的楔子,还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两性身份上分裂。
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的劳动低水平的相互依赖性为特征,丈夫干直接性的经济活动,而妻子则普遍留在家里,去做非直接性的经济活动。
第二次浪潮的劳动成为高水平的相互依赖的劳动,两性对立和两性作用的旧框框更加对立。
生产与消费分裂产生的必然后果是第二次浪潮的六个相互联系的原则:1、标准化,第二次浪潮通过无情地运用标准化原则,把千差万别的东西统统拉平了;2、专业化,第二次浪潮加速了劳动的分工,以只攻一门、埋头业务的专家和工人替代了安逸自在、多面手的农民;3、同步化,第二次浪潮高价的机器和与它紧密相依的劳动要求家家户户同时起床,同时吃饭、乘车、劳动,同时回家、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大致在同一个时间里;4、集中化,第二次浪潮将能源、人口、劳动、教育、经济组织高度集中使用;5、好大狂,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使单位成本较低,扩大生产规模是产生经济效益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大”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不顾破坏生态和社会的危险;6、集权化,中央银行与中央政府携手合作。
第二次浪潮国家的六条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是所有国家实施的“纲领”。
这六个原则都是从生产与消费的分裂和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些和谐一致、相互强化、相互补充的六条原则反过来又无情地导致了官僚主义政治的兴起,产生了最庞大、最僵化、拥有最高权力的官僚机构,驱使着个人陷在硕大无比的组织中,像在赫然逼近的卡夫卡式的世界中一样彷徨徘徊,无路可寻。
这六条原则成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特有的标记。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谁统治着一切?”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二次浪潮的问题。
在工业革命以前,没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
尽人皆知,第一次浪潮的人都是被皇上或神爷“洪福庇荫”的子民。
第二次浪潮文明所传播了三个核心信念或工业现实观。
头一条信念是,必须征服自然。
第二个信念是社会进化观,认为人类不只是改变自然,而是要不断地发展,进化到顶峰。
第三个信念是把征服自然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进步原则。
这三个关键性的观念为从事工业化的人解释和论证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提供了有用的弹药。
从时间观来看,工业化以前的社会把时间看作是循环的。
第二次浪潮文明提出时间直线说。
时间直线说使社会进化与进步成为可能,是信奉进化和进步的工业现实观的先决条件。
从空间观来看,在第一次浪潮文明降临的很久以前,我们的老祖先以渔猎放牧或掠夺为生,他们到处为家,经常迁徙。
第一次浪潮文明则产生了一种“狭隘的空间”。
农民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在浩瀚无垠的空间中,精耕细作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
一个广阔的空间被分成狭小局促、固定不变的小天地。
第二次浪潮文明,由于它千差别复杂的劳动分工,要求更多专门的空间形式。
卓越非凡的空间专门化的协调,要求必须把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置于合适的地方,一切都得井井有条,顺顺当当,丝毫不得有误。
这是时间同步化与精确空间的对称。
实际上这是同步化在空间上的运用。
如果工业社会要有效地活动,就必须把时间与空间细致地组织起来。
没有直角的墙壁很难在工业化年代中修建起建筑。
整齐的成直角的立方形建筑替代了不规矩的房屋。
这就是我们的空间直线化观念和经验所经历的过程。
它和时间直线化相辅相成。
从世界观来看,第二次浪潮还未出现以前,原子论已占优势。
第二次浪潮认可这种原子论,这其中有它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理由。
工业资本主义需要为个人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个人就是原子。
这种生产与消费巨大的分裂,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在社会上以及在人的心理上所造成的差距,以它令人吃惊的复杂性,以它一系列的代价,以它含蓄的隐喻,以及潜在的观念,成为统治社会的现实。
这个无形的楔子产生了完全现代化的货币体系,中央银行制度,股票交易,世界贸易,官僚化的计划者,定量和核算的精神,契约性的伦理观,实利主义倾向,精密的度量制,严格的奖惩制度和权威的计算装置。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分裂产生了许多趋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和集中化的压力。
由此出现了性的身份和性格上的分裂。
这种分裂所引起冲击波,至今汹涌不已。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变革了技术、自然和文化,还改变了人的个性,促进产生了新社会的特征。
妇女和儿童当然适应了第二次浪潮文明,同时这个文明也左右了他们。
但是,由于男人们更多地直接进入市场的漩涡之中,接触新的工作方法,使他们比妇女汲取了更多的工业特征,托夫勒用“工业化的男人”这个措词来概括这个新社会的特征。
“工业化的男人”不同于他们的先驱者,他是“能源奴隶”的主人,使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增强到无比巨大。
他把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置于工厂式的环境之中,使个人在与机器与组织机构接触中相形见绌。
几乎从摇篮时代起,他从未稍离的认识就是生活要依赖于金钱。
他生长在典型的小家庭之中,然后进入工厂式的学校。
他所获得的对世界的基本观念来自于电视、广播、报刊这类群体化的传播工具。
他为一个大公司或公共机构工作,附属于工会、教会和其他组织,他把自己搞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分摊在他各个所在之处。
他更多地与国家在一起,而越来越少地与乡村和城市有牵连。
他处于自然的对立面,日复一日时为开发自然而劳动。
然而他又自相矛盾地,争先恐后地在周末去游览自然风光美景。
他越是残酷地对待自然,他越是口头上把自然浪漫化。
面对着这种现实,他进行了无效的反抗。
他为生存而奋斗。
他懂得遵守社会所要求的“比赛规则”,恰当地充当指定给他的角色,常常为人作嫁衣裳,而又感到自己是这个使自己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的牺牲者。
他感觉到了时间径直在朝前疾驶,无情地迫使他走向未来,而等待他的未来却是坟墓。
当他的手表滴滴答答响着,时光流逝,在他濒临死亡时,他才恍然大悟茫茫大地以及生存于其间的个体,包括他自己在内,不过是浩荡宇宙这座巨型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已,一切都按既定之规在无情地运转着。
托夫勒认为,除去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和令人震惊的人的生命牺牲之外,第二次浪潮文明显著地改进了普通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第二次浪潮本身的两个变化使工业文明再也不可能正常地生存下去:第一,生物圈已经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第二,我们不能再无限地依赖至今还是工业发展的主要补贴的不可再生能源。
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技术社会的终结和能源的终结。
但这些事实表明,着第二次浪潮文明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补贴即廉价能源和廉价原料将要消失。
在这种外在压力出现的同时,工业社会内部也发生分崩离析的压力:主要基本补贴的丧失,社会的主要维持生命系统的失灵,社会身份结构的崩溃。
这一切又导致这个结构最基本又最脆弱的人的个性危机。
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崩溃,就是在人的个性危机的“瘟疫”中形成的。
今天千百万人不顾一切地在搜寻自己的形象,贪婪地看电影,看戏剧,读小说和自助书籍,不管前景多么朦胧不清,总指望能帮助他们确定和找出丢失了的身份和个性。
这些个性危机的受害者,猛地把自己扎到集体治疗法之中,狂热地信奉神秘主义,沉溺于性爱嬉戏之中。
他们叶公好龙——渴望变革而又被变革吓坏了。
他们热切期待着脱离目前的存在,以某种方式一跃而进入新的生活,去变成自己不知道的未来的他们。
他们想换工作,换配偶,换身份,换责任。
他们四处寻找自己不得安逸的根源,他们忍受着白白无辜的痛苦,不知不觉地在戏中演戏。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事实:工业文明正在消逝。
托夫勒提出,我们应该寻找那些将震撼我们生活变化的细流,揭示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这不仅仅是因为涓涓细流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因为这些变化的细流可以形成更浩大、更深邃、更湍急的大河巨川,这些大河巨川又会汇成气势雄伟的第三次浪潮。
这种历史性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并不是工业社会的直线延伸,而是彻底地改变方向,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是一种全新的文明的降临。
托夫勒在能源、技术、家庭结构、文化和其他许多领域为我们刻划出这种新文明的特征。

第三次浪潮和以前的浪潮不同,它将是一个建立一个在自给自足、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文明,带来令人惊异的多种能源:氢气、太阳能、地热、潮汐、生物群、闪电放电,也许还有先进的聚变动力。
第三次浪潮文明还将依靠更加多样化的技术基础。
它来自生物、遗传、电子和材料等科学部门。
它还要依靠外层空间和海下开发。
第三次浪潮的技术将使用较少而不是更多的能源,不再像过去的技术那样笨重和危害生态环境。
工业的废料将转化为另一种工业的原料。
对于第三次浪潮文明来说,工业的基本原料就是信息加上想象力。
第三次浪潮将取代被几种巨大传播工具控制的局面,以相互影响、小型化的传播工具为基础,反馈着社会意识潮流所接受和发出的、极为多样化而往往又是高度人格化的形象。
电视将让位给“个人屏幕”,成为一种极为有限的传播方式,一次只传递影像给一个人。
巨大的电子计算机中心装有飞速运转的磁带和复杂的制冷系统,将由很多智能晶片填充,并装进每一个家庭,这种电子环境将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第三次浪潮的能源形式、技术和信息手段的融合将加快我们劳动方式的革命性的变革。
第三次浪潮工厂的基本功能不是大规模的生产,而生产着小批量的往往是定做的尖端产品。
它依靠的是整体生产或“快速生产”等高级方式,将利用更少的能源,消耗更少的原料,使用更少的零部件,要求更多的智能设计。
最为重要的是,工厂的许多机器不是由工人直接操作,而是由消费者自己远距离遥控。
比那些仍在第二次浪潮工厂做工的人,第三次浪潮的工人们从事少得多的笨重或重复性的劳动,将以自己方便的时间上下班。
实际操作的场所将更加人道化、个性化,在厂房里,鲜花纷呈,绿草如茵。
在一定的限度里,工资和补贴的小红包将日益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第三次浪潮工厂将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与日俱增。
它们比以前的工厂规模小得多,组织机构更小,但又自治。
第三次浪潮的办公室不再像今天这样集中在一处。
电子淘汰了许多旧式的工作机遇,秘书的作用将得到改善。
为了在未来工厂和办公室从事工作,第三次浪潮的公司需要劳动者具有谋略和判断力,而不需要墨守成规。
第三次浪潮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还是人们工作场所的转移,即从办公室和工厂又回到家庭。
在第三次浪潮文明中,家庭具有惊人的新的重要性。
产消者的兴起,电子家庭的推广,公司组织新机构的创建,生产的自动化和非大型化,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明天的社会中家庭将作为一个中心重新出现。
第三次浪潮社会不是一个和生产同步的社会,它将转向灵活的节奏和作息时间表。
第三次浪潮社会不搞群体社会偏激的行为,反对理念、语言和生产方式的标准化。
它将把这些建立在分散和多样性的基础上。
第三次浪潮社会不是把人口、能源流通和其它生活特征集中在一起,而是使这些疏散和分开。
第三次浪潮社会并不是“越大越好”的好大狂。
它了解 “规模适当”的真谛。
第三次浪潮社会不是高度集权化,它确认分权决策的价值,这预示着一次冲击性的变革:摆脱旧式官僚制度,有更多的人分享决策权。
产销者兴起。
第三次浪潮文明庞大的经济再现了为使用而进行生产的部分,而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部分,是自己动手干的那部分,而不是为市场而干的部分。
“市场化”的观念,历时三百年之久,于今引人注目地转变了,人们会从福利、休闲和工作中创造出关于经济问题可能更激进的新思想。
第三次浪潮改变对“家务活”作用的评价,以及对妇女作用的评价。
第三次浪潮将接受关于自然和物质,进步和进化,时间和空间,以及因果关系的新观念。
人们的思想更少跟着机器转,更多地受到像程序、反馈和不平衡等观念的制约。
人们将更加了解从连续性中产生的中断性。
一大堆新宗教观、新科学观、新人性观、新的艺术形式将会兴起,这比工业时代更富有多样性。
对于高度多样化社会,现在的立法制度简直不合适到了不可想象和无法应付的地步。
日益扩大的社会差别意味着减少民族国家的作用。
直到今天,民族国家仍是标准化的主要力量。
第三次浪潮文明将建立在新的权力分配的基础上。
在这个文明中,民族国家本身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影响,同时,其它机构,从跨国公司到自治社会或城邦国家,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随着全国性市场和经济的土崩瓦解,地区将具有更大的权力。
地区权力甚至超过全国性市场和经济。
不是根据地理环境的远近,而是共同的文化、生态、宗教或经济关系产生新的国家联盟。
对上述未来的种种冲击,我们该作如何评价?托夫勒提出实托邦观。
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轮廓,因此第三次浪潮并不是什么“反面乌托邦”,而是实托邦。
实托邦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的甚至是革命的选择,但并不超过现实可以做到的范围。
第三次浪潮文明正是实托邦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里,我们可见的是:一种允许存在个人差别,并包括了——而不是压制——各种种族、区域、宗教和亚文化方面的多样性的文明;一种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围绕着家庭而建立起来的文明;一种不是凝结在琥珀之中,而是随着创新而搏动,并能把相对稳定的地方贡献给需要或向往此处的人们的文明;一种不再把最大精力倾注在市场化,相反却能将巨大热情投入艺术之中的文明;一种正面临着某些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选择——对遗传和进化,两者择其一——并能创造出新的伦理道德标准来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文明;最后,这是一种至少存在着潜势的民主和人道的文明,将和生物圈保持很好的平衡,而且不再极其危险地依赖剥削世界其它地区为生。
一句话,今天的变革,目标是实托邦。
托夫勒认为有两件事贯穿第三次浪潮之中。
第一件事是,社会生活朝着更高水平的多样性转移,即群体化社会的非群体化。
第二件事是,事物发展的速度加快了。
这二者拧在一起,使个人和公共机构极其紧张,处于暴风骤雨般的超级斗争之中。
结局就是未来的冲击。
为了实行必要的变革,托夫勒认为要处理两个明显的问题即未来的个性和未来的政治。
这里先讨论未来的个性,在下文讨论未来的政治。
任何一个象样的社会,必须培养一种集体生活感。
集体生活可以消除孤独感,给予人们一种极其需要的亲密感。
然而今天的集体生活赖以依存的所有技术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已支离破碎,结果是孤独感像一场瘟疫蔓延开来。
托夫勒认为,可从集体生活所由开始的地方即从家庭入手,发展它已经萎缩的功能。
计算机和电讯能帮助我们建立起集体生活。
尤为注意的是,迷信团体也给予信徒一个感觉即现实是有意义的。
但迷信团体是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来贩卖它们的集体生活、生活秩序和生活意义的,因为它要求信徒愚蠢地把自己交由它去支配。
第二次浪潮的到来伴随着基督教道德观的普及,强调节俭、艰苦创业和祛欲。
这为完成经济发展任务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源泉。
第二次浪潮也在主观与客观、个人主义、对权威的态度方面,以及在抽象思维能力、情感同化能力和想象力方面带来了变化。
而第三次浪潮文明可能更有利于培养青年完全不同的性格:对长者不那么顺从,对消费不那么计较,对享乐不那么耽溺。
第二次浪潮市场经济鼓励贪得无厌的伦理观,对个人的成功给予了一种极其狭隘的经济定义。
在第三次浪潮的中,随着自助,自己动手干活和生产兼消费活动的大大增长,除了单纯为满足业余爱好以外,经济目的在于使用的生产。
第二次浪潮市场伦理按照人们拥有的财富去衡量他们的社会地位。
在第三次浪潮的中,钱多仍会取得声望,但是别的特性也很重要。
这包括自力更生的能力,适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自己动手干活的能力。
生产伦理或市场伦理赞扬专心致志,而生产兼消费者伦理则提倡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随着第三次浪潮把为交换和为使用而生产两者在经济中安排得比较平衡,人们要求“平衡的”生活方式。
从事为市场而生产的工人都把时间花在同抽象东西即语言、数字和模型打交道,和不大认识的人打交道。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脑力劳动”可能是迷人的和值得的。
但它常常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一种与日常生活中实在的情景、声音、本质和感情相脱离的感觉。
在生产兼消费活动中,人们通常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比较具体和直接的现实,即与人与事进行第一手的接触,有可能享受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那种既有具体又有抽象,两者互为补充的乐趣。
在第二次浪潮中,随着更多的妇女吸收到为市场而生产的工作中去,她们也日益变得客观起来。
他们受到鼓励,“要像男人那样思想”。
反过来,随着第三次浪潮让更多的男人呆在家里,担负较大部分的家务,她们对“客观性”的需要减少了,“变得主观”起来。
通讯革命将给每个人提供一个更为复杂的自己的形象,加速人们“尝试塑造”自己不同形象的进程,加速人们把自己的形象用电子技术投映到全世界。
一句话,在第三次浪潮的中,人们生活在平衡之中,不仅生活在工作与娱乐之间的平衡、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之间的平衡之中,而且生活在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平衡、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平衡之中。
同时,比起任何以前的人们来,人们将看到自己置身于远为复杂的条件下来安排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