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特殊部门 一个特殊的“金坨坨”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主人身份不一般

一个特殊的“金坨坨”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主人身份不一般  

文 ｜未几  2005年，当地政府在岷江河道内修建引水工程时，意外挖出一段木鞘，中间被掏空，装有7枚五十两重的大银锭，银锭上刻有“京山县”“湘潭县运粮官军行月银五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等字样。很明显，这是一批崇祯时期从湖广地区征解的税银，为何出现在此？木鞘提供了线索。当年杨展命士兵用长枪打捞时，文献上形容是“钉而出之”，钉的就是装盛金银财宝的木鞘。对张献忠来说，转移财富的最好方式是将一根完整的木头剖成两半，使其中空，装满宝物，合而成筒后用铁或者铜片箍紧，只需两个人，便可轻易抬走，运输起来极为方便。专家断定，这些银锭很可能为张献忠在湖南、湖北等地搜刮得来，只是需要更多的证据加以证实。 >2014年“5·1彭山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将世人的眼光再次聚集到张献忠身上，警方追回案值3亿元人民币的千余件文物中，有大西王张献忠赏赐给有功将士的“军功章”——“西王赏功”金银币，与张献忠政权有关的“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铸造于1643年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册封金册。不断出现的实物让传说渐成事实。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在300多年前的古战场遗址里，找寻答案。 >两年来，四川岷江出水文物42000余件，硕果累累。2018年6月26日，部分出水文物连同公安机关此前追缴回来的被盗掘文物、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馆藏文物，现身国家博物馆，其中不仅有“亮瞎眼”的金银锭、首饰和册子，还有大量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品等，涉及明中晚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结合展厅中高科技还原的考古现场，浸入式体验，一件件出水文物将助你拨开环绕几百年的“江口沉银”和张献忠迷雾。 >世人都知张献忠之“壕”足够“买尽成都府”，关于他的藏宝地点有诸多猜测，现在只有彭山江口岷江河道露出了金银迹象，且是在他战败后不得以为之，从这两年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与其称江口为藏宝地点，倒不如以“明末战场遗址”称之，毕竟，金银财宝是表象，江口之战及背后的张献忠政权才是内核。而将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核心文物，当属展厅中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 >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为盗宝者宋某2013年清明节晚在江口镇对面岷江河畔潜水得来，第一次下潜（不到3米）只摸到了一个“金坨坨”，出水一看，原来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老虎。几天后在同一位置周边，宋某又摸出一块方形金属，刚好和金老虎契合，金印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字样，印面为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6字。盗宝者虽不识篆文，但金印以800万被卖出，后被公安机关追回，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要说它特殊之处在哪，就在那虎钮和“癸未年仲冬造”几个字上。将虎钮普遍用于印章的是明代及南明的将军印，加之印文书体采用明官方规定的“九叠篆”（即独体字及上下、上中下结构的字从上至下必须要有九条横出现），金印属明代遗物无疑。 >问题在印章主人是谁？按印章材质来说，有能力和资格铸造此印的要么是明皇室宗亲，要么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基于正统王朝铸印的时间表示往往是年号加日月，前者基本排除。有明一代，只有癸未年崇祯十六年（1643）有农民起义军活跃。当时两支主要队伍，一支以李自成为首，一支唯张献忠马首是瞻。李自成虽在崇祯十六年（1643）自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隔年建国“大顺”，年号“永昌”，但他为避父（名印家）讳，改“印”为契、信、符、记等，制印时不太可能采纳“印”字。 张献忠的“嫌疑”最大。癸未年（1643）五月，张献忠占领武昌，称大西王，到了仲冬十一月，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已经比较稳固地占领了湖南和江西两府（袁州、吉安），在这些地方派设官员，建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鉴于李自成军队在西北迅速扩张，扎根西安，避而入川建立割据政权的念头在张献忠心中萌芽。在此时自封“永昌大元帅”，制金印，对于“整顿军队，进一步理顺统帅关系，提高战斗力，是很有必要的。”（周克林《永昌大元帅金印考》） “永昌”，便是张献忠对政权长久的厚望，即便他带领大西军初进四川，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正统地位时，也是沿用永昌年号。足见农民军领袖们对“永昌”之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