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在哪里？（最新修改稿）

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在哪里？

知原编撰

特殊利益集团是和谐社会的大敌：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４日电（记者范迎春　柴海亮　郭奔胜）驻北京的一些观察家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于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中全会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将更多地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消除各种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５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共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增生。某些利益集团很可能趁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

    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颇受公众的不满，因为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某些垄断行业最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公共利益。”

    中共目前正在深化市场化改革，力图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鼓励公平竞争，铲除滋生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

    “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同商业贿赂存在着密切关系，中国正在开展的打击商业贿赂行动，也表明对可能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戒备。

    （以上内容来源于《新华社：我国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有删节）

特殊利益集团最特殊的地方是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

    新华社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发布的这篇新闻可以说抓准了危害社会和谐的关键点，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文瀚说的好，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公平正义，执政党必须通过科学的体制和机制统筹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不过我认为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外在表现形式，不是它的内在形成原因。商业贿赂虽然同“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但也不是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特殊利益集团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

    就拿最近几年颇受公众的不满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来说（其实烟草、银行等不会比这几个垄断行业差），这些行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单位”，他们一般都只消化内部职工的子女以及领导干部的亲属，外部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的，即使你是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也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这就是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只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才比较容易获得和享受这样的特殊利益，从而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种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Windows操作系统垄断了90%以上的电脑用户，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和让人感到多么可怕的。但是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却是可怕的，因为利益获得和享受的封闭性和世袭性导致了人出生的不平等，将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分割为一些孤立的私利集团，它阻碍人才的自由流动、流向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社会分工，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和谐。

    利益集团如果是开放的，能凭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进入，在这样条件下的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并不可怕。比如，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烟草、银行等垄断行业，如果这些垄断行业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子女能通过读书掌握其专业知识而进入这些垄断行业，享受其垄断利益，这样的利益集团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美国的社会分化也很严重，也有一些利益集团，但由于它的利益集团是开放的，所以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和方式：

    解放战争后，很多弥留之际的高官托孤，遂成了第一代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造成了第一代新生特权阶层，也给自己不贪荫及子女打开了感情上的闸门。照顾已故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的子女成了惯例，这就打破了原则底线，以后逐渐发作得无可收拾。传统的宗法思想和阶级斗争思想的结合很自然的使一些人产生了“根正苗红”、“黑五类”、“黑七类”等“出身论”、“成份论”的血统论错误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和政府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推倒、备受摧残的老同志及其子女进行了平反，并在一定程度是给予了照顾，另外改革开放大业也需要这些老同志们的支持。但这样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给第二代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再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的各项政策的调整所造成的制度真空，第二代特殊利益集团纷纷利用父母辈的权力寻租或代理，从而迅速实现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梦。

    80年代，第三代特殊利益集团出生，他们纷纷利用自己的海外留学优势，大力为贪腐父母辈、爷子辈洗钱，同时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太子孙们基本上已经成人，更知道怎样利用家族优势敛财，合法渠道，非法渠道，基本没有底线。这就是中国官僚贵族社会的现状。

    在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通常有三条出路：一是辞职，二是请能干的人帮自己，三是请两个水平比自己更差的人来当助手。第一条路不能走，因为那会失去权力；第二条路也行不通，因为能干的人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官员们通常会选择走第三条路，这样既减轻了自己的工作负担，又不必担心那些水平比自己更差的人会夺走权力。而两个水平更差的助手，同样会请比自己水平更差的人来当助手，以此类推，最后便会导致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体制形成。

    在统治学上其实也有一个本人杜撰的“辐射效应”、“发散效应”或“同构效应”，即一个好的或坏的制度它必须能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辐射和发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形成广泛的同构关系，这样才便于管理和统治。因为，如果一个有利的制度只对上级实行而不对下级实行，不利的制度只对下级实行而不对上级实行，下级就容易产生不满和怨恨。但如果一种制度实行后对上层有利，而对下层不利，尤其是对最下层的人民不利，这样关系也不大，因为统治者做到了一视同仁，他们可以用种种方法把这种制度宣传成普遍的、理所当然的制度，人的归纳理性也容易使人产生这种普遍的、理所当然的认识。

    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就是这样，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严谨的血缘分封世袭等级制。秦之后的这种政治上的血缘世袭制虽然已不占主流（但屡有某种程度上的反复，魏晋南北朝世族制度就是这样），但用拟血缘关系的方法来统治，即将统治者比拟成为社会单元家庭中的“父”，将臣民比拟成为社会单元家庭中的“子”，这样就使人们形成了统治者统治人民就像家庭中的父母统治子女、皇位父子相传就像家庭中的子女继承父母的财产那样是天经地义的认识。儒家的治国思想的根本秘密就在这里，礼、仁等都只起修饰作用。

    辐射效应（发散效应、同构效应）是我大约在1993年、1994年从儒家的这种拟血缘统治的方法中领悟出来并结合我当时对系统论的思考创造的。我认为它比“帕金森定律”适用的范围更广，对人类的历史的影响和社会的作用也更大。

    正由于这种辐射效应或发散效应的作用，所以使得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自上而下的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从而在各部门、各垄断行业内形成了行业内的各次级特殊利益集团，并与非利集团分割开来，形成了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体制内的就是受体制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体制外的就是不受保护的失利集团。

    一种好的制度的辐射会导致社会的良性循环，一种坏的制度的辐射则会导致恶性循环。世袭或变相世袭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就是，长将此往，会使社会高层始终被那些“出身好”的人所占据，形成新的壁垒森严的等级门阀.。现实生活中，这必然撕裂社会，阻挠底层群体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因此，表面看来，这只是短期的、局部的不公正，但长期下去，它势必从整体上破坏社会公正，乃至形成巨大的结构性矛盾，损坏社会和谐，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将因此效率低下，停滞不前，人们对于“人人生而平等”、公平正义等的信仰也将因此崩溃，后果显然是不堪设想的。

消灭特殊利益集团的历史经验借鉴——魏晋南北朝世族（士族）制度的衰亡：

    世族又称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他们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从历史上看，它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

    政治上，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经济上，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参考资料：选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构建和谐社会必需对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警惕：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文瀚说：“我们党要通过制度建设，坚决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其实我国现今已经有很好的消灭特殊利益集团的制度——公务员制和选举制。公务员制的前身其实就是科举制，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从而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但是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实质是党管干部，公务员制和选举制常流于形式，因此我国公务员制和选举制的实质化是消灭特殊利益集团的制度保证。

    正如严文瀚所说，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公平正义，执政党必须通过科学的体制和机制统筹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中共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重要的治党和执政纲领之一，因此必须对侵害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警惕。

世袭的消亡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

    在现今权力的世袭和变相世袭已不被人们认可，但是人类的遗产的世袭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妨细想想人类社会制度为什么要一步步打倒专制和特权，为什么要走向民主法制与公正公平，为什么又要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转向开征遗产税。就是因为世袭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了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要激发每个人的主动性，做到人尽其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就必须最大限度的在各个方面及领域废除世袭及封建家庭观。人的积极性一旦发起潜力都是超乎想象的。虽然废除世袭有违一些人的自然性，但废除世袭人人才会真正的主动积极工作，开拓进取。全面推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符合大自然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规律。是人类社会性的要求，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自然性服从于人的社会性。

    其实，千百年来人类一真都朝着废除世袭的道路不断前进，历史的发展从世袭政治变为民主法制，继而又开征遗产税。这是人类文明在前进的表现，同时世袭的消亡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

    （本小节是根据网络文章《世袭的消亡成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修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