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上一句 城头变换大王旗：阎锡山巧取天津

城头变换大王旗：阎锡山巧取天津  

　　阎氏巧取天津，不过是又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苦的是老百姓。
　　国民政府二期北伐进入京津地区后，宣告北伐告一段落，而战后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地盘无疑是其争夺的首要内容，京津地区的接管人选也是各实力派揪心的问题，例如对于天津这个战略要地，参加北伐的各方均摩拳擦掌，准备将其收入囊中。而在这场无言的较量中，不起眼的阎锡山成为杀出的一匹黑马，最终夺得天津。这段历史我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关于阎锡山如何在这场利益博弈中胜出，个中缘由却长期不为人所知。有鉴于此，现特将当时情形详细陈述，以增进大家对阎锡山的了解。
　　1928年，国民革命军的三大巨头（左至右）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到1927年5月份胜败已见分晓，张作霖奉系的败势已呈，北伐军进入北洋政府的最后堡垒北京和天津仅是时间问题。北京是历经几朝的首都，天津地理位置优越，紧挨北京的同时还是出海口，故为各派所觊觎。二次北伐开始后，各实力派已把夺取京津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掌权者，想把天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自不待言；长期以来，冯玉祥的西北军局促于贫瘠的西北内陆地区，迫切希望得到富裕的京津，尤其是得到天津这个出海口；阎锡山从加入北伐军起就盘算怎样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地盘，把临近晋绥的京津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实也是他参加北伐的原因之一；第四集团军的桂系也不甘于偏安南方地区，总想趁机会把势力扩展到京津地区。1927年二次北伐开始后，各方各派即派自己的代表驻扎在京津一带，以打通他们各自与外国及北京政府军事将领的关系，以求在进军京津上掌握主动权。而四个集团军司令中，尤以地盘靠近京津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最为积极，争夺最为激烈。
　　天津形势比较特殊，是直鲁军的驻地，张宗昌和褚玉璞盘踞在这里。同时，各国尤其是日本在天津的势力盘根错节，日本在天津苦心经营多年，把天津看作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其态度将对北伐军接收天津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各派为夺取天津，各显神通，其代表亦在天津频频活动。冯玉祥对天津是势在必得，派代表丁春膏、齐燮元的好友孙润宇秘密潜入天津。丁、孙二人潜入天津之后加紧拉拢日本人，他们把目标瞄在了日本驻屯军参谋长三野友吉身上，此人在中国多年，在天津负有秘密使命，其中之一是操纵便衣队匪徒进行破坏活动，天津的便衣队捣乱、破坏治安，背后都有他的牵线和暗中支持。丁春膏、孙润宇看中了他在天津的势力，希冀拉他来支持冯玉祥接收天津；对驻扎在天津附近的直鲁军、败退的孙传芳旧部，丁、孙拉拢齐燮元及与张宗昌、褚玉璞不合的徐源泉、孙殿英等部，密谋在奉系败退之时，依靠他们的力量逼张、褚下台，直接控制天津。齐、徐、孙等部看到直鲁军大厦将倾，也纷纷自寻出路，亦乐得有冯玉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山西方面，1927年主张晋奉合作的山西驻京代表田瀛环逝世后，阎锡山审时度势，选择了和日本关系密切的南桂馨为驻京代表。南桂馨到京后不久，晋奉即开战，为躲避奉系的逮捕，南躲到天津的日租界内，与日本的驻屯军司令新井联络，为阎锡山进入京津铺平道路。阎、冯各有代表在津，表面上表示要互通情报，实际上都是各自行动。冯玉祥的代表丁春膏、孙润宇积极运作，支持齐燮元接收孙传芳的军队，然后改旗易帜宣布独立，以接收天津，此项计划并得到了三野友吉的支持。在丁春膏等人运作接收孙传芳部的同时，南桂馨也在策动孙传芳部归顺阎锡山。南桂馨眼看在拉拢孙传芳旧部上，冯派占据上风，齐燮元甚至派人通知南桂馨即将接收天津。此种形势之下，南桂馨只得寻求新井的支持，不久日军司令部即警告齐燮元，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内不许驻扎重兵，实际上表明了不支持齐的态度，无奈之下，齐燮元已开出的发饷支票也只能即刻收回作罢。暂驻在津郊的孙军，进退两难，部下郑俊彦部、李宝璋部和南桂馨接头，愿归晋阎。在阎锡山的指示下，孙传芳的旧部郑、李部避开津郊移驻南口附近，便于归阎部的杨爱源统帅。在接收孙传芳旧部上，由于南桂馨的成功活动，使晋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和奉系的矛盾加深，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倾向阎锡山派，他向南桂馨保证，阎锡山的集团军如果能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再放一枪，唾手可得。南桂馨在津期间，不仅成功赢得了日本的支持，还不负阎望，在天津打通了各个关节，既使各国使节对阎抱有好感，亦赢得了天津各界上层人士对阎进入天津的支持，为阎锡山最终进抵天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奉系军队在各条战线上的溃败迫使张作霖出关回奉，奉军退出北京后，直鲁军仍驻扎天津，失去奉军支援后处境十分窘迫，可谓进退维谷。随着北京问题的解决，直鲁军在天津更如热锅上的蚂蚁。6月8日，阎部已开进北京，在天津的直鲁军却没有退兵的表示。一时之间谣言四起，甚至有传言说，直鲁军仍坚守，甚至不惜拼死一战。张宗昌确实想过与北伐军背水一战，但作战的困难极多，军队整齐的固有，而混乱不清，逃亡的也不少，连当时的军官也不清楚自己军队的情况，在奉军撤退之时直鲁军的士气低落，大多数人十分厌战。除此之外，军饷也是困扰直鲁军的一大问题，直鲁大军每日的给养已成问题，战争再起，军饷从何而来？为着维持军队给养，张、褚已想尽一切办法，但在战火蹂躏之下，银行业、商业萧条，张、褚尽管迭与商界商量，但毫无结果，实无饷可筹。张、褚见商量不成，乃采取暴力手段，指使军队强抢粮店的粮食，七大米店因不堪直鲁军的勒索，一律停业，粮米来源受到影响，致使钱商亦受影响，整个天津的经济形势日趋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张宗昌不得不放弃与北伐军在天津决一死战的念头。无奈之下，张宗昌想抬出段祺瑞为号召，奈何前段总理深悉直鲁军已为乌合之众难成大事，婉言谢绝其美意。由此，直鲁军困于天津，进退两难，倘若其离津他向，只有出海一途，这无疑是集体自杀；若继续株守天津，待到北伐各军齐集，大兵兜剿之下，该军亦难脱厄运。孙、张、褚部下，多属直鲁人，既不愿赴奉，而奉方始终认为该军为无训练之军，亦不愿收纳，且南方也不愿意收编，七万大军，若缴械而遣散，亦非易事，若听其自行溃散，将来直隶京兆各县必无一片净土。
　　战争期间最悲惨莫过于普通百姓，兵败撤退时尤甚。尽管张宗昌已无决心在天津开战，但由于撤退的大军云集，距离天津不远，致使天津城内谣言四起，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战战兢兢。当时流行说："张宗昌的兵善抢，寇英杰的兵善变"
足见张军军纪之败坏。为避免成为退兵的牺牲品，华界的有钱人纷纷向租界迁移，而天津附近的地区由于受退兵的骚扰过重，纷纷扶老携幼的向天津转移，避难于天津。天津的街道上到处可见大车中拥塞难民，携带箱筐行李，男女老幼蜷缩车中，狼狈仓皇，情状堪怜。天津的红十字会为了救济难民，设立了一些收容所，收容妇孺，使一部分人得到救济，但社会救济毕竟有限，更多的难民处境悲惨，整天如惊弓之鸟，担惊受怕。这些避难的难民大多是平民人家，没有什么储备，随身可带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是令人同情。涌入天津避难的人们由于红十字会的救助等尚可苟安，残留者受军队的勒索骚扰，更是辗转呻吟，惨不忍睹。据逃出的难民对记者言：直鲁军撤退时，大军蜂拥至各村驻扎，驻军占据民房，挨家挨户的穷极搜刮，银洋尽入腰包，粮食尽数掠取。更有甚者，挖墙掘地，拼命搜刮，直鲁军驻扎在民家后，杀猪宰鸡，把门窗卸下做燃料，吃饱喝足，高枕酣睡。村中的男女老幼皆怒不敢言，钻入地窖吞声饮泣，不敢喘息。直鲁军还随时鸣枪示威，村民们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不得已纷纷逃往天津。在天津的零散溃兵为了糊口，也是花样百出，有溃兵硬把自己的破旧军衣典当给当铺攫取钱财者，有身着军衣上街乞讨者，军人本为作战之人，当街乞讨实有损军人的形象，可在生存面前，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溃兵问题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溃兵的扰民更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天津形势混乱之际，冯、阎两派加快步伐，在控制天津问题上进行最后的争夺。冯玉祥支持徐源泉逼走张、褚，控制天津。徐源泉有冯玉祥在背后撑腰，且曾与蒋介石代表达成默契，自恃有蒋、冯双方支持，联合孙殿英为难张、褚，在奉军开始撤退时，加紧逼迫张、褚撤退。徐源泉依靠手中的兵力，积极和绅商协议，要求担任临时保卫司令，维持天津的治安，希望可从临时保卫司令过渡到天津警备司令。张、褚明知不能在津存在，但不甘心被自己的部属逼走，与其把天津留给徐源泉，不如留好感与阎锡山。在南桂馨的拉拢之下，张宗昌顺水推舟，同意将天津和平移交给晋阎，同时阎锡山亦保证直鲁军安全离津，移驻滦河一带。在与张宗昌达成协议后，阎锡山派傅作义进入天津，加紧与日本进行谈判，尽管日本向天津派兵显得咄咄逼人，但在各方利益纠葛下，如此做法难免授人以柄。在日本国内，政争激烈，包括民政党、研究会、学者团在内的各反对派利用国际上对日本的不满，抨击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给田中造成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态度逐渐有了变化，最后通过双方谈判，达成协约，傅作义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入城接收天津，城内原有的保安队及警察，继续坚守原岗位。
　　傅作义在得到日本的支持后，继续同张宗昌会谈，张允许留下一个团归傅作义指挥，维持天津秩序，日本驻屯军也派部队在市内和近郊协助巡防。为尽快恢复天津秩序，天津绅商也积极与外交方面接洽，希天津能仿北京之例，在海关项下筹拨欠款若干，供张、褚两军退出天津之需。11日晚，张、褚将直隶督办公署及各机关一切事物移交阎锡山的全权代表南桂馨。当晚深夜，张宗昌先行离开，第二天一大早，褚玉璞随后离津。在打理好各方之后，傅作义在12日就职天津警备司令，开始处理善后问题。傅作义的突然就职，实际上置临时保卫司令徐源泉于不利地位。在双方这场较量中，徐源泉本占据上风，但他不能得到张、褚和日本的谅解注定了他无力控制天津。与此同时，他依靠的是冯玉祥，阎锡山费尽心思争取到手的天津控制权是不可能让冯玉祥部占据的。面对徐源泉的积极运作，傅作义采取观望态度的同时加紧与张、褚和日本谈判，取得他们的谅解，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后盾。为了不引起冲突，傅作义还专门发表通告，解释自己的就职。傅作义声称本不打算就职，只是徐部与直鲁军的冲突之势，违背了国民政府和平接收天津的初衷，不得已在11日夜决定临时就职，由于过于仓促，没来得及向各方通告。他在就职的同时不忘把责任推给徐源泉。徐源泉面对已成之局面，无计可施。阎锡山对徐源泉打拉并用，在打压他的同时，亦不忘拉拢，任命徐为第三集团军第11军总指挥，归阎指挥。徐源泉无奈之下，只得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同时却电阎锡山，请辞总指挥之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傅作义就任警备司令后，城内秩序渐次恢复。12日的天津和平气氛渐浓，随着张、褚的离开，华界的情况稍见稳定，一些商店开门营业，各马路往来行人也较平时为多，从表面上看，恐慌似乎比以前轻多了。虽然日本政府选择支持阎锡山接收天津，但在津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仍不死心，他们在天津指使便衣队扰乱治安，企图造成天津的混乱之势。冯玉祥部接收天津不成，也不乏其故意制造混乱者。整个天津仅靠张宗昌留下的一部来维持治安明显不够，不时有便衣队骚扰。为此，傅作义急电阎锡山请求派军队进入天津维持局势。阎锡山派李生达两部，兼程北进，到14日即有一部达到天津。在傅作义的安排下，到达的部队很快被分到各地警戒，天津局势慢慢安定下来。就这样，阎锡山不费一枪一弹，巧取津门。
　　为将天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阎锡山推荐自己的亲信南桂馨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并得到南京政府的照准，天津成了阎家的天下。天津纳入晋阎的势力范围后，阎锡山一变困守山西的处境，获得了宝贵的出海口。然而，在阎锡山春风得意，一夜看尽"京津"花的同时，冯玉祥却因配合北伐付出重大牺牲而一无所获，气得卧病在床，自然迁怒于火中取栗的阎锡山。非特冯玉祥如此，其他各集团军也对独领风骚的晋军不满，各集团军之间矛盾重重，于是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这是后话。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