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后

不知不觉，辛亥革命就快要100年了，回想那时的风起云涌不胜唏嘘，但100年后再看那时，更多的是平淡。　　

  辛亥革命是　1911年10月10日　，到　1912年2月12日　宣统便宣布退位，中国的资产阶级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推翻君主制的任务，这个功绩和效率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法国大革命，以　1789年7月14日　为开端，1792年9月推翻帝制用时三年，而且从1789到1870年，法国经历了三次帝制复辟，帝制统制时间达到51年，而辛亥革命后只出现了一次为期12天的张勋“复辟”闹剧。 历史教科书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功劳列为辛亥革命意义的第一条，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的确很好的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后人对辛亥的评价多半认为辛亥是不成功的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　　

  诚然，帝制和封建并不能划等号。　　

  真正的封建是封土建国，在秦朝就废除封土建国实行郡县制了，于是封建的意义便扑朔迷离。有人认为封建代表后来地主经济，有人说封建代表专制独裁，还有人说封建代表的就是不文明不开化。柳宗元的《封建论》将过时的封建制与郡县制进行对比，所以辛亥反封并不是这个意义。辛亥革命反对小农经济，提倡资本经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反封，辛亥反对独裁提倡民主也是反封，辛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也是反封，但是辛亥失败了，反封不彻底！封建的几个基本特征辛亥都反了，为什么不彻底呢？　　

  辛亥革命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民族革命，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但作为反封建革命，孙中山的许多思想却与封建的思想 不谋而合。首先，孙中山讲”民权“，管仲讲”以民为天“，孟子讲”民贵君轻“，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孟子代表地主阶级，但是两位思想家的观念是一样的，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一直是主流。民生也一样，管仲提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上足以养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孔子的弟子有若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地主阶级一样有民生思想，历代都抑制土地兼并，打压豪族，对老百姓实行”均田“，大部分朝代都要分土地的，但是却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所以兼并就无法抑制。钱穆说：“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的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所以封建时代的民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集体腐败造成的，并不是古代的民生思想有错。　　

  所以我认为，革命反的不是封建，是反腐！不仅是反腐败，更是反腐朽和堕落。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人变得猥琐，死气沉沉，劣根性暴露无遗的时候，杀了出来，希望用西方的文明来拯救古老的中国，并认为西方的思想更先进更能改变中国人的劣根性。辛亥革命无疑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深化，从思想上改革，从而实现中华振兴。　　

  辛亥以后，其实革命从未终结。　　

  虽然已经100年了，但是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改革从未停止。国共两党其实都是引进的西方的社会思想来进行改革，后来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却阴差阳错国民党跑到台湾并没有完全覆灭，更有历史意义的是，两党分别在内地和台湾继续进行思想探索。　　

  中国共产党继续学习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国民改造。但是发现那种思想生搬硬套后，培养的国民是如此的狂热，道德感低下而政治认同感尤其高涨，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机器，各个零部件随着机器的开动无法停止，甚至机器的中枢都无法让其停止。于是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革命更是思想上的革命，革除以前的狂热气息，让国家归于宁静。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或许是对美国的失望，还有蒋介石本人的思想见解，让他们不再一味地学习西方，开始发掘中国自己的思想因素，成为中国文化最后的阵地。　　

  两党的阴差阳错，反而试验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完全学习西方，一种是部分学习西方。但我认为两种模式殊途同归：民主自由的思想虽然都接受，但是都玩封建时代的权术，一样是官本位；都学习西方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实际上财产像封建时代一样，被各种权势人物，以“法律”的名义剥夺。都没有将封建的官本位革除，依然是权力大小通吃。　　

  所以，思想的改革才是最艰难却最有效的。　　

  所有的革命，无非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没有人折腾的日子就是好日子。革命的怪圈就是，革除了一种折腾方式，却换另一种方式折腾，折腾的轻就是好政府了！改革其实是为了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让人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而思想改革是宏观的，是持久的。中国的革命，政治上的不谈，思想上的却真的没有成功。　　

  民国的政治家杨度在街上走，看到看到一个乞丐大骂：“他妈的要是皇帝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要是皇帝在这两个人还敢没有王法！”于是杨度突发奇想，搞了个乞丐请愿团请袁世凯登基。那个乞丐难道真的是希望有皇帝吗？恐怕不见得，他是希望有“王法”，节制他人行为的“王法”。　　

  人的思想，首先是敬畏，也就是现在通俗讲的信仰，好的信仰就是能让人自觉自律的信仰。而现在信仰通常是能让人自觉自律的，真正信仰神祇，信仰上帝，信仰我佛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都会自觉自律，不做对不起人对不起社会的事情。现在正是因为信仰不坚定了，所以自律意识越来越淡薄，所以世风日下，思想越来越糟糕。　　

  思想的改革，首先是让社会有信仰，有信仰才会有敬畏，才会自律。　　

  现在无论东西方，都特别注重法律，也就是注重社会纪律，因为人的自律精神越来越弱，所以对法律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中国古代讲究外法内儒，我认为这是思想改革的出路。现在总批评古代不好，但是评价古代要回到那个时代再去评，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嘲笑古代人。有人嘲笑古代人愚昧，不知道科学，不会开飞机，这就太搞笑了，古代人或许也会嘲笑我们那么多人里居然没有柳下惠那样自律的人。　　

  思想的升华，一定来自自觉自律，只有自律的人，才会成为社会的精英。而道德正是自律的根据，是对内心的建设。如今正是因为向西方学习，摒弃了几千年来的道德标准，却没有建立新的道德标准，才导致了社会亮红灯。西方文明不过走了两百来年，地球就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西方人自己也察觉到了，于是开始向孔子学习，学习天人合一的发展。然而我们学习西方却是滞后的，他们已经回归自性的时候，我们却还在追逐外物。　　

  钱穆认为人生有三种方向：一种是极内向的，比如佛教，追求内心；一种是极外向的，比如资本主义，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还有一种就是中和的，那就是儒家。社会的发展应该采取中和的态度，孔子认为中庸是致德，佛陀也讲求中道。要搞好人心建设，必须走回去，向老祖宗们取经。中国人虽然不信仰宗教，但是对祖先却有宗教式的崇拜，然而崇拜祖先是对规矩和伦理的崇拜和敬畏，祖先制定了”家法“，而君臣父子的伦理观也促使人们尽“孝”。钱穆认为世界文化也大致分三种：一是中国的孝道文化，是青年；二是欧洲的爱情文化，是壮年；三是印度的慈爱文化，是老年，而中国的孝道文化可以变化成壮年和老年，而其他两个却不能。所以，要想搞好思想建设，就要走回去。　　

  但是这个走回去并不是单纯的走回去。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于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观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2000年里，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改变。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但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所以社会主义打败三民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偶然。在向社会主义迈步的时候，不能单纯的走回去，单纯的走回去还是会落入官本位的窠臼。要重新强调君臣父子的关系是双方的，并不是一方的。孔子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孝道是双方的传承，父母如果不慈不爱，一个家庭是无法维持的。即使是舜帝这样的圣人，在封自己的弟弟象的时候，把象封在有庳，有庳在湖南，在远古时候是个蛮荒之地，柏杨说有庳在广州一带，更蛮荒，可见父母不慈，圣人儿子都有怨恨，更何况庶人凡夫。而君臣关系，也就是现在的官民关系，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孟子说：“上视下如草芥，下视上如寇仇”，官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官是人民请来的管理者，理当尊重爱戴，但是官如果不尽自己的职责，或者干超过自己权利的事，那么就应该受到制裁，这就要社会的规则了，就不再是道德而是法律。　　

  内儒，完善个人处世规则；外法，完善社会生存规则。　　

  如此，天下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