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接近灭亡的时刻 歷史沒有終結，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歷史政治學的興起

歷史沒有終結，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歷史政治學的興起  

學科視野中的歷史政治學：
以歷史社會學、政治史、比較政治學為參照
姚中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原載《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
內容提要：歷史政治學是中國學者提出的研究政治學之全新範式，但當然不是從零開始，而有眾多可資利用之知識資源，本文探討其與歷史政治學之關係。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均致力於帶回歷史、帶回國家，並共享眾多方法；但後者有西方中心論偏見，奉行價值無涉原則，止於理解或解釋；歷史政治學則破除西方中心論，公正對待中國等非西方國家、文明豐富的政治實踐，且有明確價值追求，致力於從歷史中探究善治之道。歷史政治學呼籲歷史學再度重視政治史，並使之有政治學想像力。歷史政治學可為比較政治學帶入大歷史視野，以矯正其以西式政治制度為標準的偏失。
關鍵詞：歷史政治學 歷史社會學 政治史 比較政治學 方法論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科於2019年中發出了發展歷史政治學之倡議，引起學界廣泛反響。其中也有疑惑：國際學界已有成熟的歷史社會學和歷史制度主義範式，包括政治學界在內的國內學者已有發展歷史社會學的努力，何必再提歷史政治學？
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筆者基於中國的超大規模特性提議發展歷史政治學，但此概念是否值得廣泛倡導，楊光斌教授、任鋒教授與筆者曾多次討論，有過猶豫。最後，見多識廣的朱雲漢教授一錘定音。從學科發展角度看，提出歷史政治學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明確地服務於政治學學科的發展。從學科歸屬看，歷史社會學在社會學範圍內，政治學可借用其研究成果，但以之為政治學之學科分支或研究進路，終究名不正、言不順而事難成。歷史政治學則明標其政治學學科屬性，名正言順，有利於推動政治學學科的發展。
第二，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探索新路。100多年來，中國的學院政治學以引進、移植日本、蘇聯、英美等異域外來理論為學術發展主要動力。而今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歐美國家普遍陷入政治衰敗，連累其政治理論喪失學理和道德的感召力；中國在政治上已有足夠自信，開始尋求政治理論之自主自立。內外兩個因素要求中國政治學獨立地進行理論創發，重建政治學之核心概念、基本命題和底層邏輯。
但突破口何在？原創理論只能來自於直面事實，而憲法序言第一句話如此定義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有悠久的國家歷史，故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此為中國政治學進行理論創發之寶貴資源。同時，中國有漫長而豐厚的歷史學、實即歷史政治學的學術傳統。故中國政治學之轉向歷史，是國家、文明之內在屬性和自身學術傳統所決定的，沿此範式發展，順天應人，可有豐碩成果。
第三，樹立中國學術的自主性。歷史社會學最早形成於歐洲，20世紀中期以後繁榮於美國，中國學者於此範式只是後來的消費者，只能以其已有方法、邏輯、理論解釋中國事實，而難有原創性學術貢獻。歷史政治學卻是全新範式，中國學者率先提出，並從最底層構建其研究綱領，學術自主性不言自明。
同時，在既有政治學範式失靈之時，轉向歷史是普遍的選擇，因而，歷史政治學的展開，不僅有益於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甚至可能推動世界政治學之範式轉換；考慮到政治學在現代社會科學體系中之關鍵地位，也可能助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範式變革。
正歷史政治學之名後，我們各自思考，寫作、發表了若干論文，對歷史政治學的研究綱領作初步討論。在此過程中深切認識到，有必要釐定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間之關係，本文將討論兩者之同與異。
同時，歷史學、政治學兩門學科中的政治史專業也有歷史和政治兩個維度，與歷史政治學內在相關；歷史政治學又廣泛使用比較的歷史分析方法，與比較政治學關係密切，故本文亦將簡單討論歷史政治學與政治史、比較政治學之關係。需要說明的是，揭明不同，不是為了樹立學科藩籬，而是為了更好地自我認知：以他者為參照，更為準確地認識歷史政治學的學術取向與方法。
一、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之同
討論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之異同，立刻涉及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歷史社會學？社會學在歐洲興起時，受當時佔據支配地位的歷史學之影響，又受初步興起的實證主義之擠壓，自然堅持歷史取向，而呈現為歷史社會學樣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埃米爾·塗爾干（Emile Durkheim）等社會學三大創始人、尤其是前兩位，均立足於歷史構建其理論，從而奠定了歷史社會學範式。近兩百年來，歷史社會學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演化，形成了多樣的研究取向，本文僅主要關注與政治學緊密相關之歷史社會學。
具體說來，本文參考兩位政治學者的選擇，劃定所要討論的歷史社會學之範圍：楊光斌列舉了歷史社會學的四個重要分支：「摩爾學派」，主要人物是推動歷史社會學於20世紀60年代興起之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使之中興的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epol）；另有「梯利學派」、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社會學理論和沃勒斯坦等人所創發的世界體系理論。
楊光斌總結說：「歷史社會學是關於現代國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總結出現代國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國家形成中的階級關係、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議題。」這些研究顯然與政治學密切相關，故楊光斌將其列為「政治學理論歷時性知識資源」。
郭台輝訪談了15位歐美歷史社會學家，並指出其共同點：「他們轉向歷史，專註於革命、社會衝突與變遷、工業化、階級形成、國家形成、民主化、資本主義起源與變遷、官僚制等，開創了宏觀－比較－歷史分析的新潮流。」這些均為政治學的重要研究議題，是具有政治學屬性的歷史社會學或「准歷史政治學」。
歷史政治學與這一具有較強政治學色彩的歷史社會學之間確有密切關係，兩者有諸多共同、相通之處，歷史社會學已發展成熟之重要學術取向和方法，足可供歷史政治學所取法，舉起大者如下：
第一，兩者共同致力於「帶回歷史」。歷史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均冠以「歷史」二字，明白顯示其共同的學術志向，即克服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中的「去歷史化」傾向，重新帶回歷史，以「歷史想像力」構建理論。
在社會學領域，去歷史的、靜態的結構功能主義曾佔主流，但到「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之間，由於美國國內乃至全球的政治衝突所引發的反叛，使得體現於結構功能主義靜態和發展模式中的含蓄的世界觀並無多大意義。」部分社會學家起而反思結構功能主義，而有歷史轉向，倡導「歷史想像力」，致力於歷史地探究現代社會之起源及其多樣性。
過去幾十年，與社會學領域中歷史方法頗受重視相反，在政治學領域，去歷史的、靜態的政治理論居於支配地位，「歷史終結論」是此範式之醒目招牌。當然，後發國家尚有一段歷史要走，但這是有明確目的之「轉型」，或轉向現代，或轉向民主，走向歐美已站立之歷史終點。故總體上，政治學界普遍無視甚至厭惡歷史；有些中國學者甚至以歷史為包袱，試圖徹底剷除歷史，以進行制度移植。
然而，歷史沒有終結。對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來說，歷史再度開啟，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歐美普遍的政治衰敗同樣意味著其歷史之再度開啟。曾被人膜拜的政治教條失靈了，政治學不能不重回事實，再返歷史，重建「歷史想像力」，從歷史中總結、提煉、發展新的理論——不僅中國政治學需轉向歷史，西方政治學同樣需轉向歷史。在此，歷史社會學的歷史想像力及其所取得的重大學術成就，構成倡導歷史政治學的一個重要理由。
儘管如此，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仍有所不同。除少數例外，歷史社會學重在解釋現代社會、國家、世界體系之起源和結構，故主要關注1500年以來的現代歷史。歷史政治學則拉長時間尺度，關注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的「長時段歷史」或「大歷史」——甚至比布羅代爾所說「長時段」的還要長，達到四五千年的時間尺度上，並且當然以政治為中心。
歷史政治學倡導如此悠長的時間尺度，基於人類政治的基本事實：在考古學中，國家的建立是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根本標誌，四五千年前，世界上若干地區包括中國，率先建立國家。國家歷史如此漫長，歷史政治學必須把研究視野放寬到四五千年間，關注世界上具有政治創造力的各民族、國家、文明在歷史上曾經建立、並對今天仍有影響的各種政治價值、制度、機制，探討其起源、演化，比較其成敗得失。
這裡當然要採用運用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大結構、長過程、寬比較（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parisons）」的視野和方法，斯考切波的「宏大理論視角」與「比較歷史方法」。一旦採用「長時段歷史」視野，則中國就是至關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一點，下節將予以討論。
第二，兩者共同致力於「帶回國家」。社會學誕生之初，致力於解釋現代社會之起源；而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最大區別在於國家更為強大，故歷史社會學兩位創始人馬克思、韋伯都非常重視國家。不過，到了20世紀，隨著西方現代國家體制逐漸定型，國家議題逐漸淡出。但對主流建制有一定批判意識、因而「處於傳統學術方式的邊緣或是對立面」的歷史社會學者，重返革命、建國、國家等議題。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斯考切波等歷史社會學者在強調「國家自主性」的脈絡中，發出「帶回國家」的呼聲。他們著重研究了現代國家多樣的形成過程及其所造就的多種現代國家形態。有些敏銳的中國學者欲以歷史社會學作為政治學之重要知識資源，原因正在於此。
政治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國家，即研究權力的配置、基本政治制度的構建和完善等。不過，在美國政治學卻有點例外：其較少受大規模階級衝突和破壞性戰爭的衝擊，政制相對穩定；「美國例外論」信念導致其有美國政制已臻完美之幻象，故20世紀以來的美式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國家主題，沿三個方向發展：日益碎片化的權利政治學，推動歷史終結的轉型政治學，量化主宰的實證主義政治學。國家被消解了。
不幸的是，這種政治學傳入後發國家，導致其迷信分權制衡、公民社會、第三部門、自由企業等議題，忽略國家建設，甚至弱化本就軟弱的國家，從弱國家的前現代一步踏入反國家的後現代，最終在無秩序的困境中苦苦掙扎。
在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來，學院主流政治理論也日益倒向權利中心論、社會中心論。這種政治學反噬歐美，今日其所面臨之根本困境正是政治衰敗、國家碎片化、根本憲制失靈。福山正是見及於此，及時轉向歷史政治學，強調國家建設的優先性，這貫穿於其十年來的諸多著述中。
歷史政治學呼籲人們拉長時間尺度，考察人類四五千年來的文明歷程；由此立刻可以發現，國家之建立、建設和持續改進是共同體興衰存亡之關鍵所在，也是人群幸福或悲慘之決定性因素。歷史政治學呼籲政治學「不忘初心」，始終以國家、尤其是國家根本制度也即憲制之建立、改進，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同時，拉長時間尺度有助於克服歷史終結論幻想，使人們認識到，任何政治制度都會衰敗，因而任何國家都需要持續改進其政治制度、機制。在歷史政治學看來，國家難有完備形態，而是持續生成之過程，因而始終需要政治學及時提供改進政治制度、機制之知識和智慧。在此，歷史社會學的「帶回國家」、強調國家自主性，極大地支持了歷史政治學的呼聲。
當然在這方面，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亦有所不同：歷史社會學多偏重於探究政治制度之社會基礎，比如探討形成不同形態的現代國家之經濟、社會乃至意識形態力量。邁克爾·曼的巨著名為《社會權力的來源》，即清楚表明其用心所在。歷史政治學則不然，主要研究國家、研究憲制本身。
而且，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社會學的主流明顯地偏向於社會史、文化史，也即明顯地去政治化、去國家化。如此研究取向相對於當今世界的現實困境，過於奢侈了。倡導歷史政治學，有助於矯正這一偏頗，促使學界再度聚焦於政治、國家。
第三，兩者的研究方法也有相通之處。在各門社會科學中，政治學的歷史最悠久，但似乎對方法論似乎不甚措意。相反，也許正因為誕生較晚，歷史社會學反有強烈的方法自覺。趙鼎新總結歷史社會學方法的基本取向謂：「歷史學家按時間序列敘事講故事，社會學家追尋著結構/機制敘事找規律，而歷史社會學的真諦就在於對這兩種敘事進行整合。」
時間敘事和結構刻畫的結合，生成歷史社會學之諸多方法：韋伯確立了理解、理想類型、長時間跨度、大範圍的結構性比較等方法；摩爾以來的歷史社會學更是有意識地發展各種方法，比如蒂利所說的「大結構，長過程，寬比較」，斯考切波的比較歷史方法等；晚近以來甚至形成「方法導向的歷史社會學」。在強調製度至關重要的學術風氣中，由歷史社會學母體發育出「歷史制度主義」範式，則以歷史方法理解制度變遷之複雜機制。
歷史政治學剛剛上路，除援引傳統歷史政治學的方法之外，必然主要借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這種借用也是完全可行的，兩者均為基於歷史的社會科學研究。
二、歷史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之異
以上列舉歷史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的相同、相通之處，也涉及相同中之不同；除此之外，兩者有更重大的不同，此亦為倡導歷史政治學之根本理由所在，至少可列舉如下兩點：
第一，歷史社會學普遍有西方中心論傾向，歷史政治學則要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全面、公正地考察人類歷史上各民族、國家、文明豐富多樣的政治實踐；當然，中國在其中居於頭等重要地位。
歷史社會學初起於歐洲，其時，其文明正如日中天，難免產生西方中心論傾向，這在韋伯身上就有明顯表現。巴林頓·摩爾以來的美國歷史社會學，由其議題限定也不自覺地陷入西方中心論。
趙鼎新概括說：「在西方，歷史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產生的原因和後果。」西方實現了兩者，當然成為主角、成為標準；非西方國家、文明成為配角，成為「化」的對象，其現代歷史之主題是費正清所說，對西方「衝擊」作出「回應」。
歷史社會學尤其有西方制度優越論傾向，把自由主義價值觀、西式民主選舉、法律支配製度和西式資本主義制度視為現代社會的正統，其他制度則被判定為變態。哪怕是福山的歷史政治學，儘管已放棄了歷史終結論的妄想，仍基於其意識形態信念斷言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能長久。
近些年來，已有越來越多中國社會學學者轉向歷史社會學，積極推動其本土化，因而重視中國研究，比如重視中國革命研究，重視中國自成一體的國家治理體制、機制的研究。這些努力已初步撼動了歷史社會學的西方中心論。
歷史政治學更進一步，立足於中國，重建世界視野。中國學者提出歷史政治學範式，當然是從中國看世界，格外重視中國事實。這無關乎民族主義情緒，而基於如下事實：中國擁有悠久而不間斷的國家歷史，這可能是世界上獨一份；且按韋伯標準，中國早在秦漢時就已建成「現代國家」，而且是實行普遍「直接統治」的超大規模郡縣制國家，更重要的是，這一形態歷經兩千多年，延續至今。
因此，對中國的國家起源、演化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於發展更為普遍的國家理論，有助於找到國家維護統一、保持超大規模的普遍機制。就此而言，歷史政治學完全有理由「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標準、典範，進行大歷史、大範圍的宏觀歷史比較。
同時，一旦進入長時段歷史中，則在過去兩百年歷史中被遮蔽的眾多非西方國家、文明之豐富政治實踐，也可進入政治學視野。這些國家、文明曾發明過延續至今的諸多重要政治價值和制度。就此而言，歷史政治學有鮮明的學術道德意識，它決心公正地對待所有國家和文明而無所偏頗。由此發展的政治學理論將會克服西方政治的地方性局限，更為包容而普遍，因而更為有效。
這一點對處於大變局中的今人尤其重要。局限於西方地方性知識體系中，即便西方國家也未必能為其政治衰敗找到出路，何況非西方國家。充分地利用人類積累的一切政治智慧，人類或許才有可能找到解決當下政治困境之良方。因此，歷史政治學決意為政治學帶入中國，帶入廣大非西方國家的豐富政治經驗，事實的擴展必定可以刺激理論的創發。
第二，歷史社會學普遍奉行「價值中立」原則，以解釋或理解社會變遷為己任；歷史政治學則有明確價值追求，本乎「資治」傳統，以尋求善治之道為己任，從歷史中尋找構建或改善政治秩序之方案。
這一重大不同由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學科屬性所決定。自誕生起，政治學就以追求善治為己任。孔子說：「政者，正也。」政治事業之目的是促使所有人、事均處在正的狀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柏拉圖（Plato）說，政治是實施「正義」；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說，「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城邦作為「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追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服務於政治、城邦的知識努力即政治學，當然以追求善治為己任：亞里士多德說，政治學應以研究「理想政體」為中心。即便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致力於走出「自然狀態」，以維護和平秩序，避免人們相互傷害，此為最基本的政治之善。
社會學另有其傳統。極大影響社會學發展的韋伯倡導學術研究的「價值中立」「價值無涉」（value-free）；韋伯也強調研究者與對象之「價值關聯」，但前者影響更大。這種取向主導了歷史社會學，多數學者致力於解釋或理解現代社會之形成，較少涉及價值判斷，較少思考社會、國家如何趨於善治。
韋伯本人比較了不同文明的宗教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探討了現代官僚制的起源，雖對後者頗有擔憂，卻未以其廣博知識開出藥方。摩爾以來的歷史社會學大範圍地比較了現代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在不同國家形成的不同類型。其中隱含西方中心論傾向，偏向於個人主義價值、自由市場和代議民主制，但普遍比較克制，僅止於理論解釋或理解，未進一步進行規範性討論，指出各類型國家或具體制度之內在缺陷，並尋求改進之道。
歷史政治學在政治學範圍內，有明確的價值關切，致力於尋求善治之道。可用馬克思的話說明兩者之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歷史社會學屬於前者，從各個角度解釋現代國家是如何形成的；歷史政治學則有後者之志，基於長時段績效，比較不同國家形態及其具體政治制度之利弊得失，提出相應的改進之道。
福山的歷史政治學就是這麼做的。他追溯自秦建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以來兩千多年間人類塑造和維護政治秩序的機制，總結出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三種最重要的制度，並以此衡量各政治共同體之利弊得失，比如肯定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強國家傳統，但認為其應加強法治；對非洲、拉美國家，則認定其應強化國家。
對此類具體判斷可贊可彈，但其研究取向清楚顯示了歷史政治學之根本理由：止於善治，通過長時段、大範圍的歷史比較，探索各種制度及其不同組合的利弊得失，以求建立優良政治制度，或改進現實政治制度、機制，使之更好地造福於人民。
對歷史政治學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恰在於重建政治價值體系。現代西式政治學以自由或個人權利保障、私人產權保障或民主作為政治的基本價值，是否可取或足夠？是否普遍？已有很多人產生懷疑，歷史政治學要拉長時間尺度，西式政治價值的獨斷，容入歷史上各重要文明和國家的政治實踐，考察其得失，從中抽繹政治之善，釐定善政之構成。由此可以構建更為合理而普遍的價值體系，包容西式價值，但其未必排序如此之高，中國人所說的成德、生生，古典政治學普遍肯定的秩序，或許更為根本。
此處涉及西方思想之重大命題：事實與價值兩分，不能從「是」推出「應當」。然而，從中國思想立場看，這種兩分本身就是虛妄的。道在器中，道、器不可離；理在事中，理、事不可分。「應當」就在歷史地展開的「是」之中，正是時間讓「是」凝定為「應當」，且讓後人可從先人之「是」中探知「應當」，也即從歷史中探求致善之道，舍此，別無他途。
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把事實與價值的兩分轉化為古典的自然權利與現代的歷史主義之對立。歷史主義指如下信念：過去已死，今天一定好於昨天，今人不必受歷史的羈絆。然而，歷史政治學持守中道，既不迷信哲人思辨地構造的自然權利，也不是歷史主義的，而是要泯古今之別，肯定歷史是活著，故「好古，敏以求之」，並通過大尺度、大範圍的比較，發現可取的、善的價值、制度和機制，資以改進現實。
三、政治史轉向歷史政治學？
同有「歷史」「政治」二字，歷史政治學與政治史內在相關。這裡所說的政治史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包括政治哲學史），以及狹義的政治史，即政治事件史。由歷史政治學立場而言，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政治史的知識供應，當然也就期待政治史的繁榮。但現實則不如人意。
傳統歷史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史，且以「資治」為目的，因而也就是歷史政治學，不論中國、西方，均是如此。在中國，周公自覺地「監」於夏、殷之成敗，制禮作樂並建立敬天愛民的政治新價值，此即歷史政治學之肇始；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寓大義於微言之中，「義」就是政治之根本原則，「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春秋》是歷史政治學的典範之作。司馬遷作《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即是欲躋身於諸子百家之中，而百家何為？「務為治者也」。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其命名即顯示了歷史政治學之用心。至於現代，錢穆是歷史學家，其《政學私言》則基於歷史研究，提出完整的政制設計方案。
西方傳統史學同樣以政治為中心，以求治為目的。即便標榜實證的蘭克史學，也以當時正形成的民族－國家作為敘事主體，呈現為「一種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史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世紀的美國有「歷史政治學（Historico-politics）」，歷史學家承擔政治學的功能，以條頓民族的歷史來論證美國共和制度之生命力。
不過，社會學在西方的興起逐漸瓦解了歷史學的政治關懷。「社會」浮現、並日益突出，乃出現社會史分支，進一步細化出「文化史」，兩者持續擴張其範圍，關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微觀史大行其道。相應地，政治史受到擠壓，空間日益逼仄。歷史學逐漸偏離歷史政治學傳統，勉強維生的政治史在「新政治史」範式引領下也日益社會史化。
中國歷史學經歷類似演化過程。新文化運動衝擊下的歷史學已放棄了其政治功能，胡適的「整理國故」就是去政治化的歷史學的宣言。具有強烈政治關懷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在歷史學中居於支配地位，反倒強化了歷史學的政治學屬性，中國學者對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形態進行了細緻的研究，而這種研究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
只是這種研究頗多意識形態色彩，故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學迅速脫出這種範式，甚至厭惡政治史本身，迅速社會史化、文化史化。由此「碎片化」，對此，史學界已有所反思。而從根本上說，歷史學碎片化之首因是政治史萎縮：在任何共同體中，政治均有統攝全局之地位，也有貫通古今之作用，政治史萎縮的結果必定是歷史學沉溺於細枝末節；其次，因為歷史學界缺乏理論、尤其是關於國家、世界體系的宏大理論之構建能力，而這同樣與政治史的萎縮有關，只有以政治為中心，才可能構建宏大理論。
幾乎與此同時，在政治學學科內，政治史的地位同樣大幅下降。受美式政治學影響，政治學以研究權利或轉型為主，近些年來定量研究又方興未艾，結果，歷史無足輕重。唯一的幸運是，受儒學復興熱、施特勞斯熱的推動，政治思想史尚有一定活力，但其基本上是楊光斌所說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歷史政治學範式有賴於政治史提供中間品，因而期待政治史的復興。歷史政治學有歷史和政治兩個角度，願同時向兩個學科喊話：一方面，呼籲政治學重視歷史，有「歷史想像力」；另一方面，呼籲歷史學重視政治，讓政治史重歸歷史學舞台之中心。
文明與國家的成立同步，在文明時代，權力、政治、軍事、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始終是歷史變遷之根本動力，以政治史為中心，歷史學才能對歷史給出可信的解釋。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現代中國，政黨、革命、國家構建等「硬政治」是現代歷史之支配性力量，社會、文化乃至於個人生命是被塑造的對象，政治自然應當是歷史學之根本議題。
而為有效地描述和解釋歷史上的政治，政治史須有政治學的理論自覺。在歷史學內部，政治史地位的下降多由於社會史、文化史之衝擊；在政治學學科內，政治史地位的下降主因則是其研究缺乏理論自覺，多停留在歷史事實考證和敘述層面，最多只是運用現成理論進行事實描述或驗證而已。
政治學是社會科學，政治史若無助於政治理論的生產，當然會喪失在政治學科內的存在價值。政治史存在、發展之正當性在於為政治學的理論生產提供合格的中間品，為此不能不有理論自覺，有「政治學想像力」，關注宏觀政治結構、運作機制與演變動力。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呼籲政治史轉向歷史政治學。政治制度史可以轉向以歷史方法發展關於政治制度之理論，政治思想史或可轉向以歷史資源對今日政治問題進行政治思考。這當然不是否定歷史研究本身的意義，但傳統歷史學之所以享有崇高地位，乃因為其實歷史政治學，如司馬光所說，致力於「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
四、為比較政治學嫁接大歷史視野
歷史政治學廣泛使用「歷史的比較分析」，與比較政治學有一定交疊之處，後者的方法可為歷史政治學所用，反過來，歷史政治學的大歷史視野也可以供比較政治學參考，從而矯正其內在的價值偏見。
顧名思義，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覆蓋全球的廣大地區，然而「這種表面的全球性，實際上掩飾了比較政治學在內容、方法、認識論上非常嚴重的地方性。」比較政治學的地方性內在於該學科誕生之事實中：它主要由美國學者構建於冷戰時代。很自然地，美式意識形態支配了這一學科，比如在政體分類中，比較政治學公開或隱含地以西方自由或民主製為標準，以之衡量、判斷蘇聯東歐國家的制度和廣大第三世界的制度。
於是，比較政治學搖身一變，自居於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醫生之位，其藥方則是政治現代化或政治制度轉型：非西方國家放棄自己的政治制度，向西方意義上的政治現代化轉軌，或建立西式政治制度。在如此研究中，中國及廣大非西方國家喪失了認識上的本體意義，完全被對象化；在政治價值上，非西式制度完全被邊緣化甚至遭到徹底否定。
平心而論，比較政治學的嚴重政治偏見未必完全出於學者的身份，而在相當大程度上由其進行比較的時間尺度所決定：納入比較範圍的是當代或現代兩百年內的國家之制度及其績效，而在此歷史時期，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確實是成功者，其政治制度當然有資格成為普遍的標準，甚至於其宗教、生活方式、文化都有資格成為普遍的文明標準。
受制於這一內在範式約束，即便中國今日已走上文明復興之路，西方比較政治學仍難以認真對待中國制度之內在合理性，因為中國今天確實不合乎西式標準。面對這種偏見，中國學者試圖構建中國話語體系，但主要集中於對當下政治實踐的經驗概括，沒有提出替代性普遍理論框架，也能改變本身偏頗的判准。這種做法反而不自覺地強化了中國特殊論。
歷史政治學的大歷史視野，可有效地矯正比較政治學的偏見。歷史不是均質的，每個國家、文明的是有興盛、衰亡之節奏的，不同國家、文明世界體系中形成此興彼衰的交響曲。考察人類政治，時間尺度至關重要，時間尺度決定有多少事實、什麼樣的事實進入考察範圍。美國人之所以迷信「歷史終結論」，不僅因為其狂熱的清教信仰，也因為其自身歷史過短，尚未經歷國家興盛衰亡的全周期。比較政治學的價值偏見同樣內生於其內在的方法缺陷：時間尺度太短。
楊光斌曾推薦斯考切波所倡導、歷史社會學廣泛使用的「比較歷史分析」給比較政治學，呼籲學者重視分析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時機、歷史關節點、時序等。本文想強調，為矯正其西方中心主義偏見，比較政治學應積極運用歷史政治學所倡導的長時段歷史視野，比如在兩千年時間尺度中考察比較人類的政治價值、制度和機制。
由此可以敞開很多被目前的比較政治學所忽視、但至關重要的事實：西亞很早出現統合眾多民族之帝國，中國第一個建立超大規模的、直接統治的官僚制國家，明清時代的中國就是世界工廠。在如此大歷史視野中，歐美不再是標準，而是相互平等的比較對象中的一個。
「大歷史的比較政治學」可使比較政治學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價值偏見。預設某個國家為標準的所謂比較政治學無從增加人們對善治的知識，只會讓偏見在正反饋中不斷強化。不把某個國家、文明預設為標準，而是把所有國家、文明平等地放在面前進行比較，分析其異同，比較其制度之利弊得失，比較政治學才有可能生產政治新知識。
舉例而言，除了比較同一時代不同國家的制度績效外，也可以比較不同國家在不同時代所建立的類似制度的績效。由此，人類各民族、各國家曾創造之價值、制度均不會遭到浪費，而有進入今日學術視野、參與構造今日美好政治生活之平等機會。這不正是比較政治學的意義所在嗎？
五、結語
簡單考察學術史即可發現，在歷史巨變時代，既有學術範式必定失靈，理論大廈必須重建；而重建之要道在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回到事實，也即回到歷史。這是我們倡導政治學轉向歷史、提出歷史政治學範式之最大理由所在。
但歷史政治學當然不是從零開始，歷史社會學、政治史、比較政治學是歷史政治學可資利用之重要資源。在現代社會科學體系中，唯有社會學自誕生起就有明確的歷史自覺，從而形成歷史社會學範式，且在20世紀社會科學化的大潮衝擊中，始終有人堅持「歷史想像力」，並形成比較成熟的學術傳統，有豐富學術成果。
歷史政治學的研究議題與之頗多重疊之處，其視野、方法和學術成果值得借用，但我們仍決心提出歷史政治學，理由在於，歷史政治學可以克服其西方中心論偏見而公正對待中國等非西方國家，克服其價值中立而追求善治。同時，歷史政治學可以啟發政治史之理論自覺，可以給比較政治學嫁接大歷史的視野。
或許可以期待，歷史政治學以其兼顧歷史和理論的雙面品質成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鯰魚，一方面，刺激理論性學科之歷史自覺；另一方面，刺激敘事性學科之理論自覺；學術創新之道，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