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是什么的政治行为 学术与政治的建构：「 ”四大发明”如何成为国人常识与民族记忆

学术与政治的建构：「 ”四大发明”如何成为国人常识与民族记忆  

最近「 ”四大发明”的事情有点火，朱言的专业是历史学，今天就给大家讲讲「 ”四大发明”究竟是怎么回事。 「 ”四大发明”首先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话语，是人建构起来的，就像「 ”四大名著”、「 ”四大美女”一样。当然，作为科技史中的实体，这几个科技突破是确实存在的，科学史家对其的归纳总结就是概念的建构。 首先，我要讲清一个事实。「 ”四大发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洋人，是去今有点远的古洋人！ 1550年的时候，意大利地区的数学家卡丹（J. Candan，1501-1576）最早说过，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项发明是「 ”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培根 后来，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中，提及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 ”三种事物”： 认识到各种发现的力量、功用和影响应该对理解问题有帮助。这很明显地体现在三种事物上，这三种事物古代没有，虽然它们的起源相当晚近，但它们源自何方，我们并不清楚，而且也很少有人言及其来源。这三种事物就是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实际上，这三种事物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事情的面貌和状态。印刷术体现在文学上，火药体现在的战争上，航海罗盘体现在航海上。 但是，培根在这里并没有说「 ”三大发明”，而只是说「 ”三种事物”，也没有说它们源于何处，更没有说起源于中国。 马克思 再后来，伟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书中对于培根的观点进了继承和阐发，那就是在中文简体阅读世界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从16世纪的卡丹，到17世纪的培根，再到19世纪的马克思，欧洲学者一直在讲的都是三个事物：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彼时的中国呢？经历了大明、大清和悲催的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沉醉于农业文明的盛世与官僚体制的糜烂，科技在中国是没有地位的！ 卫礼贤 19世纪之后，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 ”三大发明”（甚至加上纸的发明）都源于中国。譬如，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就说过： 在宋朝又有毕升发明活字印刷。由于通商的结果，这些发明也像以前纸和罗盘针的发明一样传到西方，为谷腾堡及其他欧洲的印工所采用，而在人类历史上创立了新纪元。 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在西方学术界主流中的概念仍然是「 ”三大发明”，而且大多认为是来源于中国。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回应。处于民族危亡与弱势中的中国学人，更愿意接受这种唤醒古老辉煌的学术观念，这与晚清以来盛行的「 ”西学中源”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谓指南车 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会把「 ”四大发明”视为当然概念，则是与晚清民国至于共和国的中小学教育有密切关系，而这一切的起点则在民国教科书的编写。 早在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运森编纂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中就记载了「 ”三大发明”，但对其起源的介绍多采信传说，缺乏科学依据：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贸易极盛，置市舶司于广杭诸州，华人航海日多，罗盘更为航海之用。二为印版术。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写于缣帛，汉时始有纸，然抄录费工，得书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术试行。三为火药。我国古来，以弓弩炮石，为射远之利器，宋时炮仗烟火火药之属始盛兴，并已用于战事。此三者旋皆输入欧洲，遂开欧美今日之文化。 从上述文字的描述风格看，基本信息是来源于欧洲学者所归纳的「 ”三大发明”，而技术源流之缕述则是传统史书的大而概之风格。至于叙事心态依旧未脱「 ”西学中源”之定式，依旧是「 ”先前阔”的思维模式。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 民国初年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 ”三大发明”的相对较多，而在1920年代，涉及的反而很少。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稳定之后，在民族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官私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都频繁出现「 ”三大发明”的概念。 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 ”此时期教科书编纂者并不关注知识的准确度与科学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知识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进而说明这是中国的贡献，民族主义朴素感情战胜了科学求证的理念。”譬如，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出版于1934年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说： 然而开发文明的利器，罗盘针、印刷术、火药，中国人所发明的，都经大食之手，而传入欧洲。给近世的欧洲以一个大变化。 随着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与民族主义主导的深化，到了1930年代中期以后，「 ”四大发明”的概念也开始进入中国教科书体系，参与到国民通识的建构之中。 记载印刷术的文献 从科技史研究的视角看，中国学者最早明确介绍「 ”四大发明”说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向达于1930年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的文章，在楔子部分翻译并引用了美国学者卡德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中的一段文字： 当文艺复兴之初，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均这与近代的创造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如纸同印刷术则为宗教改革导其先路，而教育之能普及，这两者也颇有功劳。此外火药一来，荡封建制度为灰烬，开民军之始基。罗盘入了欧洲，于是发现美洲，历史的舞台也因由此欧洲一隅以转入世界全局。这四大发明，对于近代造福无量，可是考其来源，却大都传自中国。 现存最早的教科书文本是1933年陈登原编写的《陈氏高中本国史》，其中就有「 ”四大发明”的内容： 在近代中华民族似不曾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然而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 ”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小？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得最早呢！ 四大发明 国民政府的教育行政权力在这个概念推广上也起到了作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总署编审会审定出版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就以官方教科书的身份宣教了「 ”四大发明”的问题：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促进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经中国首先发明，先后传入欧洲。公元二世纪初，汉族人蔡伦发明造纸术，于五世纪末，传入中亚。到八世纪初，中亚被阿拉伯人征服，造纸术就西经非洲的埃及和摩洛哥，传入欧洲的西班牙，再传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由抄写进化到印刷，当以公元六世纪时中国隋文帝敕令雕刻经书为始。十世纪初后唐冯道印刻九经，十一世纪时，宋毕升造活字版，中国的印刷术己很有进步。十三四世纪时，蒙族势力西进，印刷术便传入西方。十五世纪初，德人哥登堡创金属活字，其后法士脱，昔佛尔加以改良，欧洲印刷事业，也日益精良。 相传在黄帝时已有指南车的发明，但这并不可靠。发现磁石能以吸铁，大约在战国时候。到北宋时，看风水的人和海商，因磁针能够指南，就用他来测定方向。元时东西大通，磁针便传入欧洲，意大利人首先应有到航海方面去。北宋时，发明以火药做烟火，供人娱乐。到南宋时，虞允文利用火药做成霹雳炮，打败金兵。元时交通大开，火药的制法，便也传入欧洲。欧洲人利用他的射力，打毁了封建的城堡。 李约瑟 看到上述文字，是否觉得非常熟悉？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在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叙述上，其实很多是继承了国民政府教育理念，「 ”四大发明”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民初至于1940年代，在民族主义主导下，在教育行政当局与教科书编写者的努力下，「 ”四大发明”终于从一个西方人建构的学术概念变成了中国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教学概念，进而变成国民通识和民族记忆。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今天对于「 ”四大发明”的认知是来源于英国人李约瑟，譬如哲学史研究学者邓曦泽就认为是1943年李约瑟提出了「 ”四大发明”这个概念；而江晓原先生则认为： 从三大发明变成四大发明，最初是来华的耶稣会士艾约瑟，他把造纸放了进去。最大的功劳要归李约瑟，他大力赞美和强调这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做出的贡献。······四大发明通过李约瑟提倡之后，进入了我们的教科书。 「 ”三大发明”变成「 ”四大发明”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推进结果，并不能归结为某一个西方学人；而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并非是因为李约瑟的提倡，而是国民党时期官方民族主义教育路线的推进与民国学界互动之结果。李约瑟日后声名鹊起，与其在华经历及政治正确有关，故而产生层累历史效应，将这一结果归功于他。 「 ”四大发明”成为国民常识是一种学术与政治合力的结果，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对民众记忆的机构。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习以为常，被认为是当然真理的概念何尝都不是一种建构出来的产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