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思想”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md思想”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md主义”的提出

　　1942年“整风”以后，关于“md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md主义”。如1942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md主义》。

　　如果是延安的报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md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md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md思想”的确定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md思想。md不得不重视起来。

　　1943年4月，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当时，md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gcdzg确实希望并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gcdzg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md思想”的概念，说：“md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md审阅。一天傍晚，md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md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data-filtered="filtered" 1943年，md与王稼祥在延安

　　md不同意提“md主义”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md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md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md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md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gcdzg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从md思想到“md同志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gcdzg的指导思想——“md思想”。此外，一些专门的文稿信函中也是如此。对此，md曾反复表态。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把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md审阅。md把草稿里“这证明马列主义、md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md思想”几个字删去。随后，还在草稿上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不要将‘md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md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md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md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关于‘md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md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md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md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md同志的指示办理。”

　　这个通知稿报送md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md同志的时候，可用‘md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md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3个转变：“md主义”——“md思想”——“md同志的著作”。(摘自《湘潮》陈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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