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思想发展演变过程 西方管理的思想历史

西方管理的思想历史  

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上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的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

其转折点是1973年的世界能源危机，在世界能源危机以后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萌芽。到了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经过几年新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定，从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苏两国为轴心国，变为多个政治经济强国并立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世界由两极转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微观上，各国的企业同样也面临新的形势。

由于新的国际形势由原来的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力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显得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发展尤显艰难。但是，由于西方的人们还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之中，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国际竞争中欧美企业连连败北，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并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

这样除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划分的11个管理学派的管理丛林之外，进入80年代后，西方新的管理思想正在形成而且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管理理论研究在利用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和工具方面越来越强，其大量利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理论，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将对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改变了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全新的管理思想，这也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革命。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在规律：第一，把管理的科学、理性方面同感情的非理性方面结合起来。

西方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思潮，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在当时没有科学的管理原则，也没有科学的管理依据的情况下，科学管理运动每一次科学地、理性地把管理纳入科学的轨道，使得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次运动，在当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企业的职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实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仅有理性，更重要的还有感情，不但要求获得经济上需求的满足，还要获得感情上、社会地位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需求的满足。

这样，行为科学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过于偏重非理性方面而忽略了理性方面，管理绩效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第二，把管理中的正式组织作用和非正式组织作用结合起来。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中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其中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等。

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正式的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和体系。泰勒等人在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中主要强调了正式组织的作用，而行为科学主要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途径。

第三，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方面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方面相结合。古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是非常强调管理中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序方面的作用的。

而行为科学和权变学派等强调的，是如果因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墨守成规，不顾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得一成不变，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他们非常强调管理的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等方面。但是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

第四，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在精确性方面，管理理论研究已逐渐成熟，如管理理论中的运筹学、数量学、计算机、统计学、会计学方面的发展，使管理的精确性方面越来越高。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靠算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管理的过程都是由人来操作的，在许多情况下，发展和转化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清楚、不确定、不完美的情况。不能只注重精确性，而忽视事物发展的本质，也不能用模糊的方法描述管理行为，在管理上，只有有效。

简述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史,并分析对我国当前的管理有何借鉴意义 -

答：1.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上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的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其转折点是1973年的世界能源危机，在世界能源危机以后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萌芽。到了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经过几年新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定，从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苏两国为轴心国，变为多个政治经济强国并立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世界由两极转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微观上，各国的企业同样也面临新的形势。由于新的国际形势由原来的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力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显得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发展尤显艰难。但是，由于西方的人们还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之中，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国际竞争中欧美企业连连败北，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并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这样除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划分的11个管理学派的管理丛林之外，进入80年代后，西方新的管理思想正在形成而且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管理理论研究在利用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和工具方面越来越强，其大量利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理论，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将对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改变了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全新的管理思想，这也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革命。

2.西方人是以管理国家的方式管理企业、管理家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企业、管理国家。。前者是你中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带有天生的共产主义因素。后者是非血缘关系。西方人对人性的假设远比我们中国人来得悲观。以严格的法律管制人们的行为。中国人对人性的假设很乐观。"人之初，性本善。"故相信以道德秩序和礼制即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因而发展为治国的人治方法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中国重动机的好坏判断。西方人要的是效果好不好。中国人不太重视效果判断，而是用一套道德或意识形态标准看效果，即所谓"干不干是态度问题，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差别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差别。以法治国是有效的，以市场调节人们这间的利益关系也是有效的。但不用法治的大家庭式的国家管理方式在效率上的损失则为惊人，故得在于失。但以这种法治争讼的方法管理家庭内部与企业。

中西方管理思想异同

://mie168/manage/2008-01/297034. ://1.shufe.edu/zgjjsxs/download/26.doc 中外管理思想的对比分析 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人类的管理思想也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20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种是渊源于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井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

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典的影响力，功应居首。

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处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因此，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中西两大类型管理思想的比研究，正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

二者都承认人性假设是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麦格雷戈指出，在管理活动的背后都必定有某些人性本质的假定。

孟子提出“不忍人之政”，承认人之善性乃国家管理活动的出发点。二者都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

二者把管理工作寄希望于人们的精神追求。麦格雷戈强调管理中最有意义的是自我实现的满足。

孟子则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所谓“大者”指心灵，“小者”指耳目口腹等器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具有自己“民族的精神标记”，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这主要是：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首先必须从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人手，进行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 人类的管理思想起源于“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自然地理环境是生产劳动，从而也是管理活动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管理思想的性质和特征。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说：“地理因素当然不只是背景，它实是构成中国与欧洲文化间模式之差别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意义之要端。”

西方管理发展简史

西方管理发展简史 管理活动源远流长，人类进行有效的管理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从管理实践到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般来说，管理学形成之前可分成两个阶段：早期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阶段（18世纪前）和管理理论产生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管理学形成后又分为三个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行为科学学派出现前）、现代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行为科学学派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和当代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阶段 从人类社会产生到18世纪，人类为了谋求生存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管理活动和管理的实践，其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但是人们仅凭经验或一些片段的思想去管理，尚未对经验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理论。西方早期的一些著名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大都散见于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等国的史籍和许多宗教文献之中。

二、管理理论产生的萌芽阶段 18世纪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以机器为主的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成为现实，工厂以及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管理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涉及，管理学开始逐步形成。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等。

亚当•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国富论》。亚当•斯密发现，分工可以使劳动者从事某种专项操作，便于提高技术熟练程度，有利于推动生产工具的改革和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工种的变换，有利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而提出了分工理论。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金融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者和完成者，181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出版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企业的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

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 Taylor,1856-1915）、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 Fayol,1841-1925）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 泰勒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科学管理的关键在于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

为此，泰罗提出了任务管理法和配备“第一流”的工人。法约尔对组织管理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提出了管理过程的职能划分理论，他在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阐述了管理职能的划分，法约尔认为管理的五大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马克斯•韦伯在管理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理想官僚组织体系理论，他认为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官僚组织体系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 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

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 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 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八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ORB”，即管理七项职能。 四、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现代管理理论阶段主要指行为科学学派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行为科学学派阶段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影响作用。

行为科学的主要成果有梅奥（Mayo,1880-1949）的人际关系理论、马斯洛（A. H.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F.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D. M. McGregor,1906-1960）的“X理论-Y理论”等。 战后40年代到80年代，除了行为科学学派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

这其中主要的代表学派有：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等。这些管理学派研究方法众多，管理理论不统一，各个学派都有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各有自己的用词意义，各有自己所主张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孔茨（H. Koontz,1908-1984）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

管理过程学派又称管理职能学派，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里奇提出的。管理过程学派认为，无论组织的性质和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却是相同的。

孔茨和奥唐奈里奇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最终得以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

孔茨继承了法约尔的理论，并把法约尔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使管理过程学派成为管理各学派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的管理科学理论是指以系统的观点运用数。

中西方管理思想有何异同

中西管理思想的差异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于管理假设的不同，即对人性本质的看法。

我们熟悉西方的管理假设，例如"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等，这些都是西方管理学当中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基于这些假设才能搭建起各种理论。比如我们认定工人都是懒惰而又自利的，所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政策。

有管理学学者提出过中国的管理假设，例如"面子"、"关系"、"家"等。个人认为管理思想的差异根本在于对象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等，即是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这也导致了管理假设以及管理思想的差别。

西方古代管理思想-西方管理思想如何应用于中国每个国家的国情都是

一、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为什么收不到良好效果 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经过30年的努力绝大部分企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管理问题由创业阶段的次要矛盾上升为转型期或成长期的主要矛盾。

但是目前企业的管理处于战国时期，各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的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不同的主张，﹙包括西方管理）结果，形成了企业“小”、慢”、“乱”的现状与总体上管理混乱的格局。 这就象一群体能素质和技能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的人参加一场田径赛，没人知道终点在什么方向。

发令枪响过之后，人们四散开来，他们或根据自己的意识判断、或根据别人的指点，纷纷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跑去，结果只是极少数的人到了终点。这些到达终点的人并非都接受过体能和技能的训练，而那些接受过体能和技能训练的人并非都能到达目标。

这就是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水土不服的原因——在错误的方向中体能素质水平和技战术素质水平越好，偏离目标越远。其结果反倒不如盲目漫跑的人，这也是人们对科学管理提出质疑的原因。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理论及方法是在漫长的工业文明进程的基础上发现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经过实证证明的系统性理论。 科学的东西毕竟是科学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西方科学管理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不在于西方管理科学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管理指导思想进入了误区，发生了偏差。在对管理哲学没有明确认识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传统文化（有人把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的管理哲学）作为管理指导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与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点是不一致的，在这样的管理思想指导下，科学的管理方法只能结出苦果。

二、管理思想误区的成因 管理思想走入误区的成因不是单一的，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次是管理理论界的误导；其次是管理的认知水平；其次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理论形成一个广泛的文化体系。

其中道家理论位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其余各家位于应用层面。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自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把儒家思想从“术”的层面提升为国家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人学和伦理学的应用哲学层面），其核心是“人”，倡导的是“有为” 和“智慧”。

儒家思想作为组织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把它放在组织层面作为组织管理的指导思想，在先期对组织管理具有推动作用。一旦组织稳定之后就会显现出巨大的破坏作用，使管理者欲罢不能，直至组织解体和僵化。

把儒家思想放在它原本的位置，对组织建设有利而无害，放错了地方就变成了鸩心巧克力。 从历史上看自确定了儒家思想地位之后，中国自汉以来几乎止步不前，其间几次著名的盛世之治无一不与采纳了道家主张（管理哲学思想）有关。

从现今企业看，凡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企业无不发挥“人”的作用，创业初期有较强的凝聚力和信息反馈速度。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候，靠领导一人之力难以应付全面工作了，企业领导要面临两项选择：一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发挥组织作用管理企业，以求继续发展；二是仍旧采用人治管理维持现状，企业停止发展。

在经济规律和人性规律的支配下，企业领导往往选择前者。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由于现代科学管理的基点是“事”，管理作用的发挥靠的是组织，这就要求上级领导要交权给组织——授权；要求下级管理者分权——现代管理与人治管理发生直接矛盾。

对于习惯以我为中心的上下两级管理者们而言，因其上多智，所以其下智多，对下级管理者收权易造成管理层干部人心逆反，干部队伍不稳。 企业主要领导向管理层分权因下智多又怕造成企业后患，这又给企业主要领导造成两难选择。

前面的两项选择是定量选择的话，这个两难选择就是定性选择。在崇尚自我和智慧的大环境下逼迫企业主要领导不敢轻言授权，而在人治企业中授权对象职位越高，对企业造成的潜在威胁越大、除非是他非常相信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无奈回归人治管理，毕竟企业僵化比死亡好些。这时传统文化的害处暴露无遗，使人成瘾，欲罢不能。

（二）管理理论界的误导 至目前为止，管理理论界对于用什么样的管理哲学思想指导企业界的管理实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各自按各自的认识给运动员指出终点的方位，其中有传统文化说、有方法说、有移植西方管理哲学思想说、有兵家思想说、有法家思想说、有“中国式管理”说、纷纷纭纭，莫衷一是。 这些说法都不全面，甚至是有害的。

最为有害的是脱离了客观规律“用奇（用智）”和“人为”的管理主张。在我们管理理论界、高级学府的培训机构、管理咨询机构或管理研究机构中，有些人堂而皇之地在误导企业界的管理者。

例如某学者倡导的“中国式管理”虽然在字面上主张用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方法相结合来管理我们的企业，但是他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解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如。

谈谈对西方管理思想的看法

21世纪，是管理学理论全新发展的一个阶段。

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日益频繁.也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融合。一、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

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

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的管理思想体系之中。随着东西方之间经济的不断融合，东方的管理思想必然会在世纪之交的管理学理论中得到回归。

1、 东方管理思想：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东方的管理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1） 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

儒家文化认为人生而性善，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

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置于文化、伦理基础上的东方人性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在管理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氛围，重整体，倡导群体的凝聚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道德，注意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以道德作为管理的基础，把人性和伦理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氛围、道德舆论、伦理规范的引导，达到规范个体行为的目的。（2） 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思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

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2、 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与现实意义 近20年来，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加强，英美等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期，而日本等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指导下的却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主流的管理思想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东方“软管理”，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重视企业文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学习型组织被提出并应用。这些迹象都在不断证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理理论的指导，主流的西方管理思想因过于强调“理性”和“效率”，在包容性、人本性、柔和性、服务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而东方管理思想正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内涵，东方的管理思想的回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是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另一方面：“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

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二、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创新1、 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是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

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