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最恨的人封侯 非刘不王，非功不侯：汉高祖刘邦的「 ”白马之盟”真的存在吗？

非刘不王，非功不侯：汉高祖刘邦的「 ”白马之盟”真的存在吗？  

一、「 ”白马之盟”内容的真伪 以传统的观点来看，「 ”白马之盟”是汉初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影响到整个有汉一代国家政治的架构。甚至有人说，「 ”白马之盟”的效力一直持续到曹氏代汉为止。在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生活·读书·新知3xm中文网书店，2000年）一书中，他认为「 ”白马之盟”订立于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至四月间，废燕王卢绾而封子刘建一事，结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封王皇后兄王信为候一事。如此算来，「 ”白马之盟”的有效期为50年。 白马之盟是汉高祖刘邦在位时与群臣以杀白马方式定立的盟约，一般认为此盟约试图确保刘氏为王的政治地位。 「 ”白马之盟”及其盟词于《史记》中第一次出现于《吕太后本纪》中，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在本纪之中，在《史记》《汉书》二史中，共出现过八次，其余七次分列于表、世家、列传中。因行文需要，特将二史中该事载文辑录于下，且按时间排序： 高后时，高后欲立诸铝为王，问陵。陵曰：「 ”高皇帝刑白啊而盟曰：‘非刘氏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汉书·张陈王周传》） 高后八年，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自治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诸，因谋作乱。（《汉书·高后纪》） 高后末年，（高后）戒产、禄曰：「 ”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汉书·外戚传》） 景帝时，丞相仪之，亚夫曰：「 ”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史记·侯世勃世家》） 成帝时，高祖之约页，非功臣不侯，后诸第皆无功而候，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汉书·元后传》） 王莽时，（陈崇曰）「 ”近观行事，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着天下，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汉书》王莽传） 总结来看，散见于《史》《汉》中的盟词大致可以归纳出适合要点；1、非刘氏而王 2、非有功而侯 3、上所不置 4、天下共击（诛）之。 汉初诸侯王地图。 首先，「 ”非刘氏不王”确与汉初史实不符。至高祖十年，异姓依然有燕王卢绾、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尤其长沙王，「 ”禅王世，以无子嗣绝。”（《史记·惠景问侯者年表》）。高祖十一年五月，封赵佗为南粤王（《汉书·高帝纪下》）。高祖于十二年三月下诏曰：「 ”吾立为天下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共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刘侯，下乃食邑。”若我们赞同「 ”白马之盟”订于十二年二月，抑或大致为二——四月之间，那么此诏令都是相自悖的。所以，此条改为「 ”非刘氏上所不置而王者”，便可以包含这些特例了，使其自洽。 汉初同姓王分封情况示意图。 其次，「 ”非有功者而侯「 ”也有事实不符。窦太后催促景帝立王皇后兄王信为侯，并与中元五年（前145），不顾丞相周亚夫反对而强立之。又有中元三年（前147年），封匈奴降王徐卢为侯。此两件事，皆为”上所置「 ”之特例，故而，”非有功上所不置而侯「 ”，或者”虽无功上所不置而侯「 ”，当为自洽之说。 关于「 ”上所不置”，与「 ”天下共击之”，则属特殊情况下的特别处置办法与违约惩治措施，疑问不大。所以，「 ”白马之盟「 ”盟词的具体文本内容，显然是相当可信的，即：「 ”非刘氏上所不置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击（诛）之。”至于，「 ”非刘氏”后的「 ”上所不置”四字不见于现行盟词，被历史学家认为主要是出于言词表达的简洁便利，故而在口语中就省略了。 二、「 ”白马之盟”的政治内核 白马之盟是刘邦对汉初政治模式的初步调整。这一模式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刘氏宗族与军功大臣之间政治合作与权力分配问题，也因此巩固了汉初的政治局面。但它又带来的另一大问题：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迅速发展所形成的对中央集权的新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刘氏宗族内部的权力争夺。一方面封建帝王希望通过分封来获得宗室对皇权的支持和拱卫，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皇位的渐次承袭，又必然出现新皇帝与宗室贵族之间「 ”血缘渐疏”的效应，其实，刘邦虽然与军功大臣定立了「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政治原则，但他也意识到大批分封同姓王可能造成的诸侯王势力尾大不掉，乃至反叛中枢朝廷的可能，如他在封刘濞为吴王时所表现出的那一份深切忧虑: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 尽管刘邦宁可相信「 ”天下同姓一家”,对同姓王对汉皇权的屏障和保护作用抱有信心或者说希望，而事实上，刘邦最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吴楚七国之乱地图。 同姓诸侯王的叛乱被逐一镇压了，但是，只要「 ”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继续存在，这样的情形还可能会多次出现，因此，如何对这一政治模式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也就成了刘邦的继任者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汉武帝剥夺诸侯王权力的主要措施是「 ”推恩令”。 汉代政治模式的最终确立，是由汉武帝完成的。武帝以后，诸侯王的政治权力被削夺殆尽,「 ”但食租税而已”,基本上被排除在了王朝政治之外。分封政治所必然带来的政权分割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汉代所确立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也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范式。而事实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诸侯王之间的斗争也始终伴随着这一政治模式而存在，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