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工时”好不好？经济学大师这样说……

　　原编者按　　

　　文章来源：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48, 25–40. https://doi.org/10.1093/cje/bead046

　　这篇文章比较了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工作时间的观点。两位思想家尽管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分析框架——前者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自上而下的变革，后者则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但都提出了“缩短工作时间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这一主张：凯恩斯使用边际主义的术语定义工作的负效用，认为享受闲暇是幸福的源泉之一——工人供给多少劳动时间，似乎是其在工资和闲暇之间做了权衡取舍之后的结果；马克思则不认为工作（或者说劳动）是纯粹负面的，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工作无法让人们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创造力。二位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强调了远离工作、享受闲暇对人们创造力和自由生活的益处，以及技术在减轻工作负担方面的作用。但是鉴于二人从立场到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异，比较他们的方法、结论等可能都比较“寡淡”。

　　文章的不足在于，没能清晰地展示出凯恩斯得出“工作时间将会减少”这一结论的推理脉络，只是强调了其与凯恩斯强调的“充分就业”的重要联系。此外，在文章末尾，作者确实给出了当代一些研究者对于自动化时代工作的研究的综述，但是多数停留在工作本身，并未论及自动化对劳动者的影响、劳动过程等方面。本文作为劳动时间专题的一部分，仅供读者参考。

　　PS：文章有删节，注释略

　　文|David A. Spencer

　　译校| Marcel、空余、同时代人

　　按|空余

　　马克思与凯恩斯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存在分歧。马克思是一位革命家，他通过经济分析揭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相比之下，凯恩斯是一位改革家，他将其经济思想作为改善社会的工具。尽管凯恩斯持有某些社会主义观点，但其本质上仍是一位反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曾宣称：“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位于天国的极左方。” 然而，这并未使他接受马克思的思想。相反，正如罗宾逊所描述的那样，他对马克思的著作始终“怀有过敏反应”。对凯恩斯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并不值得认真对待，而应该被抛弃，并用其他思想取而代之。然而，正如本文接下来将展示的，两者对未来的愿景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

　　然而，这两位思想家至少在此议题上得出相似结论：他们都认为缩短工作时间可以改善社会。在他们的政治愿景中，远离工作且追求更多非工作时间是关键。诚然，他们对于实现这些愿景的机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同意，社会必须、也应该利用技术来缩短工作时间。只有人们取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在工作之余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才能，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理解未来工作时间的贡献。笔者分别分析了两位思想家的理念，展现他们如何强调缩短工作时间的必要性与其施展余地。随后，笔者比较二者的理念，并揭示其相似之处。接着，本文探讨了这些理念的实际发展——尽管二者都预测工作时长下降，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作时间却顽固地保持在较高水平。此外，笔者还探讨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念可以如何参与到现今关于未来工作的讨论中。本文认为，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减少工作时间的障碍和机遇提出了关键见解，这些见解可为构建一套旨在实现当前缩短工时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提供重要参考。尽管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分析范式和政治立场上显著不同，但他们的理念依然能够启发我们对缩短工作时间的思考，以及如何构建一个超越现有社会的新型社会，使人们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马克思：从雇佣劳动到更广泛的“自由王国”

　　马克思对工作时间的分析根植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变革的理解。他揭示了资本家如何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其重点是增加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然而，这种剥削工人的尝试遭到了反对，并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雇主主动采纳先进技术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缩短满足工人基本生活要求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资本主义雇主提高了剩余劳动时间在总劳动时间中的占比。由工人斗争争取，进而由工厂立法推行的对工时的限制遭到了资本家的抵制，而且他们还广泛地使用技术手段加大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0章中详细论述了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他关于长时间工作对人类造成损失的描述参考了当时的工厂报告和其他相关的事实材料。这不仅展示了马克思思想的广度，还反映了他致力于将其经济学研究根植于历史分析当中。

　　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在决定工作时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资本主义雇主不断试图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人则要求缩短。在马克思看来，围绕工作时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动态之一，并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广泛的阶级冲突。尽管一些“革新”的雇主可能会为了维护工人健康和生产力而缩短工作时间，但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大幅缩短工作时间的决定性进展还是取决于工人通过工会的集体组织。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集体斗争将始终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这种斗争将从围绕工作时间的冲突这一小点，演变为广泛意义上的消灭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预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在未来，工人（以及整个社会）将有望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工作和生活，而这也意味着人们只需做更少工作。

　　马克思并未对社会主义设想提供详细蓝图：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需要在“革命之后”再另行确定。只有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获得集体智慧，从而重塑工作与生活。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具体概念将主要由马克思的追随者发展，并对其思想进行解读。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最清晰的阐述之一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段话中。他写道，社会主义将减少“必然王国”的范围，并扩大“自由王国”的领域。必要劳动时间（即满足社会物质需求所需的时间）将通过两种方式减少：其一，生产将以满足需要为目标，而非追求更多利润。这意味着减少生产以及缩短工作时间——劳动仅限于满足实际需求，并尽可能最小化工作时间。其二，技术将摆脱利润驱动，转而被用于减轻工人的繁重劳动。为创造剩余价值而维持工作的做法将终结，人们将追求更多“自由时间”。

　　马克思还强调，社会主义将为工作本质的转型提供基础。在扩展“自由王国”和工作成为满足需求的手段的情况下，工人将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乐趣。所有制的改变将提升工作质量。在社会主义下，工人将作为“联合生产者”工作，并对工作实现“集体控制”。工人将以“最少的精力消耗”，并在“最符合其人类本性的条件”中完成工作。自由将成为“必然王国”的一部分，工作将转变为一种自由且富有创造性的活动。

　　马克思还指出，社会主义下缩短工作时间将有助于改变工作性质，并提高工作积极性：

　　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而取得一种完全不同的更为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2013年4月）

　　在阶级差异“被消除”的情况下，劳动将获得一种“自由的性质”——它不再是强加的，而是为了社会及劳动者自身利益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增加“自由可支配时间”将成为首要任务，并成为更高质量劳动的基础。

　　简而言之，在社会主义下，人类自由将在两方面得到实现。其一，人们将获得追求超越工作本身的自由。自由时间将延长，并被用于开展在资本主义下被剥夺或压抑的创造性活动。其次，人们将拥有获得良好和有意义工作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是一项重要活动，而追求更多自由时间与提高劳动质量可以同时实现。对他而言，缩短工作时间并不意味着消灭工作，而是将工作转变为人们可以像享受闲暇一样拥抱的活动。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尽管凯恩斯从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视角出发，但他与马克思看法一致：缩短工作时间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然而，他并不认同劳动可以在质的方面得到改善。

　　凯恩斯：从充分就业到有闲暇的未来

　　从根本上来说，凯恩斯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如何运作以致充分就业不能实现，并如何再生产出非自愿失业。非充分就业反映了系统本身某些特征，包括货币的性质及其用途。实现和维持充分就业将需要国家干预经济，通过管理总需求来维持劳动力就业。

　　然而，除了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凯恩斯还大胆设想了一个未来愿景来挑战充分就业这一目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一个人类减少工作投入、有更多闲暇的未来。

　　这一愿景在凯恩斯的文章《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有所阐述。其在文中预测，如果资本积累继续增长，生产力提高将使工作时间持续下降。他的乐观态度源于资本主义下从19世纪末到凯恩斯时代工作时间持续下降的趋势，而这一趋势预计还将继续。凯恩斯假设在未来，资本主义雇主将以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的方式，把生产力增长的成果传递给工人。工人将继续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并且相较于增加消费，他们对缩短工作时间会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凯恩斯认为，人类的需求是有限的，对更高消费的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凯恩斯假设工人具有“绝对需求”。一旦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工人将倾向于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他认为，与“对优越感的追求”相关的“相对需求”并不重要。然而，如下所述，批评者认为凯恩斯低估了“相对需求”增长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增长如何阻碍了工作时间的缩短。工人希望缩短工作时间（与工作带来的负效用相关）意味着资本主义雇主将面临不断缩减工时的压力。这个需求可以通过更高的生产力增长来满足，而这种生产力增长则源于更高的资本投资。

　　凯恩斯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这一预测被后来的评论者反复引用：到2030年，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仅剩15个小时。二十世纪30年代出生者的孙辈可以期待工作时间下降。这样的未来预示着更多的闲暇，以及更多的通过减少工作负担来提升生活质量的机会。

　　这一预测与凯恩斯支持充分就业是一致的。通过消除失业，政策制定者可以创造条件，加速资本快速积累，并推进工作时间的缩短。凯恩斯认为，消费和投资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并恢复充分就业。然而，实现充分就业也被视为减少工作时间的重要途径。通过实现充分就业，工人可以争取到——并确保——工作时间的缩短，这是迈向更短工时未来的必要一步。

　　译者注：作为所谓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支被认为真正阐释、发扬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学派），一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波兰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卡莱茨基在1943年的《论充分就业的政治方面》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并不会真的通过需求管理维持充分就业，因为这会削弱企业的垄断能力，以及他们控制工人的力量。由此可见凯恩斯推理的虚妄之处。凯恩斯的论述也需要结合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以及凯恩斯本人的活动来看。“然而在英国，只是当工党在野时，凯恩斯关于失业原因的观点才在党内变得具有影响力。为了在党内产生影响，凯恩斯不得不用社会主义的语言来虚与委蛇，休·达尔顿(HughDalton)和道格拉斯·杰(DouglasJay)也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凯恩斯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就业政策将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如果他的主张真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应该认为它们是为了从自由市场的危险中拯救资本主义……”，参见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4页。

　　凯恩斯并未低估缩短工作时间所面临的挑战。工人已经习惯于为了生计而工作，况且一个有更少工作的生活前景会让许多人不安。他举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例子，指出她们因没有工作而遭受神经衰弱。整体而言，工作伦理（“原罪（Old Adam）”）在人类心中根深蒂固。然而，他乐观地认为，在适当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下，更多自由时间将提升人类福祉。预期的工作时间下降将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凯恩斯以华丽的语言描绘了他的未来愿景。他写道，人们将能“解放出来，回归某些最可靠、最确定的宗教和传统美德的准则”，并会开始“重视目的而非手段，重视美好而非实用”。 当下占据着时间的赚钱活动，将在未来被追求美好与愉悦的人际关系的活动所取代。在理想的未来社会中，人们过着“田间百合花般的生活，既不劳作，也不纺织”。为生计而劳作将让位于一种更为悠闲的生活方式——一种基于自由支配时间、无需工作的纪律约束的生活。

　　在描绘这一愿景时，凯恩斯揭示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矛盾。它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作为增长引擎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假定通过减少劳动可以促进幸福。将这些假设推向逻辑极限，凯恩斯展示劳动的经济化（economisation）和闲暇时间的最大化如何削弱资本主义的增长潜力。讽刺的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被用来构想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并为之进行辩护。

　　凯恩斯同样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下生活的贫困状态。雇佣劳动意味着一种代价——尤其是，它意味着失去了享受闲暇时间的机会。凯恩斯并未深入探讨工人在非工作时间可能面临的劳作和日常事务，以及闲暇需要如何与无偿劳动时间相区分。在提到女性时，无聊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出现，而并未关注如何重新设想和分配家务劳动。尽管对雇佣劳动之外的选择持有限的看法，凯恩斯至少认识到增加闲暇——作为创造性活动的时间——的必要性，并借此对传统的雇佣劳动提出了挑战。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资本主义雇主的赚钱活动同样具有腐化性。虽然这种活动对实现更高投资和生产力是必要的，但其永远无法与单纯为了自身目的而追求的创造性活动相提并论。凯恩斯的愿景之一是解放资本主义雇主，摆脱他们对金钱的追求，并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在闲暇时间追求意义和目的。

　　凯恩斯的文章带有乐观的基调。他认为当下的困境——高失业率与经济停滞——不会持续下去。未来（或长期来看）其可能为所有人带来好处。凯恩斯认为，政策制定者在创造有利社会进步的条件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社会需要一套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此外，资本主义雇主也有责任与工人分享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在这方面，有可能需要实行累进税和收入再分配机制。如果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期待资本主义在未来有更少的工作和更多的闲暇。最终来看，凯恩斯的文章还是在呼吁坚持资本主义；尽管从其愿景和视角上看，在它勾勒出的未来里，人类将最终从资本主义限制中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凯恩斯将资本主义视为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它带来实现物质丰裕所需的技术。但这并不代表历史的终结。在资本主义之外，仍有一个避免工作、追求创造性闲暇的更好未来。和马克思一样，凯恩斯希望扩展人们享受闲暇的自由。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仅将工作视为工具性的活动（而非对其本质进行变革）。建设一个更优越的社会意味着否定工作，而不是寻求改变其本质。

　　马克思和凯恩斯愿景的实际命运

　　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愿景——尽管各自都具有启发性——却都未能实现。马克思预言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但在实际发生了革命的地方，工作时长却没有显著减少。例如，中国的工作时间仍然比富裕资本主义经济体长得多。（提请读者注意，这句话表明，作者既不懂复杂的历史，也缺乏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能力——译者注）此外，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每周工作时长有所下降，但其降幅并未达到凯恩斯预期。事实上，在英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平均工作周数几乎没有变化。在英美，全职员工每周工作时长通常仍超过40小时，与80年代初基本持平。诚然，各国工作时长有所差异：一些欧盟国家（如德国）每周工作时长相对较短；但这些差异无法掩盖近几十年来每周工作时长的停滞状态。毫无疑问，所有国家都没有可能实现凯恩斯的预测——到2030年时每周仅工作15小时。

　　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都有广泛讨论为何工作的持续性和每周工作时长并未如凯恩斯所预测般减少。一般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工人缺乏将生产力提升转化为较短工作时间的谈判能力。在历史上，工人在劳资争议中缩短工作时间。然而近年来，工人的集体力量下降（例如，工会会员人数下降），这解释了为什么工人无法缩短工作时间。这也体现了社会中工作分配不均。一些工人面临过度工作和倦怠，另一些则面临就业不足或无法获得全职工作的窘境。工人无法选择工作时间，这反映了一个偏向资本家利益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种解释则关注工作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影响。总体就业增加意味着许多过去在家庭中完成的活动被商品化了。为了支持更多人工作，额外的有偿工作被创造出来，这包括护理行业、便利食品的制造和配送。家庭层面的工作时间的增加推动了整个经济工作时长的增加。这些增加的工作时间仅部分被更长的学习时间和更早的退休时间所抵消，这些因素减少了家庭内部的工作时间。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强大的消费准则也滋长了更长工时的文化；尤其是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广告培养了工人对更高消费的需求，反过来又延长了工作时间。

　　上述两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因为权力在两者中都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一种解释中，工人议价权的丧失使得资本主义的工作时间缩短速度放缓。在第二种解释中，企业利用市场营销和广告施加的影响力，引导工人更多地追求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非闲暇时间，阐明了为何工作时间延长而不是缩短了。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使这些转变限制了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自由。

　　这两种解释都可以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念相协调。第一种解释直接反映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权力不平衡的论点。工人必须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而在不利的谈判条件下，他们不得不接受由资本主义雇主决定的工作时间。那些指向工人工作时间偏好未能得到满足的证据，只是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缺乏权力。

　　这一解释也符合凯恩斯的观点。如前所述，凯恩斯认为实现充分就业是缩短工作时间的重要前提。国家需要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目标，并努力达成。凯恩斯还暗示，充分就业将带来更少的不平等——工人会利用其强大的谈判能力，推动资本主义雇主提高生产力来缩短工作时间，并提高工资。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目标已经从支持充分就业转向低通胀。较高失业率和更高不平等同时出现，阻碍了缩短工时与提高工资的努力。凯恩斯可能未曾预料到资本主义的倒退趋势，但他关于缩短工作时间所需条件的解释能够考虑到这一转向，并强调其是工时减少的障碍。

　　关于工作与消费如何演变的第二种解释，可能看起来与马克思和凯恩斯著作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却可以与他们的思想相协调。马克思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如何吸引更多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商品化进程如何加速。当下家庭每周工作时间增加，同时其也使经济整体工作时间增加；这一趋势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ndre Gorz也指出，资本主义积极鼓励消费文化；这种文化在大众广告和产品不断创新的支持下延长了工作时间，损害了工人的福祉及生态可持续性。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论点，以解释消费主义对工作时间的直接影响。

　　凯恩斯显然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劳动力市场和增加就业的能力。他似乎假设了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而这种经济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受到限制。凯恩斯未能预见服务业的迅速扩张；其扩张事实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使实现凯恩斯所预测的较短工作周更加困难。

　　凯恩斯也没能意识到欲望的无止境性。他认为欲望会得到满足，这将促使工人要求更短的工作时间。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里，欲望的增长如何持续创造出对更多工作的需求和渴望。诚然，他未能捕捉到炫耀性消费在推动工人偏好更长工时方面的重要性；但凯恩斯希望看到一种情形，即消费者欲望的满足能够与减少工作时间相一致。他的愿景是为人们创造无需在工作压力下生活的时间。照凯恩斯的说法，“足够”意味着将经济盈余转向更多的闲暇，从而摆脱“更多工作、更多消费”的循环。他可能忽略了消费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维持工作时长的作用，但他对更美好未来的愿景尖锐批评了现存体系，也提醒我们社会可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

　　数字自动化和工作的未来：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阴影之下

　　一些当代评论家预测工作将消亡。他们认为，社会已经进入“第二机器时代”或“第四次工业革命”，雇佣劳动将消失。比如，一些知名研究预测，到2030年，美国47%的现有工作岗位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在过去也有类似工作消亡的预言。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曾警告“工作即将终结”。然而，雇佣劳动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过度工作与就业不足可以并存，同时，家庭从事的有偿工作时间仍在增加——尽管技术进步迅猛且显著，这些现象依然存在。然而，现在的预测却仍认为，雇佣劳动最终将消失，且会通过人工智能的影响来实现。“智能”机器能够在多重任务里替代人类工作，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消失，创造出一个只能支持少数工人就业的劳动力市场。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一个“无工作世界”。

　　面对工作会消失这一前景，人们感到既恐惧又乐观。一些人警告失业和不平等急剧上升。数字自动化导致的赢家数量将远远少于输家，这包括数百万已经遭受多年经济劣势（包括就业不足）的低收入工人。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自动化为工人提供了重新学习技能、在可能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下继续就业的机会。假设适当的教育和培训政策能够到位，那么失业可以被避免，技术进步的成果也可以在社会中分享。若工人掌握与机器“赛跑”的能力，那么他们就能留在雇佣劳动中并取得成功。因为机器承担了更加单调的任务，这甚至可能使工作技能有重大提升，工人则有能力从事更有趣的工作。

　　然而，这种论述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它倾向于假设就业将消失。但如前所述，现实情况是随着技术进步，就业岗位反而增加。从当下转变为就业数量下降的未来需要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张，像过去一样，技术会创造新岗位来接替那些被取代的岗位；我们也可以主张，技术对工作质量的威胁可能比对工作岗位数量的威胁更大。侵蚀工作质量的威胁（例如，由于工作中更密切的监控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可能会盖过失业率上升的威胁。机器人可能不会大规模取代工人，但却可能会增加工作的成本；比如当前所谓的“零工经济”就展现了新技术给工作质量带来的风险。

　　其次，本文关注的是“愿景”和对另一种自动化未来的思考。马克思和凯恩斯设想技术去缩短工作时间并延长自由时间，但这往往在现代主流辩论中被忽视。相反，人们关注的是如何适应看起来无法避免的高失业率，或者寻找维持工薪工作的方法，仿佛这才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我们缺乏旨在打破雇佣劳动世界观、倡导减少工作的愿景。

　　像福特这样的作者对技术进步持悲观态度，他们忽视了技术如何能够被用来减少工作时间。他们缺乏一种关于工作如何重新分配，以及社会如何利用技术进步的红利来让人们工作时间更短的希望愿景。像Brynjolfsson和McAfee这些相对乐观学者的观点则强调通过改革，管理自动化过程的必要性——假设工作必须被保留、这似乎以牺牲闲暇时间为代价。他们的立场基于工作是“有益的”这一理念。上述学者并未接纳凯恩斯用来证明缩短工时合理性的假设。相反，他们强调工作带来的好处——例如从工作中的个人自豪感到积极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健康状况——并主张用政策来确保工人在快速技术进步中保持就业能力。他们的立场忽略了某些工作（包括在自动化场所中进行的工作）对工人福祉的有害影响。例如，考虑如今亚马逊仓库的工作制度受到的诸多批评。Brynjolfsson和McAfee声称这些仓库给工人带来了“工作自豪感”，实际上有效地批驳了这些批评。他们还忽视了缩短工时为工人和社会带来的显著益处，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建议的，利用技术来缩短工作时间。

　　其他更激进的论述试图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思想接轨。这些论述与“后工作”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主张应该利用技术来使人们免于工作，并将完全自动化的社会视为理想状态。与其担心机器人会减少工作岗位数量、或者接受他们以创造更多就业，不如希望他们能让工人完全摆脱工作的需要。

　　但这样的问题在于，它并不关注「改变工作」的可能性范畴。“后工作”立场更接近凯恩斯，而非马克思；其重点是最大限度地增加非工作时间。如果工作时间依然存在，那么它就会被视作给工人带去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设想的每周15小时工作制，仍然意味着工人需要忍受他们的工作时间（因为工作被视为负效用）。这样忽略掉的是，缩短工作时间可以与提升工作质量同时实现，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与凯恩斯和现代“后工作”立场的学者不同，马克思拒绝将工作视为完全负面的活动。相反，如前所述，他看到了改善工作质量的潜力。只有通过彻底工作改革，包括转向工人控制，这一潜力才能实现。“后工作”视角专注于工作的痛苦和闲暇的好处，但忽视了将工作恢复为有意义活动的可能性。这些观点追随着凯恩斯的思路，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忽略了马克思的愿景——即不仅利用技术来缩短工作时间，还为工作本身带去意义。

　　总而言之，尽管现代关于自动化的讨论包含了对社会作出革命性改变的想法，但它们往往最终归结于担忧失业率上升、或希望保护工作和提升技能，反而忽视了将缩短工作时间作为理念和目标。激进的观点的确存在，但它们又没有考虑到技术能够怎么被重新定位和利用，以实现更少且更好的工作。最后，有前瞻性的思考过少，且有局限性，对通过改革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本质来促进福祉的可能性，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结论

　　本文主张，尽管马克思和凯恩斯在经济和政治思想上显著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社会应该拥抱减少工作时间这一目标。他们推崇一种理想的世界，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将不再受工作束缚，创造和培养积极社会关系的机会将得到扩展。

　　二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将演变为一种不同的系统——资本主义并非永恒，而会在未来被取代。他们也认同，技术将是走向更美好生活条件的重要部分。利用技术来缩短工作时间是未来的关键任务。他们还共同强调，缩短工作时间有助于重新定义生活；从追求更多工作和消费，转向创造和培养伟大的艺术和美。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社会将开始把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无尽积累、迷恋金钱和持续存在的雇佣劳动——视为落后和倒退的行为。因此，马克思和凯恩斯驳斥了资本主义，并期冀一个拥有更大自由和个人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是一位革命社会主义者，凯恩斯则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内部逐步演化出替代体系。如前所述，他用传统经济假设（包括工作的负效用）来支持他的变革论点，并试图说服读者接受超越资本主义现状的未来前景。虽然凯恩斯并非公认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像马克思一样提供了对未来的激进设想。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为后人留下了讨论和发展的空间，但从当代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他们的思想为重新思考工作的未来和工作时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工作在社会中仍然存在，以及为什么缩短工作时间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他们还可以为可能实现的目标提供一些愿景性的视角（假设实施了适当的改革）。与如今关于自动化的辩论不同，我们并非在选择保留还是废除工作。相反，进步可以体现在工作更轻松上——包括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有意义的工作。马克思的贡献尤具洞察力，且超越了“后工作”立场；他表明我们需要将工作转变为可以增进人类福祉并改善生活质量（的活动）。总而言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批判性（和互补性）愿景启发了我们：工作和闲暇在未来可能（和应该）以怎样不同于当下的方式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