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无产阶级科创时代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三点零七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长沙因器官衰竭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一岁。袁隆平的巨大功绩早已通过媒体报道广为人知，但相对于同时代科学界的另两位代表性人物，屠呦呦，陈景润，袁隆平还有独特的一面。

　　袁隆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举世罕见的重大科学发现，还在改革开放后，通过科技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以袁隆平命名的隆平高科，成为上市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动了杂交水稻的商业化。

　　回顾袁隆平的一生，他的早期经历映射出典型的毛泽东时代特征。一九五三年八月，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作为新时代深入工农的知识分子，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地区任教，在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从毕业后到一九七一年一月，袁隆平任农业学校教员，长期与一线农民打成一片。

　　据袁隆平自述，在大学读书时去农村实习，他有过食不果腹的经历。历经几十年战乱后，新中国建国之初，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在一九六零年前后，一度发生饥荒，袁隆平曾亲眼看见五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在求学时代，百废待兴和难以消除的饥饿感，促成袁隆平认识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投身于水稻育种。

　　与此同时，毛泽东激励广大人民“站起来”，自主创新，自力更生。新中国吹响的科技号角和鼓励学术探索的气氛，也让袁隆平敢于质疑学术权威，挑战当时国内学界由国外舆论主导的生物遗传学理论，这为此后的科学发现提供了精神基础。

　　一九六零年七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因水稻是自花授粉，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他推论其为天然杂交水稻。随后袁隆平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产生杂交品种。

　　一九六五年秋，此前两年的试验显示，天然雄性不育株的人工杂交结实率可高达80-90%以上，袁隆平把初步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到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发表在当年第四期。

　　袁隆平先生的论文部分截图

　　这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人间奇迹。几乎与农民同吃同住，初出茅庐，毫无资历和背景，潦草的手稿甚至还带着浓重的泥土气息，深入基层第一线的袁隆平就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在短短时间内获得新中国最高学术刊物的认可。

　　同一时期，随着研究的拓展，采取专业工作者和广大农民参与相结合的方式，袁隆平短时间内收集了数千个水稻品种和材料，三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针对这段神奇的研发历史，有些研究认为，源于毛泽东思想的“人海战术”加上“群众运动”，是当时杂交水稻项目快速取得成功的秘诀。

　　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十年磨一剑，杂交水稻研究最终取得巨大成功。当时，全国团结一致，上下一盘棋，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协作，促成了杂交水稻的加速突破。回顾这段历史，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相当快：一九七零年，很多地区协作研究杂交水稻，一九七二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加入，大量科研人员和工农参与其中，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全国大协作网。

　　由于新中国国土辽阔，跨度大，两年种七代，一九七三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一九七四年就立即进行杂种优势鉴定，到一九七五年全国试种5600多亩，一九七六年已经开始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

　　然而，以往国内外很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却有意无意地甚至是恶意地夸大了袁隆平在这一研发阶段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忽略了毛泽东开启的无产阶级科创时代为袁隆平的个人成功提供的巨大精神和物质支持。有些报道，甚至无视袁隆平深入农村第一线的基层教育经历，把他的个人成功，简单地归功于1949解放前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国民党为极少数人服务的精英教育模式。

　　一些个人的经历，难免会遇到的各种挫折和偶然性，政治运动中的复杂曲折，无法替代大规模社会行动的整体面貌。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从上到下长期开展杂交水稻研究，试验田和育种大规模铺开，并获得跨地域的广泛支持，这说明研究计划得到最高决策层认可，符合当时的路线方针。与一些观点相反，政治路线并未阻碍创新，还激励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到各种科创活动当中。

　　而且，当时的相关研究项目不止于杂交水稻，同期还有很多其它类似研究在推进。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就报道了吉林省的玉米稻杂交成果，文中披露从一九六六年起，相关科研项目和对一线农民的动员早已启动。

　　回顾这段传奇般的历史，恐怕只有新中国开启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研发计划，由毛泽东思想支持的“无产阶级科创”模式，具备这种成功条件。在当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科研机构，也都难以应付这种需要动员大量农民参与其中的科研项目。

　　即使不看美国模式，在欧洲，日本，也都是市场先行，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科创”模式。在资产阶级控制的私有制和市场化体系中，科研项目的功利性很强，经常脱离人民，难以从一线基层直接发掘出袁隆平这类农民科学家，更无法脑体结合、寓教于乐，无力充分发动群众推动科学探索，更难以集中力量攻关在短时间内创造奇迹。

　　即使是当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尽管在很多科研领域领先，但随着赫鲁晓夫等人上台，修正主义者逐渐控制最高权力。严重的官僚化倾向难以逆转，这也使得深入基层的群众运动难以开展，无法推动类似的科学发现。

　　在毛泽东时代，袁隆平的成功模式绝不是个案。屠呦呦和陈景润的惊人成就，同样显示出类似的新中国无产阶级科创时代特性。屠呦呦针对青蒿素的重大发现，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优先确立无产阶级急需的重点科研方向，再通过群众路线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协作方式得以完成。

　　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1+2”证明成果是纯粹理论研究，但与袁隆平类似，陈景润同样以无产阶级科学家身份被发掘。大学毕业后，陈景润在中学任教遭遇挫折的不幸经历，艰苦的生活条件，典型的无产阶级身份，并没有导致他被学术界排斥在外。在研究逐步突进的多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学术界始终敢于打破权威崇拜的气氛，另外还有决策层的高度认可，第一夫人甚至亲自写信批示，才确保陈景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集中精力，长期攻关，创造奇迹。

陈景润

　　在全世界其他国家，这一切恐怕都难以实现，无法产生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科创”现象。而且，上述几人无一例外，都是新中国内生的科创案例，至今无人超越。深刻地理解上述案例，才能充分理解运十大飞机项目为何能突破重重困难，创造不可思议的科创奇迹。

　　1980年运十大飞机成功首飞，除发动机外飞机零部件几乎全面实现国产化，国内形成了一整套生产线和高度复杂的产业链体系，堪称新中国无产阶级科创时代的天花板。这是历史性的标志，说明共和国的民用高端制造业，无产阶级科创路线的研发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在大飞机领域完全有能力挑战美苏英法。虽然此后运十大飞机因各种复杂因素最终下马，但伟人推动的革命探索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在各个行业开花结果。

　　如果对此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做进一步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上述科创案例绝非偶然，而具有一定延续性。在1978年之后，随着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调整，虽然再也没能产生像袁隆平这样的世界级无产阶级科学家的传奇故事，但由于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加快市场化，长期的积累逐渐转化为现实中的生产力，又兴起了一大批勇于担当无产阶级科创理念的创业型企业家。

　　在共和国对外开放逐步走向世界的全新时代，任正非、雷军等一大批科创传奇人物，也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一阶段，隆平高科也应运而生，袁隆平不但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科学家，也成为推动新时代无产阶级科创路线的企业家，Z本家。

　　到改革开放后期，袁隆平的收入已经相当高，工资，稿费和咨询费，奖项奖金，多年累积约上亿。此外还有股权资产，估值惊人。尽管收入和资产不少，袁隆平仍一直保持着无产阶级科创时代的朴素本色，实际用在自己身上的开销很少，通常穿着五十块钱的衣服，手表和鞋几百块钱，家里的家具更是旧的不能再旧。

　　但在科研事业方面，袁隆平始终保持着毛泽东时代勇于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该出手时毫不手软，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在了科研上。此外，袁隆平还建立了以自己冠名永久性的“奖助基金”，用于世界各地各界代表的定期评选和奖励。

　　有媒体报道，李昌平当日在手机上读到袁隆平去世的消息后，泪水夺眶而出。在二零一一年一封公开信中，他曾致信袁隆平表达罕见的异议，担忧农民将慢慢失去购买种子时的议价权。如果农民种植常规水稻，可收取种子留待下年再种。但杂交水稻的种子只能种一季，农民不得不一直向种业公司购买种子。

　　李昌平很担心：长期持续下去，农民会被锁定于弱势地位。当无产阶级的种子出了问题，无产阶级何以生根发芽？无产阶级科创和无产阶级企业家，究竟何以可能？但尽管对杂交水稻的市场化有所质疑，李昌平对袁隆平始终充满崇敬之心。

　　公开信指出的农民处境，折射出当今时代的新问题：新中国的当代无产阶级群体跟全球化时代由跨国资本和各种日渐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主导的市场化科技进步形态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张力和分歧。

　　然而，回顾新中国由毛泽东开辟的这段无产阶级不断创造出科创梦想的历史，当初袁隆平等人创造奇迹的起点和可能性，正是无产阶级终于摆脱了跨国资本的束缚，不再畏惧官僚资本集团的垄断法则，获得普遍解放的契机。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站起来”的深刻含义，也是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真正开始掌握自身命运后所迸发的惊人潜能。

　　袁隆平的离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悬念：新中国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科创时代，毛泽东时代引领的无产阶级科创理念，究竟是方兴未艾，开花结果，还是随着伟人背影的渐渐远去而谢幕？

　　作为横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大时代的重要象征，同时作为无产阶级科学家和Z本家双重角色的特殊代表，袁隆平等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含义。他们的物质遗产无疑将会完整地留给后人。但他们的独特精神遗产，毛泽东时代前所未有的众多无产阶级科创奇迹，以及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后所蕴含的无限潜能，是否还会不断延续下去？

　　通过巨大的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市场化机制的引导，一旦进入由日益脱离无产阶级的新兴企业家和Z本家所缔造的利润先行渐渐趋于固化的科技资本新时代，我们究竟会继续沿着由毛泽东开启的新中国无产阶级科创梦想不断前行，还是重演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的那熟悉一幕？

　　尽管外表仍光鲜靓丽，但由资产阶级操控的科创垄断神话，却日趋势利，麻木，再也不知好坏，不问是非对错。娱乐至死的狂欢群体，在利润至上的驱动力和不惜集体堕落的功利原则诱导下，正趋于衰败，腐朽，内卷。当各种形式上的政治正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人蛊惑，高高在上，随处可见，毋庸置疑，却再也无法解决实质上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分歧。于是，人们渐渐走上又一条历史轮回的道路？

　　随着大乱大治的历史因循，待到山穷水尽之时，一切终于柳暗花明。历经百转千回，人们又会回想起毛泽东和新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创时代。这正是伟人的远见，这是共和国的幸运，这也是现代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