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徐友渔先生何致如此语无伦次而自掌嘴巴？

徐友渔先生何致如此语无伦次而自掌嘴巴？

水　生

　　2007年8月23日的《南方都市报》专门推荐了徐友渔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此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笔者曾多次拜读过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尽管对其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持有异议，但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徐先生多年来宣扬自已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不懈努力却也很是钦佩。然而，阅读近几年来徐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总感到其中愈来愈显露出那种主流学者们常有的逻辑混乱和蛮不讲理的傲慢。徐先生在此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语无伦次和自相矛盾，更让人难以置信。

　　此文开头就说，“面对现在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在这两段话中，徐友渔先生明确地表明了其文章标题的来源和自已撰写此文章的目的。显然，徐先生对“过去年代没有腐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且对这种说法或口号可能对年轻人所带来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所以，徐先生在文章中就力图证明，“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笔者孤陋寡闻，却也难以相信竟然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经不起反驳的观点。仔细一看，才发现正是徐先生自已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有意将“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这种“过去年代很少腐败”的观点歪曲成了“过去年代没有腐败”，并以此作为该文的标题。

　　近年来，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主流精英们将自已所要批评的观点歪曲到极致，然后无限上纲，再对其大加挞伐的“文革”式手法。比如，将“呼唤公平“歪曲成主张“平均主义”；把反对“为富不仁”歪曲成有人要“杀富济贫”；将“仇腐”歪曲成“仇富”；把“追究违法犯罪”说成是要“追究原罪”；见到“怀念或肯定过去的一些做法”就指责对方要“回到过去时代”；将“批评现实”说成是“破坏稳定”；把“反思改革”歪曲成“反对改革”等等不胜枚举，无一不是如此。这次，作为历史学家的徐友渔先生显然明白，要驳到“过去年代很少腐败”的观点要比驳倒“过去年代没有腐败”困难得多。因为，前者提出的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反驳者不能提出对“过去”和“现在”的腐败规模和数量具有说服力的对比资料，就无法推翻上述观点。而后者则是“有”与“没有”的问题，反驳者只要能举出个案就可以使自已的命题成立，实际上古今中外“有没有”腐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很遗憾，对前者这个本可以让历史学家们充分发挥其专长，而社会也亟待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现实课题，徐先生和一些主流学者们却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尽管徐先生给文章起了如此醒目的标题，不知是因为先生对“过去年代”的腐败个案实在是“心中无数”，还是深知在“过去年代”实在难以找出几个在数量级上能与当今的腐败案件相比拟的“个案”，以致徐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腐败案例时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因此，徐先生又进一步采用了“避实就虚”和“移花接木”的手法，竟然很快将其所质疑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个话题转移到了对“特权”和“社会不公正”的批评上去。徐先生说，“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绝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牟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这里，徐先生并没有举出几个“四清”运动中“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牟取私利有多么严重”的个案，却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几个“过去年代”社会不公正的“个案”。 为了说明这种身份歧视政策的严重性，徐先生特地举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一个青年杀害外交官的案件，还有发生在1966年8月的北京大兴县“红色恐怖的8月”杀人事件。笔者相信，徐先生这里所说的“个案”和身份歧视的不公正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但从全社会来说，当时的情况却远没有徐先生所说的那样严重。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受到歧视的所谓“地富反坏”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必竟只占总人口的少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要占到人口总数的95%以上，也就是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家还都是“同志”和“阶级兄弟”。；二是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有成份论，而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政治表现”，为落实这一政策，“地富反坏”和“剥削家庭”出身的青年虽然确实受到歧视，但在当时的招工、招生和参军、招干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体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歧视现象，出现在刚刚经历过革命后的建国初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美国建国以后，对有色人种和妇女的一些歧视政策也还一直实行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而徐先生所说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也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再看看如今占人口总数已有相当大比例的“弱势群体”与极少数“强势群体”相比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那种掩盖在贫富分化和私有制条件下对穷人的身分歧视，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程度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研究历史的徐先生难道真的心中无数？

　　或许徐先生自已也感到没有举出“过去年代”严重腐败个案的文章尚缺乏说服力，就又找到了一个理由。徐先生认为，“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已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然而，文章到此，作为历史学家的徐先生也还是没能举出几个“过去年代”的腐败个案，只能举出两个“飞机失事”与“饿死人”这种与腐败并不相干的例子。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徐先生自已断言“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时，徐先生接下去的一段话却正好给自已前面所说的一切打了一个响亮的嘴巴。

　　徐先生说，“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而过去的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直到这时，徐先生总算对“过去”和“现在”的腐败情况作出了自已的判断。既然徐先生自已也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那么，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去反驳“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又有何意义？

　　徐友渔先生语无伦次地说到这里才终于把话说明，“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笔者实在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徐先生在质疑“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时会领悟到这种”言外之意“？既然是“言外之意“，想必是并无实实在在的“真凭实据”。那么，在笔者看来，徐先生在揣测别人这种“言外之意”基础上所进行的“澄清”和“争辩”，实在也是一种唐吉柯德式的行为。与其如此语无伦次，徐先生何不先说说清楚，说“过去年代很少腐败”是否就是“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对改革开放“进行全面反思”是否就是“整体性的否定”？改革开放又有哪些地方是属于“禁区”而不能进行“反思”？肯定“过去年代”的一些做法或者主张是否就是“主张回到过去”？你认为应当否定的“主张回到过去”是指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蒋介石时代”，抑或是更早的“过去”？

　　徐先生最后说，“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和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到这里，笔者认同徐先生所说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说法，但实在是弄不清楚徐先生所说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然承认古今中外的各个时代都存在腐败，只不过是“程度和规模的不同”。那么，百姓理所当然地只能将“腐败严重不严重”来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时代社会清廉和公正的重要指标。如果将腐败的原因仅仅归咎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发问，被一些人指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甚至被称为“专制”和“独裁”的“毛泽东年代”，理应是腐败最为严重的时代。但徐先生此次发表的文章却已经清楚地表明，徐先生和我们同样都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 这里就明显出现了一个悖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改革前的“过去年代很少腐败”？腐败滋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改革经济体制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上，现在和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还有，要防止和清除腐败，除了通过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之外，难道在经济体制上就真的别无它途？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时代”难道真的是一无是处？说实话，在笔者看来，自以为是的傲慢和偏见实在是束缚一个人思想解放的桎梏，以史为鉴同样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身为历史学家的徐友渔先生，充分发挥其专长，通过详实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一个不带偏见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200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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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 

 徐友渔

　　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而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杨犯被处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

　　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从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第二，以前谈论“阴暗面”消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受到处罚。比如60年代初城里的职工回乡探亲后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回来后谈论就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一下，60年代初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毛泽东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

　　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