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17)在国际舞台上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一九〇三年,列宁在俄国创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有了一支新生的劲旅,从而反修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一九〇四年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出席第二国际的阿姆斯特丹大会开始,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为止,以列宁为代表的各国左派在国际舞台上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十年当中,第二国际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即一九〇四年八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七年八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〇年八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这几次大会上,针对帝国主义加强扩军备战、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着重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民族殖民地、党的策略原则等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当时修正主义势力日益抬头,而左派的力量还较小,他们对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认识还不够,所以斗争是相当艰苦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坚持团结,发展左派,争取教育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会上会下相结合,进行了艰巨、复杂的工作,终于挫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使这四次大会通过了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决议。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成立,党内就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一个是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
一九〇四年,布尔什维克就打破了孟什维克的阻挠,委派列宁、利亚多夫和克拉西科夫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第二国际六大。列宁因要主持同时在瑞士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会议而未能出席大会,他指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要逆流而进,协同各国左派,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并且亲自校阅了送交大会的《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材料》,其中正确反映了俄国党内革命派同修正主义派的斗争过程,指明了孟什维克是制造分裂的罪魁祸首。
这次大会再次就米勒兰事件讨论了社会党人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在大会召开前夕,伯恩施坦发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党的策略》一文,继续为米勒兰辩解,鼓吹同资产阶级激进政党“结成同盟”,“其中包括参加政府”,明目张胆地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
倍倍尔、卢森堡在会上揭露了入阁主义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无情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以策略为借口而出卖革命原则的伎俩。经过激烈争论,大会终于以二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坚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同资产阶级政党打得火热。
在这次大会上,伯恩施坦钻进了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鼓吹社会民主党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必须实行殖民政策。这种露骨的帝国主义论调居然反映到大会的议案中来,这说明修正主义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第二国际于一九〇七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来自五大洲二十五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四名代表参加,盛况空前。列宁第一次亲自出席大会并且同伯思施坦之流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大会主要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问题。会上提出了四个草案,其中:有的不区分战争性质,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有的只限于号召用各种合法手段反对军国主义,有的简直充满了沙文主义精神,叫嚷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要保卫祖国;只有倍倍尔的提案,正确指出了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战争,但是它错误地以防御或进攻作为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并且由于害怕党的合法地位受到威胁而不敢提出反军国主义的坚决措施。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提案,同时认为倍倍尔的提案有正确的部分,而且它是以整个德国党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容易为大会通过,所以就决定以倍倍尔的草案为基础加以修改。
列宁亲自与倍倍尔交谈多次,并且同卢森堡一起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强调指出:帝国主义策动的战争得到民族主义偏见的支持,因此要努力用关于各族人民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阶级的青年,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战争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面定”,如果爆发战争,就要“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洽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引自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这一修正案获得了大会的通过,从而就为无产阶级指明了用革命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修正主义的正确路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50页)。
大会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伯恩施坦等人又赤膊上阵宣扬什么“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伯恩施坦在会上公开叫嚷“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统治的,一种是被统治的。有些民族还是小孩子,他们自己不能发育。”
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腔调,居然在大会上得到不少人支持,这说明修正主义已经深入第二国际的肺腑。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在会上两派势均力敌,斗争空前激烈。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45、74页)。
由于各国左派团结了没有实行殖民政策和深受殖民政策之害的中小国家的代表,在表决时终于以一百二十七票对一百〇八票否决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提案,通过了左派的提案,它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
会后,列宁仍然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放在首要地位。一九〇八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发表了一篇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战斗檄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全面揭露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科学分析了修正主义的产生根源,精辟论述了反修斗争的伟大意义。
一九一〇年召开了第二国际八大。列宁第二次亲自出席了大会,并且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在修正主义者抛出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提案中充满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黑货,鼓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发展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美化“合作社可以帮助工人准备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民主化和社会化”。
列宁指出:使用“民主化”、“社会化”这种含糊不清的、模棱两可的词句,是修正主义者的“拿手好戏和特殊嗜好”(《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列宁全集》第16卷第279页)。
列宁代表俄国党提出了与修正主义针锋相对的草案,但未能获得通过。为清除提案中的修正主义毒素,列宁和各国左派一起曾作了种种努力。
由于左派的坚持,最后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合作社运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是它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即夺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并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化。”这就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修正主义。
这次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跳出来,妄图翻斯图加特大会的案。各国左派痛斥了修正主义谬论,使大会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
由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第二国际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提前召开了九大。大会通过了号召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巴塞尔宣言》。
“宣言”揭露了英、俄、德、奥等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指明了正在酝酿的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性质,重申了“七大”、“八大”制定的反战原则,呼吁世界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警告资产阶级政府不要忘记普法战争曾引起巴黎公社,日俄战争曾引起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历史先例,表明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欧洲无产阶级就要“采取极端行动”,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
修正主义者尽管在会上还在喋喋不休地鼓噪,但是迫于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反战斗争的压力,他们便在大会上采取两面派手法,虚伪地举手赞同这个“宣言”。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党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就撕去了假面目,践踏了《巴塞尔宣言》,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投入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怀抱,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帝国主义的军事拨款,甚至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号召无产阶级为了“保卫祖国”而互相残杀,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叛卖。
曾在第二国际中起先导作用、同时也是伯恩施坦主义发源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场大叛卖中充当了反革命的急先锋。伯恩施坦等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会议员,在议会中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一起,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号召工人“在战争中支持政府”,甚至派人到前线“激励士气”,公开暴露了他们的投降派的可憎面目。
伯恩施坦还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叛卖行径涂脂抹粉,说什么“德国人民的代表就这样向敌国显示了一条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实际上完全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为帝国主义的对外掠夺效犬马之劳。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之下,二十几个党都纷纷公开版变了。这标志着第二国际的破产,亦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破产。
当时,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左派,逆潮流而进,以《巴塞尔宣言》为武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决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
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不顾帝国主义政府和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种种迫害,毅然决然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揭露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罪行,声讨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行为。
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1、683页)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在政治思想上清算修正主义、在组织上与修正主义决裂、建立左派组织和第三国际的战斗任务,为无产阶级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
布尔升维克党正是在马列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但是,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对于他们的失败是不甘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欢欣鼓舞,而伯恩施坦则极端仇视。
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是“奴役无产阶级”(见《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是“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东方的暴君专制并列”,是“军国主义”(见《拉萨尔和布尔什维主义》)、“恐怖主义”(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九二〇年版跋》),等等。
伯恩施坦还积极参予破坏和镇压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但是,革命的领导权却被党内右派篡夺了。他们组成了临时政府。伯恩施坦担任了这个政府的财政部“助理”,为这个政府出谋划策,竭力美化这个反革命政府,并无耻地吹嘘右派领导的“革命”“几乎没有使任何人伤了一根头发”(见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是的,地主、资本家的确没有“伤了一根头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却人头落地。正是在伯恩施坦参加政府期间,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社会民主党的右派杀害了。
修正主义头子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九二〇年伯恩施坦在修订重印他的“前提与任务”黑书时,公然厚颜无耻地说:“列宁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代表,曾经因为本书而给予它的作者以叛徒称号的光荣。”把耻辱当光荣,这说明他已经死心踏地甘当帝国主义的奴才。
一九二四年,伯恩施坦在其“自传”中声明:“我所提倡的是修正”,“我不能收回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见《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一九三二年底,伯恩施坦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列宁在其反修名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老的修正主义破产了,新的修正主义又冒出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出现、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2页)
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资产阶级,自觉地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